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蔓延到城市，水污染已到危險臨界點
核心提示：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后，平均每兩天就要發生一起污染事故，其中70%為水污染。愈演愈烈的水污染事件，已從農村蔓延到了城市，從偶發變成了常態，從電視里走到了生活中。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多次表示，“中國水環境現狀，不能說已經難以挽回，但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上。”拯救水環境，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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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①：紅日阿康化工廠排污的小河經過常旺村匯入臨沂羅莊經濟開發區東邊2公里處的陷泥河（與下游的武河和邳州境內的城河是同一條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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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②：江蘇邳城鎮城河節制閘邊搭滿了臨時腳架，治污工程依舊在進行中，五個閘口中有兩個正在開閘放水，兩名工人在這里投放凈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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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③：上游的化肥廠排污，河道大受污染，江蘇邳州市城山村村民李勇河承包的魚塘圍網中央漂浮著幾十條死魚。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奇缺的國家，人均淡水資源僅為23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全國有近2/3的城市缺水。與此同時，我國又是一個水污染高發的國家，7大水系中的26%、9大湖泊中的7個，水質均已為五類和劣五類。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后，平均每兩天就要發生一起污染事故，其中70%為水污染。愈演愈烈的水污染事件，已從農村蔓延到了城市，從偶發變成了常態，從電視里走到了生活中。
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多次表示，“中國水環境現狀，不能說已經難以挽回，但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上。”拯救水環境，迫在眉睫。
走近“容易受傷”的河
7月下旬，江蘇邳州河道再度遭受山東臨沂化工廠的砷污染，讓3個月前剛剛花費千萬元的治理成果打了水漂。上游的臨沂市政府隨后宣布嚴肅查處違規排放的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控制污染的進一步蔓延，而下游邳州的工人們則又一次加班加點進行二次治污。8月中旬，本報記者奔赴今年兩度發生砷污染事件的江蘇邳州和山東臨沂，試圖走近那條“容易受傷”的河。
邳州百姓：魚還在一點點死去
從徐州下了火車，記者直奔70公里開外的邳州市。砷污染事件中的城河便是從山東臨沂一路流經這里的邳城鎮然后南下匯入京杭大運河。坐上一輛當地出租車，三十出頭的駕駛員石榮振對于老家邳城的河道污染滿腹怨氣：“污染一直都有，都快10年了，只是今年特別嚴重，所以鬧大了。”
剛一進城山村，聽說是來采訪水污染的，村口不少村民紛紛圍攏了過來，你一言我一語：“以前還能打井喝水，現在只能買5塊一桶的桶裝水喝了。”“魚塘里的魚年年死，養魚的都出去打工了。”問他們知不知道污染從何而來，村民直言不諱：“臨沂的紅日阿康，生產化肥的，主要是他們，還有就是一些淀粉廠”。再問有沒有跟村里反映過問題，村民們的回答更是實在：“山東的事，俺們哪管得了，之前中央臺都來過了，不是照樣污染。”
按照石榮振的指引，記者找到了村里面積最大的一片魚塘。放眼望去，圍網中央幾十條漂浮的死魚在陽光照射下分外刺眼，而魚塘的一邊直通城河上游。記者提出想近距離看看魚塘里的魚，于是村民石峰劃著一條破舊小船，把記者載往魚塘中心。剛接近圍網邊緣，一股臭味便撲鼻而來，仔細往水里看，魚塘里還是有不少活魚的。石峰舀起一瓢池水，渾濁發黃的顏色著實讓人吃驚：“污染最厲害的時候，城河水整個都是黑色的，光沫子就有兩米多高，我們只能把魚塘的引水口封閉，但絕大多數魚還是會死。”
魚塘的主人李勇河告訴記者，從2001年起城河水質便開始惡化：“1997年我承包這個魚塘，剛開始效益很好，每年總能掙個十萬八萬的。后來河道開始污染，上游的化肥廠一排污，我們下游就跟著遭殃。”無奈之下的李勇河只能選擇外出打工。其間，59歲的李勇河也多次想重操舊業，因為像他這個年齡打工也只能做做看門之類的低收入工種，只是每次回到村里看到水質，他都無奈地放棄了。
今年年初，好不容易下決心重新承包起魚塘的李勇河再受重創：“元旦剛過，上游一大股污水下來，幾萬斤魚苗一夜之間死得干干凈凈。”李勇河所說的，正是今年1月初山東省紅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違法排污所導致的砷超標水污染事件。此后臨沂、邳州兩地政府出資千萬元進行整治，到4月份，兩地環保部門宣告全部污染水體都已恢復正常。李勇河一咬牙又拿出四萬塊錢買了兩萬斤魚苗賭一把：“現在，那些工廠排污已經不敢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都是在半夜里或者下大雨的時候一點一點地排，魚也就一點一點地死。四萬塊錢的魚，到現在又一萬五沒了。”對于剩下的活魚，李勇河不抱啥指望：“大污染過后上面來人監測過，說這里的魚都不能吃。要賣，也只能拉到幾十里外別的鎮上去便宜賣掉，更別提三天兩頭還有污水下來，最后還不知能剩多少魚呢。”
記者隨后來到了城河節制閘。節制閘邊搭滿了臨時腳架，治污工程依舊在進行中。此時，五個閘口中有兩個正在開閘放水，兩名工人各坐一邊，用大勺子從麻袋中舀出一勺勺黃色粉末，投入河中。麻袋上，凈水劑聚合硫酸鐵的英文赫然在目。一位工人告訴記者，他們是邳城鎮翻水站的，從8月3日開始在這里投放凈水劑，最嚴重的時候，五個閘口全部開啟，并由五名工人一起投放。當記者提出要找人了解具體治污進展時，工人指了指另一頭辦公室中一位穿襯衫西褲的男子：“找他，他是站長。”奇怪的是，面對“這樣的治污還將持續多久，是否有成效”這樣的簡單問題，該男子卻一口一個無可奉告，還直接以“我不是站長”來搪塞。
在接連去了邳城鎮水利站、鎮政府采訪無果后，一位年輕的水利站副站長把記者再次引向了負責具體治污工程的鎮翻水站：“你們去找翻水站站長，他知道具體情況。”記者按照工作人員的描繪找到了該站站長，依然是那位襯衫西褲男子，只是，他還是“無可奉告”。
臨沂百姓：常旺成了“癌癥村”
明明就是污水的“受害者”，當地政府為何還對治污諱莫如深？帶著疑問記者繼續向城河上游的污染源地——山東臨沂進發。
記者在羅莊經濟開發區紅日阿康化工廠東邊2公里處找到了陷泥河（與下游的武河和邳州境內的城河是同一條河流）。乍一看，這里的水質還不錯。一位從小生活在這里的長者告訴記者，現在這里看到的河水是不久前上游引入活水“勾兌”后流過來的，所以看上去還行：“你們可以去下游的常旺村看看，紅日阿康排污的小河經過那里才匯入陷泥河。村子三面被那條小河環繞，是這里有名的‘癌癥村’。”
由于紅日阿康化工廠門前戒備森嚴，記者未能進入廠區。記者隨后來到常旺村。剛沿著進村的土路走了沒幾步，一條顏色泛綠的小河便出現在眼前。寬2米不到的河面上，漂浮著各種生活垃圾和糞便。離河不遠的樹蔭下，七八個老大爺正在下棋打牌。對于污濁的小河，他們早已司空見慣。79歲的王大爺告訴記者，這里的水污染從開始出現至今，已快10年了。從前河水清澈見底，被大家當作澡堂，如今，這條河的“職能”已然發生了大轉變：“污染太嚴重了，河水有時黃、有時白、有時黑、有時綠，現在，我們只能把這里當垃圾站，村民們的生活垃圾干脆都倒在河里了。”
當問到有沒有向村里反映過污染情況時，王大爺無奈地搖頭：“反映有啥用，我們只是老百姓，沒辦法的。”在他記憶中，污染了這么多年，只有去年來人治理過一次：“那一次，整條河都給掏干了。”可好景不長，很快小河又充滿了“色彩”。
在老人們看來，村里是因為收過化肥廠的錢，就是所謂的“污染費”，才會對污染置之不理。村里雜貨鋪老板程士田記得，僅有的一兩次“污染費”，發放到村民手里“按照等級每人也就10，20，30塊3檔。”伴隨著這廉價的“污染費”，常旺村這幾年得病的人逐漸多了：“最多的是癌癥，其次是小兒麻痹癥。”程士田告訴記者，村里老張家今天剛剛辦完喪事：“62歲的老張以前身體可結實了，要是不得癌癥，怎么著也能活到七八十。”他說，“一直以來的污水主要都是紅日阿康排的，但他們是臨沂的大企業，又是中外合資的，我們村子里很多人還用他們的化肥呢，所以不解決也很正常。”
臨沂官員：“暗訪，你們隨便訪”
離開常旺村，我們沿著這條無名的“排污”河一路輾轉向東，最終在一座橋頭找到了它的歸屬。在這里，渾濁的河水夾雜著垃圾匯入陷泥河，交匯之處，色差明顯的分界線很是醒目。公路兩側，“專治癌癥，治愈收費”的野廣告占了墻頭。離譜的廣告詞似乎昭示著常旺村如今窘迫的境地。
采訪的最后一站，記者來到臨沂市環保局。法宣科一位工作人員試圖用“領導都不在”打發記者，見記者不肯離去，便拿著手機走出屋外和領導聯系。可等了半天結果還是“領導都不在”。記者表示已去常旺村實地調查過，想問一下環保部門究竟知不知道那里的污染情況，該工作人員顯得頗不耐煩：“那里的水質不都已經達標了嗎？”見記者依舊不依不饒，該工作人員最后拋下一句：“要暗訪，你們隨便訪吧，明訪，我們這沒啥可說的。”
一邊是兩地政府大張旗鼓的治污、達標，一邊卻是兩地百姓揮之不去的黑水、廢水。究竟城河中的水是否還在受污染，受著何種物質、何種程度的污染，記者沒法得出確切的結論，恐怕需要有關部門動一下“真格”或許才能給出真相。但從記者調查情況來看，無助的城河還在繼續“受傷”，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畢竟，魚還在一點一點死去。
“叛徒”書記解讀環保謎局
提起侯宜中這個名字，在江蘇省儀征市可謂是無人不曉，很多老百姓用“儀征英雄”來形容他。從2004年底調任儀征市環保局黨組書記，到2007年3月退居二線，再到如今專職“上書”，侯宜中累計收集、形成各類材料20余萬字，向各級領導呼吁、反映儀征“揚州化工園”的環保問題19次，終于讓儀征的環境問題漸為世人所知。本報記者結束了在邳州、臨沂的采訪后，專程趕往儀征，對采訪中遇到的一些困惑，請教了這位很多官員眼中的“叛徒”書記。
環保干部“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在侯宜中眼里，臨沂的水污染其實是很普遍、很典型的中國式基層環保問題。“作為邳州來說，被污染了，他們按理說是可以跟上游山東這邊‘發火’的。但從政治層面上來說，因為排污的是兄弟省市臨沂的大企業，所以臨沂市政府這邊可能很早就會跟徐州這邊打招呼，如果真是這樣，那作為縣級市的邳州又有什么‘權力’再‘發火’呢？從經濟層面上說，產生污染的大企業也很可能會出錢補償下游那些被污染的鄉鎮，這個錢未必會進老百姓口袋，但如果拿了錢，至少當地官員們是不會再出聲了。從區域層面上說，污水流經地區的經濟發展快慢、平時流域污染程度的大小、沿河群眾窮富和對環境保護意識強弱不同，對此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再看臨沂這邊，之所以污染會持續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解決，可能是因為污染還沒有影響到整個地區的根本生存問題。在巨大的GDP‘誘惑’前，當地的環保干部就只能做做穩定工作。砷污染被曝光，主要因為它毒性太重，影響過于惡劣。”在侯宜中看來，一般情況下只有當大安全事故、大群體性事件、大領導過問、大媒體曝光這“四大”出現的時候，基層政府才會開始重視抓環保。
“其實基層的環保干部面對污染，要承受來自企業、群眾、領導三個方面的氣，管與不管都要有一頭不討好，這樣的壓力之下，能不為‘政績’，而真正為保護環境‘叫勁’的人還能有多少呢？”侯宜中以他幾年來一直舉報的揚州化工園為例：“幾年來盡管環保違法違規一直不斷，但儀征還是有一大批人因為化工園而升遷。既然如此，誰還會去為保護環境‘賣命’呢？現在不少的環保局長，基本都是‘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法規標準相對滯后，環保部門無力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較快，化工產業的飛速發展有目共睹。但原有國家制定公布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過低，已明顯不能適應人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這也造成了時下即使“污染嚴重”、環保部門也“無能為力”的窘境。
侯宜中告訴記者，揚州農藥集團優士化學公司的廢氣長期擾民，嚴重影響了儀征城市發展和市民生活，但由于排放的廢氣特異因子沒有國家排放標準，盡管“民怨沸騰”了五年，除了行政力量制止、干預以外，對企業至今無法處罰。
與此同時，相關環保法律在日益嚴重的污染面前也顯得有些“軟弱”、“單薄”。侯宜中表示，有時，面對一些企業的污染行為，執法人員看了恨之入骨，可是要處罰、制止，卻找不到相應法律文件的具體規定。即使有處罰條款，可操作性也不強，光是罰點小錢，對于污染環境者根本起不到威懾作用：“相對于昂貴的污水、廢氣處理費用，幾萬到幾十萬的‘違法成本’真是太低了。這也是很多企業有恃無恐亂排污的癥結所在。”
江蘇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日前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主犯、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胡文標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這是我國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違規排放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當事人判刑。侯宜中對此舉雙手贊成：“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信號。沒有正直媒體的曝光，就不可能產生這種信號。在一些地方的基層政府，有了污染一糊二捂三拖，不出事不重視，甚至出了事不曝光不處罰。只有處罰嚴厲了，才能讓那些無視環保、惡意排放的人有所顧忌、不敢犯罪。”除了處罰排污當事人以外，侯宜中認為還應當追究當地政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控制住污染的勢頭。
一些排污企業想方設法與環保部門“躲貓貓”
作為一位前環保局黨組書記，侯宜中目睹的污染事件不少。在他看來，盡管目前國民的環保意識正在逐漸提高，但細看到各個階層、各個領域，其中的差距還是很明顯的，一些大型企業環保意識較高，能自覺、主動地把環保放在第一位，而很多中小企業對環保認識就非常膚淺。另外大城市的企業整體環保意識高于同類型小城市企業。
侯宜中給記者介紹了很多企業慣用違法伎倆：“為了早投產，他們可以不批就建；為了回避、應付環評，他們可以說謊、做假，甚至勾結環評公司；為了減少投入，可以不建、少建、遲建三廢處理設施；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處理設施可以少運行、不運行、偷排、暗排。這些企業經常與環保執法人員‘躲貓貓’，‘打游擊’，這樣一來，就更增加了基層環保的難度了。”
在采訪的尾聲，侯宜中建議：“一些經濟發展較快、污染嚴重的地區應該放一放GDP，用‘環保優先’來修復環境狀況；對正在發展之中的地區應真正實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并重’方針；對生態保護責任重、不宜發展經濟的大流域、自然保護地區應當運用國家‘生態補償’政策，重點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國家人多地少，資源不足，環境形勢將更加嚴峻，環境污染的事件還將不斷出現。現實國情已經表明‘中國污染不起’，‘污染了也治理不起’。現在，中央關于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和新的科學發展考核評價意見已經出臺，地方政府如果再不改變重GDP輕COD（化學需氧量）的老觀念，那遲早還是要走國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條路中國人走不起。”侯宜中沉重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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