跨國公司為何敢于污染中國
如果不是超標排污的成都生產線迫于多方壓力全部被停，如果生產的不是公眾熟悉的方便面產品，很難想象今麥郎總裁近日會親自趕到北京溝通治污問題。而前幾天與今麥郎同時被國家環保總局披露，一再出現環境違法行為且屢教不改的另外兩家跨國公司——歐諾法裝飾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遠川崎重工鋼結構有限公司至今沒有反應。
用中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的話來說，在他們匯集的中國水污染地圖與空氣污染地圖上，被環保部門公開批評過的跨國公司已近300家之多，但不少跨國公司對上黑榜全無懼色，不但不對公眾做出解釋，也不對其子公司環境違規整改情況進行說明。
為何在本國愛惜羽毛的跨國公司，到了中國就成了污染大戶？
以今麥郎（前身為“華龍日清”）為例，其實早在2006年、2007年中國水污染地圖上，該公司及其各地分公司就已悉數入選，其合資方日本日清公司的兩家獨資廠也名列其間，可謂是“問題嚴重、曝光充分”的反面教材。但據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環境保護局去年9月披露的數據，出現污染問題的今麥郎寶雞公司收到的罰單是：“追繳2005年、2006年排污費，處以罰款2萬元”，而今麥郎集團的網站顯示，僅2004年，該集團銷售收入就高達63億元。算算這筆賬，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今麥郎成都公司敢在污水超標排放、環保設施尚未驗收的情況下強行投入生產，這一天的利潤恐怕足以抵消若干個2萬元。如果不是因為日前被迫停產，今麥郎多半還是不為所動，明年照樣上黑名單。
再搜索一下環保總局手里的罰單：據《水污染防治法》，環保部門可對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單位處以最高100萬元的罰款；據《大氣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事故罰款最高限額為50萬元；據《環境影響評價法》，違反環評擅自開工建設罰款上限20萬元。不要說與跨國公司本國動輒千萬元、上億元的污染罰款相比，就是在中國本土而言，違法成本也遠比守法成本“劃算”。與其說是今麥郎們“國內一套、國外一套”，用雙重標準對待污染問題，還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的標準過低、處罰太輕。
近日還有一條消息，就是韓國冷庫爆炸事件后，遇難中國公民的家屬將得到人均2.4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95萬元）的賠償金，這一數字高出我國賠償標準10倍有余，結果引發了民眾“死就死在韓國”的非理性情緒。但實際上，這樣懸殊的標準絕不是一例兩例，如洪洞礦難中的遇難家屬獲得20萬元賠償金，僅相當于一個美國遇難礦工賠償金的1/37.5。被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環境污染事故的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罰款金額只有100萬元。而同年美孚石油公司為19年前的油輪原油泄漏事件追交的罰款就達9200萬美元（已于1991年支付了調解費9億美元）。
雖然各國國情各異，發展程度有高有低，違法成本之間存在差距，但過于懸殊的差距將懲罰變成了鼓勵，把違法成本轉化為了暴利，結果轉移污染、利用廉價傷害權甚至成了某些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
正所謂“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為了發展對本土企業手下留情，卻讓跨國公司抓住了“中國企業比我們還差”的把柄。為了投資為跨國公司提供“超國民待遇”，結果讓這些在其本國內安分守己的洋企業污染起中國來毫無顧忌。多方面的違法成本過低，讓跨國公司蜂擁而至，帶走了廉價的產品和豐厚的利潤，卻留下了被污染的環境和紙面上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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