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環保禁令引發健康危機
為遵守《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美國聯邦政府對破壞臭氧的氟氯化碳（CFC）發出禁令，卻殃及了全美2,290 萬哮喘病患者。非專利藥沙丁胺醇吸入劑是最常用的短效哮喘藥，CFC 的作用是把藥推入肺中。按照法律規定，2008 年12 月31 日之后此藥將禁止銷售。內科醫生與患者正對這項禁令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因為它對臭氧層的影響微乎其微，卻使患者的錢包大受其苦——換了商品名的替代藥物價格是原來的3 倍，高達40美元一罐。考慮到哮喘患者中貧困人員比例較高，以及近期調查顯示大約二成哮喘患者沒有醫療保險，這項禁令就更加讓人不安。
 價格沖擊：就價格而言，不含對臭氧有害的CFC的沙丁胺醇吸入劑（左圖）是使用CFC的非專利吸入劑（右圖）的3倍以上；后者到今年12月31日將完全被前者取代。 |
2007 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藥劑師萊斯利· 亨德勒斯（Leslie Hendeles）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CFC 吸入劑的限制及過渡問題。他在文中寫道，“這項禁令完全是政治決策，與醫藥和科學無關”。1987 年，美國國會簽署了《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根據這一國際公約，所有非必要用途的CFC 都要逐步停止。當時，醫用吸入劑被認為是必要用途，因為尚無切實可行的替代品問世。1989 年制藥公司開始聯合攻關，最終在1996 年開發出一種對臭氧層無害的新型拋射劑——氟烷烴（HFA），用來推送沙丁胺醇。在多種以HFA 作為拋射劑的沙丁胺醇品牌藥問世之后，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在2005 年宣稱，CFC 吸入器不再是必需的，必須在2008 年底全部撤柜。
過渡悄然無聲地開始了，越來越多的患者發現他們的處方變了，花的藥費也高了。許多人不禁質疑，為什么這項禁令非得在非專利藥問世前就開始執行不可？至少有一位FDA 顧問委員會成員、美國斯特里奇－洛約拉醫學院（Stritch-Loyola School of Medicine） 的尼古拉斯·J· 格羅斯（Nicholas J. Gross）對這項決議公開表示了遺憾和反對，并請求將禁令推遲到2010 年，即首個專利藥到期之時。
格羅斯表示，這項決議與環境毫無關系。在《蒙特利爾議定書》簽署時，沙丁胺醇吸入器釋放的CFC 還不到總釋放量的千分之一。他的評論是“這純粹是個象征性問題”。
一些懷疑者將視線投向了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和梯瓦（Teva）這三家制藥公司，他們擁有HFA 沙丁胺醇吸入劑專利藥，已經從中獲益數十億美元。亨德勒斯說，盡管FDA 顧問委員會意識到了醫藥費用的上升，但他們仍然相信制藥公司會為個人承擔的額外藥費埋單。比如，這三家公司已承諾向全美國診所捐贈一百萬罐HFA 吸入劑。但據亨德勒斯介紹，葛蘭素史克并未完全執行，但先靈葆雅和梯瓦已經執行完畢。葛蘭素史克沒有對此作出回應。
亨德勒斯認為，目前的問題在于藥用級別的CFC 存貨很少，而如果FDA 不繼續促進HFA 吸入器的生產，公眾面臨著沙丁胺醇氣霧劑短缺的危險。他提出CFC 一旦變得稀缺，可能非專利藥的成本也會上升。格羅斯對此并不認同，他表示，吸入劑短缺和CFC 生產廠家關門恰恰是禁令導致的。
HFA 吸入劑也并非沒有遭受抵制，某些哮喘患者堅持認為，它們不及CFC 吸入劑好用。不過亨德勒斯指出，兩者的差別在于制造方法和維護方法。與CFC 吸入劑不同，HFA 類產品必須更仔細地灌裝和清洗，才能適應更黏稠的HFA 配方。此外，HFA類產品會在沒有提醒的情況下突然噴完，而不會像CFC 吸入劑那樣，事先提醒用戶該裝置中的藥物成分已快見底。亨德勒斯說：“藥劑師也許不會告訴人們這些東西，醫生又不知道這些情況。”
這項決議導致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也許是經濟作用的結果，而不是藥物化學的副作用。多項研究已經顯示，藥價的提高導致堅持治療的人數量減少。有一項研究發現，病人在自付醫藥費翻番后，會少用三成的平喘藥。對于哮喘之類的慢性疾病，讓患者持續堅持治療方案是特別困難的。美國哈佛醫學院的健康政策專家邁克爾·切爾紐（Michael Chernew）評論道：“一般來說，任何讓你決定不服藥的理由，都沒有花不起藥費更充分。”
選擇放棄治療不僅會影響患者自身，還會影響他人。亨德勒斯舉例說：“如果一位哮喘病孕婦不接受治療，她提供給胎兒的氧氣就會減少，從而產生一些先天缺陷，或者早產。”考慮到哮喘在貧困人口中特別高的患病率，這項看上去保護環境的決議，最終可能會迫使人類付出意料不到的高昂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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