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月球上看中國能耗和排放——客觀看待中國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排放問題
【摘要】當我們2000年建設 中國 能源網時，認為中國能源面臨的主要 問題 來自行業壁壘、地域割據和利益集團壟斷，所以我們提出:“站在墻上看中國的能源與環境問題”。此后，我們認為解決中國能源與環境問題的出路，關鍵要堅持全球化，所以提出:“從全球化看中國能源與環境問題”。但我們發現無論你站在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來看中國的能源與環境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局限和偏見，難以客觀、 科學 、公允地看清這一問題。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教授最近提出：“從月球上看地球，從月球上看中國”的新觀點，我們為此深受啟發，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看待中國及全球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排放，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問題的本質，才能找到一個可行的，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解決 方法 。空前的壓力
根據專家推算，中國最快將會在明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不久前，我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電視采訪時，主持人羅杰·哈瑞賓先生直言不諱地問我：“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都在譴責中國?”今天，不僅在中國，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排放問題，“十一五”節能的階段目標未能如期落實，全國人大代表們在問責，歐洲議會在關切，美國參眾兩院在議論紛紛，日本議院也在緊盯著不放，中國能耗和環境排放已然成為引起全球焦慮的焦點。然而，只有客觀地 分析 研究 中國的能耗與排放問題，實事求是地評判，才可能科學地解決這一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與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樣，中國能源利用效率有著巨大的節約空間，還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從微觀層面分析，中國的每一個政府部門、事業機構、廠礦 企業 ，甚至每一個家庭都存在很大的節能潛力和減排空間。但從宏觀層面看，中國總體的能源利用效率可能比世人 目前 認識的水平要高的多，能夠節省的空間和減排空間都要小的多。僅僅靠中國自身的努力將無濟于事，即便中國實現了節能減排目標，世界也不可能大幅度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也許問題將會因此而變得更加糟糕。
中國總體的能源需求還將持續增長，這其中有自身需求，同時也有全球的共同需求，我們必須客觀、科學、實事求是地分析、看待中國的能耗和排放現狀，從全球資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問題，從月球上看問題，否則不僅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政策層面的混亂，也會誤導國際 社會 做出錯誤的評判。
GDP能耗和單位產品能耗能否反映中國實際情況
2006年作為“十一五”開局第一年，全國未能完成降低GDP能耗4%的目標，各級政府、各政府部門和企業都為此進行反省，制定更積極的行政措施，推行更強力的管制措施。但是，我們是否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單位GDP能耗是否能夠客觀地反映出中國的實際能耗水平?不久前，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一位來自日本的能源專家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按照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推算，認為中國的還有52%降耗減排空間。我很疑惑，日本人均能耗超過4噸標準油，而且多年來難以再降低，而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耗不到1.3噸標準油。如果中國可以節約52%，日本的節能潛力將是多少?
在東京吃一碗面條需要80人民幣，北京也就8元，同樣煮一碗面條消耗的天然氣是沒有區別的，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不會有區別，但如果我們采用GDP能耗評判，針對面條的中國萬元產值能耗就是日本的十倍。如果再節約52%，就意味著5個北京人只能吃生面條。GDP能耗在不同 發展 階段的稟賦含義是不一樣的，不能將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按照單位GDP進行簡單比較，如果中國人均643公斤標準油就能滿足發展需要，那么日本的節能潛力將高達84%，美國的節能潛力更是高達92.2%。若是日本、歐盟和美國都能達到這一標準，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早已迎刃而解。
大家總是列舉中國單位產品能耗大大高于先進國家的水平，例如噸鋼能耗，噸水泥能耗等。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找不到答案，為什么大國企集約性強，單位能耗低，國家支持和補助也比較多，卻在市場上干不掉能耗高的小企業?僅僅是小企業可以肆無忌憚地污染環境和偷稅逃稅嗎?一些大型企業在生產現場的能耗和成本可能是低的，但如果考慮將鐵礦石、焦炭和燃煤千里迢迢運到煉鋼廠，再將鋼材產品運到四面八方的市場上銷售，從整個系統的綜合能耗分析，大規模生產的優勢未必都帶來更好的競爭效益和更低的能源環境代價。
在中國鋼鐵行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的噸鋼煤耗比日本高10%，但是為什么日本還要大量進口中國的粗鋼和鋼材，為什么中國2006年還能出口4,300萬噸鋼?盡管在生產現場評價日本的噸鋼煤耗是低的，但是我們從原料現場，到鋼鐵生產現場，再到最終用戶，來進行綜合評價，日本的噸鋼煤耗未必還有優勢，所以價格也就未必還具有競爭力。實際上，日本的噸鋼煤耗是踩在其它國家肩膀上實現的。日本煉鋼的煤是從別的國家采掘洗凈，鐵礦石在別的國家精選，焦炭也是在別的國家煉好，再通過公路、鐵路和海運到日本的，這一過程中的能耗在日本的噸鋼煤耗中未必完全反映出來。所以用單位產品能耗比較，常常也是一場“田忌賽馬”式的游戲，未必能夠反映實際能耗水平。真正能夠說明問題的，恐怕只有在公平競爭后的最終銷售價格。由此可見，只有堅持市場化的充分競爭，并且盡力保持這種競爭的公平性，才能最終優化資源配置，從而降低能耗并減少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
鋼鐵協會認為，我國鋼鐵 工業 能耗同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大的原因是我國鋼鐵工業產業集中度低，企業規模小而分散。2005年我國粗鋼產量500萬噸以上的企業有18家，僅占全國粗鋼總量46.36%。2004年日本粗鋼產量最多的4家企業，占全國粗鋼總量73.22%;美國前3家占61.09%;俄羅斯前5家占78.69%;韓國2家占82%。我國具有煉鐵、煉鋼生產能力的871家鋼鐵企業，按2005年產粗鋼3.5億噸 計算 ，平均每家粗鋼產量僅40.1萬噸，規模小而分散。鋼鐵協會還認為，中國鋼鐵企業裝備不夠大型化也是能耗高的主要原因。2004年日本全國產粗鋼1.12億噸，而全日本高爐數量僅28座，轉爐62座。同年中國生產粗鋼2.747億噸，高爐多達1,131座，轉爐553座。
但是，同樣也是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資料顯示，2005年納入鋼鐵協會統計的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綜合能耗741.05公斤標煤/噸，比2000年下降188.95公斤標煤/噸，五年降低能耗20.32%。據國家發改委數據，2006年我國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能耗同比下降8.8%，噸鋼綜合能耗下降7.1%，總能耗為1.98億噸標煤，噸鋼綜合能耗為645.12公斤標準煤/噸。而2004年的日本噸鋼能耗為656公斤標準煤/噸，這些數據顯示中國正在超越世界最領先的日本。所以，合理的規模是節能的關鍵，而“合理”應該由市場競爭來決定。
中國能耗是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
在研究世界各國人均能耗時，有一些數據令人費解，為什么同樣是島國，采取更積極節能措施的日本人均能耗是4.03噸標準油，而緯度更高的英國僅有3.83噸?為什么對于節能非常積極的德國人均能耗4噸標準油，而它北邊的鄰國丹麥僅3.4噸?研究發現日本和德國的 經濟 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內制造的大量產品出口的世界各地，特別是汽車這樣的商品承載了大量的能源和排放，他們出口產品的同時也在輸出能源和為他人減少排放。
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2007年1月25日宣布，根據初步核算，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09,407億元，約折合26,847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7%。統計局初步測算，2006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24.6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9.3%，低于經濟增長率1.4個百分點。其中，煤炭消費量為23.7億噸，增長9.6%;原油3.2億噸，增長7.1%;天然氣556億立方米，增長19.9%。而200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再破紀錄，達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新華社援引海關的數據，2006年中國全年出口總額9,690.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7.2%;進口總額7,916.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0%。全年貿易順差1,774.7億美元，遠超過上一年1,018.8億美元的順差額。這巨額貿易赤字的背后到底反映出什么問題?
幾天以前，與日本《讀賣新聞》記者寺村曉人討論中國能源環境問題時，我問他中國和日本那一個國家市場更開放?他被我問住了。在北京的街頭可以看到世界各國在中國制造的汽車，奔馳、寶馬、大眾、雪鐵龍、標志、菲亞特、通用、克萊斯勒、福特、豐田、本田、馬自達、斯哥達等等，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的，只能說明中國更加開放，市場化程度更高。我問他，如果日本擔心中國的能源和環境排放，能不能現在將日本在中國的汽車制造廠率先關閉?或者自己建設可再生能源自給自足?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能。既然在中國造汽車，賣汽車，就要考慮這些汽車的燃料和排放;既然把工廠建在中國，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就要對這些企業能耗和排放負責，因為這樣做使日本減少了相應的能源消耗和環境代價。
不僅是汽車，也不僅是日本，全世界的跨國公司都將制造業轉移到中國，這是因為中國擁有源源不斷的優質勞動力大軍，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有巨大的消費市場。這是全球市場化優化配置的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格局，是市場化行為的選擇。這些企業不僅供應中國市場，同時也滿足全世界的需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已經生產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工業品，與外貿額相關的GDP占全國GDP總量的60%，但中國并沒有消耗全球四分之一的能源。
從根本上說，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不在于是在何地發生，關鍵是誰最終消費了這些能源和排放。如果市場需求存在，同時又要滿足這些需求，無論中國是否生產，只要沃爾馬、宜家、家樂福、梅茜沒有關閉，能源的消耗和排放就不可能減少，不在中國形成，就會在印度，或者越南和印尼。而中國由于近30年的建設，港口、機場、鐵路、公路、供水、供電等基礎設施業已建設形成規模，而這些設施的建設已經消耗了大量能源，制造水泥、鋼材，以及建設這些設施都要消耗能源，也就是說這些設施都是二氧化碳堆出來的。如果中國建完不用，等于在其他國家再重新建設同類設施，還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還要重新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全球的溫室效應并不會因此降低，且問題會更加嚴峻復雜。所以，我告訴寺村先生，目前我更擔心的是中國在產業結構調整上步伐過快，人為干預太多， 影響 市場自身的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為全球能源和環境造成更大的完全不必要的代價。
轉移不等于降耗減排
北京在2006年是為數不多能夠完成“十一五”第一年節能降耗要求的城市，北京能夠降耗減排關鍵得益于兩個因素，一個是房地產快速升值無形加大了GDP的規模，靠泡沫增加了基數;另一個是北京將工業企業關閉遷移到外地。
2006年7月15日北京關閉了長期擔負北京燃氣供應，日耗煤炭8000余噸北京焦化廠，把它搬出了北京，遷移到唐山市海邊安了新家。2007年北京依然能夠再次完成節能降耗目標，因為北京下一個目標是將首鋼也搬遷走。到2007年底,完成壓縮北京地區鋼鐵生產能力400萬噸,只在北京石景山地區階段性保留400萬噸鋼的生產能力;到2010年，將在河北唐山的曹妃甸建成一座年產800萬噸鋼的新廠，而北京將不再生產鋼鐵。
是不是北京工程建設不需要鋼材了，不消耗煉鋼的焦炭和煤，北京人不在用燃氣做飯了?現實情況是北京由于奧運建設的需要，消耗鋼材非但沒有減少，而且達到空前的水平;煉鋼的焦炭和煤炭更不可能相應減少;而做飯僅僅從使用自產煤氣改為從陜甘寧輸來的天然氣。能耗和排放在北京雖然減少了，但實際上市場的需求和工廠的轉移反而使整體能耗和排放進一步增加。按照一位記者的形容，只不過是將爐子和煙囪修到鄰居家的院子里而已。
想想看，歐洲和日本的減排不也是這樣實現的嗎?他們的需求并沒有得到有效抑制，僅僅將能耗高、污染大的工廠搬到了別的國家，然后又對那些工廠所在國的能耗和排放問題煞有介事。而美國將如此眾多的產品，以及產品制造所內涵的能源排放，從世界其他國家以成品形式進口，自己依然保持人均每年消耗8.24噸標準油的能耗水平，還動輒拿人均能耗1.3噸標準油的中國墊被。
中國有一個著名的女企業家叫張茵，她的企業在香港上市時幾乎讓投資人發了瘋，她的玖龍紙業股票認購率高達577倍。玖龍紙業的主要業務是進口廢紙在中國再生，而張茵的主要廢紙來源是萬里之外的美國。為什么將廢紙運一萬多公里仍然可以賺大錢，秘訣在于中美航線返程運費低的離譜，因為中國向美國出口大量工業制成品，而返程基本無貨可運。跨國公司在中國生產，在中國采購，將這些靠能源生產的產品源源不斷運往美國，以滿足美國市場的需求。而美國向中國銷售更多的是微軟公司由0和1兩個數碼組合的知識產權產品，以前好賴還有一張石油為原料的塑料光盤，而我最近買了一臺IBM ThinkPad手提電腦，連這張安裝盤也省了。不管怎么說，“視窗操作系統”還是消耗電能編出來的，去年以來，美國的摩根、高盛、美林等投資機構，利用作為中國商業銀行上市戰略伙伴的機會，向這些根本不需要資金的中國商行“注資”，目前已從資本市場獲取了數百億美元的利潤，而這些所有的交易不過是 電子 信息的數據傳送，近乎于空手套白狼。問題是，如果中國也向美國一樣靠信息和知識產權賺錢，全球的能源問題和環境排放就會因此而消失嗎?
所以，我告訴BBC的羅杰·哈瑞賓，逼中國降耗減排就是讓中國也找一群墊被的，世界不會因此而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如果世界真希望控制全球變暖，首先是大家共同改變生活方式，減少最終的需要;其次要盡可能幫助中國轉變能源結構，支持中國使用更多的低碳和無碳的能源。
愿望與能商
羅杰·哈瑞賓告訴我他剛從外地采訪歸來，一些地方的 企業 在抱怨，盡管中央對節能降耗和減少污染排放空前的重視，但是許多地方領導仍然無動于衷。我認為也許不是地方官員不想節能和保護生態環境，畢竟他們自己也生活在地球上。主要的 問題 恐怕還是他們不清楚如何行動是好，缺乏相應的能源知識使他們不知所措，一些人甚至朝著相反的方向行駛仍渾然不覺。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拍攝了一步著名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I Need to Wake Up)》，宣傳他的環保理念，關切全球變暖，號召人們立即行動共同面對氣候變化危機。這部影片榮獲兩項奧斯卡大獎，戈爾副總統也贏得了世人的尊敬。然而2月28日美聯社將得到的戈爾家庭的電費賬單公之于眾，從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時間內，戈爾一家共計用掉19.1萬度電。而所在城市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電約為1.56萬度，一般美國家庭全年平均用電約1.07萬度。然而電力服務公司發言人證實，戈爾從2006年11月起開始每月多花費432美元用于購買“綠色能源”，而且戈爾家正進行太陽能改造工程。盡管戈爾為減少耗電量已經做出了諸如使用節能燈泡和太陽能等努力，但他一家消耗的能源實在超乎想象。
我們并不懷疑戈爾副總統的良好初衷，或許他認為他家的能源來自“可再生能源”，可以無所節制地消耗，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獲得世界上任何一種能源，無論是化石能源，還是可再生能源都將存在環境和資源的代價。建設風力發電需要消耗大量復合材料和鋼鐵，生產它們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建設水利發電站將出現大量淹沒區，淹沒區將產生甲烷排放，而甲烷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1倍;建設太陽能光伏電站需要大量單晶硅或多晶硅，生產這些硅材料要消耗大量的電力。
戈爾副總統犯的是一個“能商”錯誤，由于缺乏能源知識，所以使自己陷入尷尬。犯錯誤的不僅是戈爾，德國 政治 家和美國加州州長史瓦辛格這些環保衛士也因為鼓勵大量使用太陽能光伏電池，而被能源 科學 家認為這僅僅是能耗和排放的轉移。由于缺乏能商作出錯誤判斷的領導不僅是在 中國 ，但我們不應因此懷疑它們的良好意愿。如果國際 社會 對中國施加更多的壓力，很可能迫使中國的節能降耗成為一場“運動”式的行為，短期內我們可能看到一些“令人振奮”的數據，結果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如同1958年的“大躍進”。
轉變中的中國
如果按照GDP能耗 計算 ，中國確實交出了一份很糟糕的答卷，能耗是美國的3.43倍，是日本的6.16倍。但是若根據PPP評價中國能耗，可以算得上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后來居上者，萬美元產值能耗不僅正在直追德日，而且已經超越美國。中國主要依靠能源利用效率很低的煤炭實現的這一成果，這是非常不易的，而美國、日本等國則是大量使用高效清潔的天然氣、石油和核能。
為什么中國的PPP能耗比人們預先想象的低，因為在許多環節中，中國低能耗的結果是與PPP核算方式中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密切相連的。中國有八億農民，他們每年消耗的化石能源非常有限，很多 農村 基本仍依靠秸稈柴草作為主要能源。但是他們并非不創造社會財富，除了供應農牧產品外，他們季節性地到城市來打工為社會創造了大量剩余價值，同樣消耗極少的化石能源。
此外，中國在利用化石能源中也是一個佼佼者。中國有近兩千家熱電廠，2005年6MW以上機組的裝機規模6981萬千瓦，比上一年增加30%。專家推算2006年熱電裝機將超過果8500萬，是全球熱電機組裝機容量和裝機比例最高的國家。中國達標熱電廠的供能效率必須高于45%，這一標準也是全球最高的。國家電網公司前總工程師周小謙2006年訪問日本，日本專家說你們中國實際發電效率是40%多一點，略低于日本，原因在于你們對熱電聯產發電效率核算存有問題。
中國的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是全世界的標兵。水利部資料顯示，10萬千瓦一下的小水電站裝機規模超過4000萬千瓦，全球第一;中國太陽能熱利用產業聯盟理事長羅振濤介紹，中國的太陽能熱水器產業2005年總產量達1500萬平方米，占當年世界推廣量的75.8%，總保有量為7500萬平方米，占世界總保有量的60.6%，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和 應用 大國;中國的淺層地熱資源利用也是世界最領先的國家之一，中國建筑科學 研究 院空調研究所所長徐偉著文，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地源熱泵系統的應用面積已經接近3000萬平方米， 目前 全國在建地源熱泵項目約為500萬平方米，規劃使用地源熱泵系統的建筑面積約為700萬平方米;中國風力發電的增長速度也是世界絕無僅有的，2006年全國已建成約80個風電場，裝機總容量達到約230萬千瓦，比2005年新增裝機100多萬千瓦，增長率超過80%。根據中國風電規劃，2010年裝機容量將達到500萬千瓦，2020年裝機容量將達到3000萬千瓦。
2006年中國未能完成預定節能目標并不能說明中國為此沒有努力，節約能源也是需要有所投入的，不僅僅是資金，而且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所反映的結果就是能耗的增加而不是降低。例如我們將白熾燈泡更換為節能燈，但是節能燈不僅價格高，它的制造能耗高于白熾燈，而節能效果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體現。將一個能耗高、規模小的小火電拆除，擴建一個能耗低、規模大的新發電廠，在前三五年是不可能降耗減排的，因為建設電廠要消耗大量鋼材、水泥，而制造鋼材、水泥和汽輪機、鍋爐都要大量消耗煤炭和電力，而運輸這些設施還要消耗大量石油，常常建設周期就長達三五年，所以在整個節能置換的過程中也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并隨之帶來大量排放來實現的。所有的節能減排效果只能有待未來的體現，今天中國的努力也許要到“十二五”才能充分顯示。
未來中國的能源與排放
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戴彥德曾說：“中國13億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是誰也無法阻止的”。確實，不僅國際社會沒有這個權力和能力，中國政府也同樣沒有。讓中國 經濟 就此停擺，也不可能維持西方國家的幸福生活，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共同來應對中國的能源需求，在保持 發展 的同時盡可能降低碳的排放。這就是“全球化”，“為你就是為自己”(原詞：愛你就是愛自己)。
中國強調“以煤為主”，自力更生地解決中國能源問題，這是擔心中國的能源需求 影響 世界，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能源危險的擔憂。中國除了煤炭以外，自身沒有別的清潔能源可以選擇。煤炭的分子式為：C135H96O9NS，每個煤炭分子中含135個碳原子，所以大量利用煤炭必然會造成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時也難以提高能源轉換效率。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急速增加，迅速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解決這一問題唯一最有效地選擇，就是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新的低碳或無碳能源來支持中國置換煤炭，全球共同幫助中國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發展方向。
這一選擇，首先是鼓勵和幫助中國更多地利用天然氣，天然氣的分子式為CH4，是除氫以外含碳最低的燃料能源，而且能源置換效率非常之高，直接發電效率可達58%，熱電聯產效率可達80%，而采用發布式能源效率可以超過90%，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轉換效率，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利用天然氣的問題上并非中國沒有積極努力，中國曾從美國引進技術，制造生產了大量以天然氣為燃料的大型燃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機組，并建設安裝了數千萬千瓦在東部沿海地區，但是這些機組自建成之后就沒有天然氣燃料可供，被大量擱置“曬太陽”。為了解決天然氣供應，中國政府批準在沿海建設十余座液化天然氣接受站，積極尋求進口液化天然氣渠道。2005年中海油為了更多地供應中國天然氣，對美國優尼克發起并購，希望高價獲得該公司亞太地區的天然氣資源，但是競爭對手雪佛龍得到美國國會政治家的一致支持，將一場有利于全球環境的商業競購描繪成為共產黨對美國的“政治圖謀”，使中海油積極利用天然氣的努力最終夭折，而雪佛龍手中的優尼克在亞太地區的天然氣資源至今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國際社會要想減少中國的碳排放，首先要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其次，對于減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是發展核能，對中國這樣一個原子彈、氫彈、中子彈和核潛艇無所不有的國家進行核技術限制有意義嗎?控核的關鍵不是限制核國家改進核武器，而是避免它們相互使用核武器。鼓勵和支持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將有利于其融入國際社會，降低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如果當初美國西屋公司將它的核電站生產部門不是銷售給日本，而是部分出售給一家中國的企業，中國的市場、中國的成本和中國的資金，加上美國的技術、美國的品牌和質量控制，先進的核電技術不僅在中國，而且可以在全世界大量應用，中美兩國可以為此分享更多的經濟利益，對于全球減排產生更積極的作用。
不僅需要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改進燃料結構，也需要國際社會對中國節能給予支持。中國不要說按美國標準，即便按歐洲和日本以每人每年4噸標準油實現 現代 化，全球屆時就需要60億噸標準油的能源供應中國，這幾乎是目前全球能源供應的60%，世界將無力承受。所以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地采取各種節能措施和大量利用相對環境代價比較低的新能源技術，而這一努力更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推進和協作。應該允許中國企業更多地并購新能源技術企業，不要將這種商業組合優化行為政治化和民族情緒化。將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制造能力和資金儲備與這些新能源企業的技術、研發、質量控制等優勢繼續優化組合，不中國將因此獲益，全世界都會共同受益。
從根本上說，解決中國能源環境的最終辦法還是要依靠市場化和全球化，通過有效的資源和環境交易來解決問題。政府不是直接干預，而是設計更多的行之有效的交易模式，建立更加規范透明的交易平臺，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交易規則，通過市場化建立自組織系統，讓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家庭主動參與節能環保，并得到應有的回報。《紐約時報》記者對于我曾發表的一些關注浙江節能的文章感興趣，去年中國能源網曾組織十位記者去浙江調查研究，發現浙江每一位企業家和每一個政府官員對于節能的關注程度完全出乎大家的想象。在浙江上游的供應能源的熱電企業和下游的生產企業已經形成一個利益鏈條，每一個企業都在精打細算，千方百計降低能耗，因為降低能耗就可以保持下游企業在終端市場的競爭優勢，下游企業做大做強才能使上游企業保持發展和利潤。為什么上下游會一條心地去節能，因為所有的企業都是民營的，節約下來的每一分錢都會成為他們自己的利潤和市場競爭優勢。浙江許多熱電企業為追求最佳能效而不愿多發電，政府為了在應對缺電不得不額外補貼他們增加電力供應。浙江的經驗使我們看清了一個問題，節能減排必須和利益銜接，而這需要我們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
中國是一個快速進步的國家，在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許多國家百年文明的進程;中國也是一個體量巨大的國家，她的啟動轉軌需要比別人更多的過程。但是，一旦中國步入正途，她對于人類進步的意義將是巨大而堅實的。我們希望所有關心中國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能源專家能夠從月球上的視角，而不是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對中國的能源和環境問題，冷靜的看一看，冷靜的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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