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垃圾圍城之后
在見到王久良前的一個禮拜，我剛剛在微博上轉發了他的作品《垃圾圍城》中那張在谷歌地圖上標出所有垃圾場的圖片。當時是因為密密麻麻的黃色圖標圍住了北京城，感到格外觸目驚心，憤青如我，必然會假裝平靜地轉發之。但除此之外對這個人，其實不甚了解。
12月2日，福特環保獎的頒獎，王久良最后上場，拿的是自然環境保護-傳播獎大獎。他站在臺上的樣子略顯拘謹，穿深咖啡色的長袖T恤牛仔褲，留齊齊的板寸，主持人讓他發表感言，他說了不到三句話，然后從中國環保之父，原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手中接過了獎牌。
后來他告訴我，這個獎對他來說最大的意義，是為他的《超級市場》項目帶來了重要的啟動資金——《超級市場》不會像《垃圾圍城》那么簡單，一兩個人就能搞定。在他的計劃中，這會是一個結合了圖片、影像、裝置等多種手段的綜合藝術，而矛頭也會直指那些瘋狂擴大生產的企業，以及各種被制造出來的需求。拷問企業的責任，很大程度上，會讓面臨更難獲得企業贊助的問題，盡管這個項目需要的資金遠遠多于《垃圾圍城》，初步估算在140萬元左右。但王久良對贊助商也一樣苛刻挑剔，“有些企業就是給我錢我也不要。”
從2009年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拿特別大獎至今，《垃圾圍城》攝影作品和紀錄片都已經拿了太多的獎項，帶來了一定的獎金收入，但這些錢顯得零敲碎打，“那也比沒有好。”
王久良做《垃圾圍城》之初沒想過會一步步“沉淪”到今天。2008年前，他經歷了從紀實攝影到藝術攝影、概念攝影的轉變，熱愛鬼神傳說的他和妻子一起到田間地頭拍小時候奶奶講的那些鬼故事的場景，“半截驢啊，鬼媳婦啊，其實鬼故事歸根到底是對一種情感的渴望。”拍攝中他看到了滿地的垃圾，滿地的化學藥品瓶子，出現在最偏遠的農村里，昔日的青山綠水只留下被污染的水塘。于是，他開始開著摩托車去尋找垃圾們的出路。
《垃圾圍城》展出以來引起了較高的重視，北京市領導看過王久良作品后不久，市政府決定在接下來的5-7年內，用100個億的資金來解決垃圾問題。王久良自己也在這三年時間里扎扎實實地讀完了《垃圾清潔焚燒發電技術》、《垃圾的歷史》、《食品包裝安全360問》等書，但是每當媒體問他如何看待垃圾焚燒的爭議時，王久良往往會直截了當地拒絕，“處理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我們要反思的是垃圾的源頭在哪里?”他痛恨浪費，也痛恨無端端被制造出來的所謂需求，“那么多小包裝，那么多一次性用品。”
我們坐在他跟朋友借來的沒有暖氣的臨時工作室里聊天，屋里飄著一股淡淡的泡面味，“幸虧沒有暖氣，不然就臭死了。”他笑。這兩天他在嘗試將超級市場的概念付諸嘗試，除了收集了一萬雙從垃圾場里撿來的全新的一次性拖鞋外，還有這些從垃圾場里扒拉出來的碗裝方便面盒。“我要把這些方便面盒都放到貨架上去，就好像你在超市看到的那樣，豐富多彩。然后拍下來，按原比例打印出來。我們要制造一個垃圾的超級市場，或者說，一個超級市場的東西賣出去以后，會變成多少垃圾。這是很觸目驚心的量級。”
有時候我會覺得王久良有些過于理想化，女兒2010年出生，妻子在山東老家帶著孩子，他自己在北京家里架了幾臺機器連夜剪片。去年有個報社想招聘他做攝影記者，最終他覺得不自由還是拒了。“妻子不可能完全支持，她也是人，但她理解我。”
而他屢屢提到的企業對產品負有連帶責任，這個觀點他堅定不移。2日下午我見到某化學品公司中國區總裁時將王的觀點帶給了他，他反駁說“我們還沒有辦法要求我們的銷售人員去一一教會農民如何回收包裝，但我們在嘗試諸如用可降解材料制造包裝。很多時候生產企業有著有限責任，就好像我們不能因為牛奶里有人摻三聚氰胺而不生產這種化工原料了。”再后來我把這話帶給王久良的時候，他只說了兩個字，“狡辯”，然后推薦我看艾倫·杜寧的《多少算夠》，“現在我們有多少是炫耀性消費?多少的過度包裝?不要總是用‘消費者有需求’‘方便’做借口。”
現在，王久良最想找的是一個愿意將自己家的生產線貢獻出來給他拍照的企業，“我就想拍一個大量生產的場景，一個意象，企業的名字產品都可以不出現，就是表達一個產品被無休生產出來的意思，作為《超級市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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