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誤讀“環境容量”
把“環境容量”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一個約束性指標，正成為各地各部門的主流認識。然而，共識之下卻衍生出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動輒以“環境容量”為名由，寬容甚至縱容一些與環境不太“友好”的項目或產業進駐。
尤其在一些欠發達地區，這種情形相當普遍，且愈演愈烈。“環境容量”往往成了招商引資的“招牌”、“亮點”，“這里環境容量大，現在還承受得住，即使有點污染也沒關系……”諸如此類的話，不時掛在一些人的嘴上。乍聽起來，好像說得在理。其實，細究下去就會發現，這乃是對“環境容量”的一種誤讀，一種濫用！
作為標示環境自凈能力的指標，環境容量指的是自然環境可以通過大氣、水流的擴散、氧化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將污染物化為無害物的能力。有多大的環境容量，就意味著可以容納多少污染物而又不對環境造成永久性損害。一旦污染物存在的數量超過最大容納量，這一區域環境的生態平衡和正常功能就會遭到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所講的環境容量，是基于常量情況下、靜態考察而測算出的結果。實際上，一個地區環境容量有多大，是隨著污染物不同、自然條件不同而動態變化的，實際容量底線如何，誰也無法精確到位。所以，如果簡單、靜止地把區域環境容量大小“套用”成能否吸納高污染風險項目的條條杠杠， 那么，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蹈入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陷阱”。
因為，構成環境破壞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何時出現，無法確知。以我國目前整體脆弱的生態承載能力來探這個底，在理論上是幼稚的，在實踐上更是災難性的。要知道，環境不是其他物品，我們沒有“試錯”的本錢，絕不能等到環境損壞到難以修復的地步再回頭治理。
何況，空氣、水是流動的，一地的環境容量不僅受制于本區域的環境狀況，而且要服從于更廣范圍的生態承載力。環境容量的邊際只是相對的，并不可以固化。
偏于一隅地看待環境容量，其實質亦是一種環保的“地方保護主義”。
從深層次上看，以“環境容量”為“寬容”污染的藉口，其錯誤在于沒有意識到環境容量的公共性。當企業把廢氣、廢水、廢渣等污染物排放到公共空間中去，它們實際上索取的是環境容量這一種隱性的公共資源；若放任以“容量之大”來盲目“引污”，這其實是默許逐利沖動在環保問題上肆意侵害公利，最終必然釀成“公地悲劇”。對環境容量的濫用，正是對環境公共產品屬性的漠視！
那么，究竟該如何“正讀”環境容量？其實，不少現實提供了答案———國家對松花江實行休養生息，體現出的就是對環境容量的尊重。最近，省委書記李源潮在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會議上，要求環保部門“從重微觀達標轉到重總量控制，不能只管單體排放達標，不管湖體總承受能力”，則是對環境容量的更高層次上的體認。還有，從區域、流域的規劃環評到區域限批、流域限批，這一系列環保新政的著力點，正是打破行政區劃、著眼地緣關系、讓經濟增長服從更大區域范圍的環境容量。
善待環境容量，一是要算大賬總賬，二是要有長遠預期。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能把環境容量定義為可以“放”多少進來，而應定義為應該“留”多少給未來。
有位專家曾打過比喻：環境容量就相當于一個家庭的住房空間。試想，不論房子是幾室幾廳，你不可能每個房間都堆滿家具，總得要有空間留出來吧。同樣，環境容量也要有“留白”。無論是發達還是欠發達地區，發展都不能超負荷進行，更不能提前透支。
正確對待環境容量，一方面，要用結構調整的辦法積極地保護環境，通過發展先進生產力，淘汰落后生產力，努力實現增產不增污、增產要減污。特別是要加快發展高技術、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的“兩高兩低”工業；擴大發展占用資源少、污染少、附加值較高的現代服務業。另一方面，要巧用“環境容量”，關小扶大，扶優劣汰，騰籠換鳥，將容量優先配置給經濟效益高、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少、污染排放低的優勢企業，從而促進整個產業又好又快發展。我省率先提高污染排放標準，率先出臺嚴于國家標準的化工污染排放標準，其意皆在于用“環境容量”推動產業趨“輕”、趨“綠”。
如果能這樣善待“環境容量”，一定可以獲得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實現由“環境換取增長”向“環境優化增長”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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