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正在升溫的“反燒浪潮”?
公眾:反焚燒源于恐懼
反焚燒已經由單純地反對選址演化為反對焚燒路線，但由于關鍵元素“二惡英”無法在線監測，使得焚燒項目推動者和反對者形成膠著狀態
擬建的垃圾焚燒項目往往在完成立項或者剛開始立項時就遭到周邊群眾的抵制，而已建成且運行多年的垃圾焚燒項目，也被“反燒風”波及，卷入“危害公眾安全”的漩渦。“反燒風”何以在短短數年之間席卷很多城市？其內在力量源泉和外在誘因究竟是什么？其間的各種矛盾最終指向了什么？本報對此進行了深入調查和采訪。
爭取更好的生存生活環境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這一前提下，為了爭取自身利益而反對在居住地周邊建設垃圾處理設施，是反對焚燒項目建設的主要驅動力量。
記者去年在南京調查江北焚燒項目爭議時，周邊持反對態度的居民最為直觀的目的就是“為保護良好的生活環境，為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和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擬建)、武漢市漢口北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擬建)、上海江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已建)等項目周邊居民一樣，他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選址，在居民相對較少的區域重新規劃建設。
而去年底廣東番禺的反焚燒者更將這一訴求進一步擴大和深入，由反對番禺項目落戶本地區進而反對垃圾焚燒處理方式，且聯合了已建的李坑垃圾焚燒項目、擬建的花都垃圾焚燒項目等項目所在地區的居民共同抵制垃圾焚燒。番禺將“反燒風”推向新的階段，其行動的成功也使得北京、南京等“反燒”的群眾充滿希望，全國性的“反燒”氛圍已基本形成，也越來越接近日本、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反焚燒浪潮。
反焚燒源自于對二惡英的恐懼。在擬建垃圾焚燒項目的地方，反建居民最有力的反對依據是“二惡英”；而提起垃圾焚燒，大多數公眾直觀反應也是“二惡英”。記者曾采訪了全球著名的檢測儀器生產商Waters ，其負責人表示，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二惡英無法實現在線監測。
最近，有關李坑垃圾焚燒場周邊居民癌癥發病率的調查，結果顯示，垃圾焚燒場建成之后，附近居民癌癥發病率有明顯上升。在去年年底中國固廢網舉辦的固廢高級論壇上，原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提出這一調查結果，并要求李坑垃圾焚燒場的運營商威立雅環境集團技術總監張進鋒作出解釋，張進鋒表示，他沒有掌握相關數據，在沒有病理分析等詳細資料的情況下，無法做出回答。
沒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數據支持，焚燒處理企業確實無法令公眾放心，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反對者以二惡英作為反對垃圾焚燒的理由也欠充足。
垃圾焚燒場是否是癌癥發病率提高的罪魁禍首？
對此，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說，“從我所掌握的專業知識來看，二者毫不相關”。他解釋說，即便是對二惡英進行過多年深入研究的國際反焚燒組織也未將垃圾焚燒與焚燒場附近居民的癌癥發病率聯系起來。煙囪的高度和風向決定煙塵飄落的位置，即便真的有影響，受影響的也不會是離焚燒場最近的區域。
徐海云認為，政府應該對此做深入調查，通過病理分析得出科學結論。如果二者真的有關聯，就不僅僅是選址的問題，而是“焚燒項目根本就不能建設”，因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二者沒有聯系，那么“垃圾焚燒項目會導致周邊居民癌癥發病率升高”的說法就是對垃圾焚燒項目的誹謗。
責任方:應檢討監管和運行
拋開無法拿數據說話的二惡英，部分運行中的焚燒項目對周邊居民生活的影響成為反焚燒的有力論據
通過對各地焚燒項目的實地調查，徐海云指出，目前已運行的部分垃圾焚燒項目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不到位、運行監管缺位等因素，造成了對周邊居民生活環境的不良影響，因此導致公眾對焚燒項目的不滿和抵制。
據報道，深圳龍崗平湖垃圾發電廠有兩個煙囪經常在夜間不定時地直接排放濃煙，煙塵和臭味嚴重影響周邊居民生活。當初這個項目的建設方向當地居民承諾 “用比澳門更加先進的技術來建設平湖發電廠”，而正是澳門“無臭、環保的發電廠打動了前往考察的居民代表”。深圳市相關部門在此發電廠建成之初承諾過，每季度會向社區下發關于發電廠的環保測試評估，可是到現在為止，附近的輔城坳社區并未接收到任何一份環保報告。
同樣，上海江橋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居民也一度因為臭味問題反對其二期項目建設。非但已建成的焚燒項目因為未能履行當初環保承諾而造成公眾對焚燒的不信任，運行中的填埋項目臭味擾民問題也是公眾反對焚燒的間接原因之一。
記者在調查南京江北垃圾焚燒項目爭端時，當地居民明確表示，對于延續多年的填埋臭味問題尚不能解決，怎么相信焚燒項目能夠達到所承諾的環保標準？
所有這些問題都劍指監管。而事實上，許多地方的反焚燒群眾，都已將前期分類不足、監管不嚴等問題列入反對理由。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院長徐文龍分析說，對于焚燒項目，如果政府垃圾處理補貼費不到位或監管不嚴格，雖有現代化的煙氣處理成套技術和設備，但企業在運行過程中，為了降低成本，不按要求操作，可能會出現煙氣不達標排放的情況。
這是垃圾處理項目在產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目前在項目招標過程中，低價競標現象越演越烈，其結果就是犧牲環境。徐文龍建議，政府在BOT招標過程中，應該建立合理的公平、公正、公開的評標原則。此外，政府應該充分認識到，垃圾處理項目的責任主體仍然是政府而非企業，應該從前期建設到后期的運營進行全程監管，建立起一整套切實可行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將項目交給企業了事。
據徐文龍透露，目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正在加緊制定相關標準，有望通過建立第三方監管等多種模式，實施垃圾處理設施全過程監管。
媒體:更應科學嚴謹
面對較為敏感和專業性較強的社會話題，媒體更應該科學嚴謹地報道，而不應該隨意引用未經核實的數據和信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表述將誤導公眾，同時也損害自身的權威性
二惡英，這些被稱為世紀之毒、被定性為一級致癌物的化合物群體在短短數年之間迅速成名，同時也與垃圾焚燒項目緊緊聯系在一起，與媒體的關注和宣揚不可分離。面對垃圾圍城和焚燒項目帶來的爭議，全國媒體又開始了新的饗宴。
然而，對于相對專業和科學性較強的領域，綜合性媒體的報道是否符合科學事實？權威媒體在專業領域內是否仍然“權威”？
不合事實的報道對受眾不負責
去年9月3日中央電視臺(以下簡稱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稱“中國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們的生活圈不斷逼近”。而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對1980～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的統計，年均增長率為5.9％。徐海云分析說，生活垃圾增長，一方面表現為消費品的增加，如包裝物等；另一方面，表現為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減少，如家庭蜂窩煤用量的減少等。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生活垃圾量的變化。
其報道中說，“全世界每年產生4.9億噸垃圾，而中國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億噸”。但全球城市生活垃圾量2006年預計20.02億噸。徐海云給記者列舉幾個國家的生活垃圾量:2006年，美國生活垃圾量2.31億噸(來源:美國環保局)，日本為5204萬噸(來源:日本環境部)，德國為4640萬噸(來源:德國環境部)，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1.49億噸，中國城鄉的生活垃圾總量預計3億噸……僅這些就已經超過4.9億噸。
此外，關于報道中所說的“日本仍然是二惡英排放第一大國，空氣里二惡英的含量是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美國環境保護署某報告指出，在普通美國人體內發現的二惡英水平已經達到或接近于對人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水平；目前，全球發達國家的垃圾焚燒廠在不斷關停”等說法，徐海云表示，“這樣的說法不知道有何依據”。德國的生活垃圾焚燒廠就一直在增長；(圖1)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在下降，但連續運行的規模較大的生活垃圾焚燒廠無論是數量還是處理能力都是在不斷增加。(圖2,圖3) 美國近10多年的確沒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燒廠，但美國生活垃圾年焚燒量一直穩定在3000萬～3300萬噸，僅次于日本(來源:美國環保局)。
 圖1 1965~2007年德國生活垃圾焚燒廠發展狀況 |
 圖2 1975~2006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燒廠處理能力變化 |
 圖3 1975~2006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變化 |
對于二惡英排放量，根據日本環境部公報，2004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燒量約為4000萬噸，煙氣中二惡英排放總量64g，比1997年的1506克下降了98％。根據美國環境署(E P A )統計，美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惡英年排放當量從1987年的1000g下降到2002年的12g，而相應的露天焚燒庭院垃圾所排放的二惡英當量總計要超過600g。徐海云認為，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的數據沒有統計和研究支持，“基本上是無稽之談”。
記者調查發現，央視的這個報道引起了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紛紛猜疑，也使對專業知識本就匱乏的普通民眾更將垃圾焚燒當作洪水猛獸，同時也將部分所謂“主燒派”專家推到了風口浪尖。
模糊報道有違客觀事實，誤導公眾
被媒體和公眾認為是“主燒派”的徐海云表示，他沒有說過自己是“主燒派”，而是一向主張因地制宜地處理生活垃圾，比如在內蒙古等地廣人稀的地區，他就主張填埋而不是焚燒，焚燒只是部分大城市面對垃圾圍城不得已的選擇。——顯然，“主燒派”和“反燒派”是一種創造。
之后，《南方周末》通過對部分垃圾焚燒專家學術歷程的深入調查分析，做了《專家、說客還是商人？》的報道。然而，其中卻出現了不該有的事實錯誤。
文章說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是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聶永豐的學生，然而，事實情況是，聶永豐的學生徐海云并不是城建院的徐海云，二者只是重名而已。記者就此分別采訪徐海云和聶永豐時，二人均表示，從未有人向他們核實身份。
此外，文章中分析的聶永豐申請的焚燒爐專利問題也有誤導嫌疑。聶永豐的專利是生活垃圾熱解氣化焚燒爐，目前主要用于醫療垃圾處理，并且聶永豐早已將此技術專利轉讓給他人，不再是此專利的擁有人。文中還說，“細心的網民們還發現，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數據庫里，收入的聶永豐教授的專利發明就達到了25 項，絕大部分都與垃圾焚燒有關”，而實際上，聶永豐所持有的專利有27項，涉及到生活垃圾、污泥、餐廚垃圾、有機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等的填埋、焚燒、堆肥和污染場地治理等各種技術，其中僅一項是關于焚燒爐的，另兩項是關于垃圾焚燒飛灰處置的，即便也算是與焚燒相關，也只是他持有專利總數的1/9。
而其關于“利益集團”的分析，也值得商榷。本報記者參加了某網所做的固廢論壇，并調查了主辦方和參會的多家企業，未發現所謂“利益集團”。與會企業中有主營填埋業務的，如合家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環衛集團等，有研究堆肥技術的，比如普拉克環保系統(北京)有限公司、美商國際等；與會專家中除了與焚燒相關的之外，也有王偉(清華大學教授)、史駿(北京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項目中心副主任)等研究其他垃圾處理技術的，以及趙章元等反對垃圾焚燒技術的學者。
媒體的引導對公眾影響巨大，面對垃圾處理這個專業和嚴謹的話題，權威媒體尚且如此，罔論其他。近日關于李坑垃圾焚燒廠鍋爐爆炸，網絡上有“焚燒廠發生爆炸，驚現蘑菇云”等聳人聽聞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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