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土壤污染調查
就世界范圍而言，土壤污染尚是一個“新的問題”。
如何做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統一，是全世界面臨的復雜課題。土壤科研人員發現，即使是在南極上空或喜馬拉雅山脈之巔，仍然會有ＤＤＴ或六六六的殘留。
中國受污染的土壤到底有多少？污染范圍和程度究竟如何？土壤對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時會達到極限？
中國科學院院士、土壤地理學家趙其國告訴記者，雖然２００６年中國開始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與防治專項調查工作，但是到目前為止，人們還無法準確地回答上述問題。
這些暫時不能解答的疑問，從一個側面折射了中國土壤污染預防與治理的現實狀況。而城市土壤污染問題這兩年才受到關注，以前搞的土壤調查，僅是從農產品安全與生態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問題，實際上是隨著污染企業搬遷剛剛進入我們的視野。
北京：地鐵工人倒下之后
“北京污染場地的治理在全國是一個好的開端。北京的企業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終出讓價會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暫的土壤治污史中，２００４年三名地鐵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個鮮為人知的轉折點。
這一年的４月２８日中午，北京市宋家莊地鐵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當３１號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３米處時，他們聞到一股強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預先準備，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當土坑被掘至５米深處時，三人均出現不適癥狀，其中一人開始嘔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鐵營醫院，其中癥狀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壓氧艙治療，至當日下午４時出院。另兩人癥狀較輕，簡單治療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點原是北京一家農藥廠的廠址，這家農藥廠在上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被北京紅獅涂料廠合并。
“這是北京市對場地土壤 污染重視的開始，那是２００４年。”北京市環保局固體廢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訴記者，“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就開展了潛在污染場地調查工作。”
２月２３日中午，李立新帶著記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的污染土儲存地。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個暫時存貯污染土壤的大棚。大棚內以萬噸計的污染土壤，將采用熱解析方法進行處置，該技術能滿足污染土壤修復標準，且不破壞土壤的成分。
２３日下午，記者來到同樣位于南口鎮的北京市金隅紅樹林環保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紅樹林公司 。這是北京第一家規模化安全處置污染土的單位，承擔過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環境應急搶險任務。
紅樹林公司市場部經理劉科告訴記者：“處理污染土壤，先要對污染土壤的成分進行化驗分析，確定是否適宜利用水泥窯焚燒處置，適宜焚燒處置的污染土，需結合水泥生產的要求，確定單位時間的焚燒量，進入水泥窯內進行煅燒。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煅燒為水泥的熟料。”
針對不同的污染狀況，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燒等異位土壤治理技術，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廠、北京紅獅涂料廠、北京輪胎廠，共３個廠區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約３０萬噸。
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公司、紅樹林公司都是首次參與處置大規模的被污染土壤。
城市地價的昂貴推動了土壤治污
隨著城市的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北京從上世紀８０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廠停產、搬遷，相比其他城市，拆遷的規模較大，時間較早。這使城市不同區域的功能不斷發生變化。
為了興辦“綠色奧運”，首鋼漸次壓產、停產，２００６年７月，北京焦化廠停產。隨即，北京市面對這些工廠停產后的廠址再利用問題。
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６年，北京市環保局組織調查了１８家已停產或即將停產的化工企業，其中在對６塊場地進行現場土壤和地下水采樣檢測中，確定了場地污染物。
１９９５年國家頒布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主要是針對農用土壤的質量標準，標準值僅涉及部分重金屬和六六六、滴滴涕。這一標準，難以適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評價。
２００７年１月，北京市環保局發布了《場地環境評價導則》，用于規范土壤評價的方法和程序。
２００７年７月，北京市環保局發布《關于開展工業企業搬遷后原址土壤環境評價有關問題的通知》京環發１５１號 ，要求工業用地原址在二次開發利用前必須進行場地環境評價，發現存在污染的場地要制訂土壤治理修復方案，由原污染企業負責污染場地的治理和修復，污染場地經治理修復合格后，方可進行其他用途的開發建設。
“這個法規非常重要，作為行政性規章，這在全國是第一個。”李立新說。
截至目前，北京市環保局已組織相關單位對近５０個場地進行了場地環境評價，評估場地涉及鋼鐵、焦化、化工、染料、紡織印染、汽車制造、農藥等行業。
評估發現，７塊場地受到污染，必須修復，才可達到規劃用途的環境要求。其中部分場地污染嚴重，污染深度達到１５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惱在于，該法規的制約力有限，沒有相應處罰權。希望國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盡早出臺。
北京的土地資源緊張，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現廢棄土地的情況。原紅獅涂料廠廠址污染是比較重的，但其高達１億元的治理費用，最終都消化在土地流轉交易的費用之中。這是因為土地的利用價值遠遠大于治理價值。
李立新認為，地價的昂貴，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土壤污染的治理。
“北京污染場地的治理在全國是一個好的開端。北京的企業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終出讓價會因之下降。”李立新說，“其他大中城市，土地的利用價值較高的，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問題，但對于偏遠地區，土地價值不高，這在治理機制上可能就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污染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
一節一號含汞電池爛在土壤中，可使１平方米土地失去使用價值。
普通人常有這樣的誤解，就是把土地當作有效的“污染‘濾器’，以為危險廢物傾倒于地面，會經土壤滲濾并‘消失’。”
可事實是，對于土壤污染物來說，全球是一個閉合系統——任何土壤污染物的輸入均可產生長距離傳輸、轉化生物／非生物 、生物累積、毒性效應，土壤污染物并不會消失，它將持續地存在于閉合的全球系統之中。
中國環境學會理事謝輝說：“土壤污染物非常穩定，對于光、熱、微生物、生物代謝酶等各種作用具有很強的抵抗能力，在自然條件下很難發生降解。一旦進入人體內，就等于將其放進了儲藏室，造成不可逆轉的危害。一旦進入環境中，將在水體、土壤和底泥等環境介質以及生物體中長期殘留。”
土壤如同地球的皮膚，水體和大氣的污染，最終將歸結于土壤之中。土壤受到污染后，又會通過揮發、滲透進入大氣以及地表和地下水水體，形成循環。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土壤污染正呈現逐年加劇的態勢。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地球是平的，在全球化過程中，高危性的重化工企業有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最近說，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個工廠煙囪也拆掉了，據說，這些工廠都遷到了中國。”
“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是分不開的，要綜合治理。”夏家淇說，歐美國家總是把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他們的管理部門和研究部門都是如此。
謝輝說，中國這方面的工作剛剛起步，因為涉及到兩個專業，各專業都從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考慮，土壤方面就是以土壤為主體考慮。這兩部分的工作其實是分不開的。現在中國環境科學協會認識到這一點，專門成立了一個土壤與地下水專業委員會。
針對污染場地再開發，許多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與政策來進行管理，如美國的《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和超級基金計劃、加拿大的《國家污染場地修復計劃》、日本的《土壤污染對策法》。
這些法規政策規定工廠、企業廢棄和轉產后，進行土地再開發時，必須進行污染調查、評估和必要的修復。
國家環保部門在２００４年頒布了《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產生危險廢物的工業企業在改變原土地使用性質時，需要進行土壤環境狀況調查和確定土壤修復方案，原生產經營單位須負責治理并恢復土壤使用功能。
謝輝說：“這個通知并非強制性的法規，中國也沒有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因此絕大多數國內廢棄的工業場地再開發并未實施環境調查和修復。一方面，中國在廢棄工業場地再開發的環境調查和評估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方法和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中國還缺乏場地調查的污染物范圍、污染物的評價標準和土壤污染的清除標準，特別是中國有關廢棄的工業污染場地再開發的法律法規還幾乎是空白。”
據《北京科技報》報道，中國工業企業８０％集中在城市，長時間的積累使工業企業場地污染物濃度遠遠高于其他區域土壤。
夏家淇說：“如果在已經嚴重污染的場地蓋居民區，就會對人民健康帶來危害。特別是有些化工廠遺留的污染物，很多都是致癌的。像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它在地下有一道縫隙就可揮發出來，所以，這個問題是十分讓人擔心的。”
“十一五”規劃對全國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國家已安排１０億資金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國家環保部門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會議，宣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正式啟動。這項工作將耗時三年半時間，調查范圍覆蓋除臺灣省和港澳地區外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全部陸地國土。
“日本上世紀７０年代出現了‘骨痛病’，其政府開始重視土壤污染。”夏家淇說，“現在，土壤污染問題在中國還沒有充分暴露，這反而令我憂慮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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