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治理：“零廢棄”思維漸行漸近
不管是“眼不見為凈”一埋了之，還是用最先進的技術無害化焚燒降解，垃圾總會以某種形式和我們相伴。減少垃圾污染的最好辦法，是減少垃圾本身——讓垃圾盡可能多地轉變成再生資源。而要達到“零廢棄”目標，需要資金和技術，更需要創新的思維 垃圾治理：“零廢棄”思維漸行漸近
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環保人士開始轉變思維：即使是最先進的垃圾處理技術，要做到“零污染”也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垃圾無害化處理過程越來越大的成本，更是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包括個人無法承受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再將垃圾看成是討厭的“廢棄物”，而將它視為一個“資源”問題，我們的回旋余地就會寬裕許多——如果我們有辦法做到“零廢棄”，那么“零污染”也就水到渠成。
一群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制造出一堆垃圾，然后因為討厭它們，把垃圾燒了或是胡亂掩埋，以為就此眼不見為凈——誰知沒有被“善待”的垃圾們，在集聚了更大能量后一點點冒出地面，回到人類世界后，開始向這群人實施“報復”……
讓人擔憂的是，這并非好萊塢B級片的大路貨橋段，不會在90分鐘后的“TheEnd”字幕中結束，而是始終與我們相伴的現實。
瑞典：垃圾處理“華麗轉身”為綠色增長機會
在瑞典，人們會告訴你：4噸垃圾等于1噸石油。瑞典人說：“我們把垃圾看成了能源，它們為我們創造了財富。”
在瑞典南部，曾經有一場著名的法庭官司。有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帶著她的煎鍋走到了垃圾回收站，她搞不清楚手里的這把煎鍋到底應該放在哪一個回收的容器里，雖然她也詢問了回收站上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老太太把煎鍋放到了塑料垃圾回收容器中，結果被控告并判了罰款——因為她沒有把垃圾放到對的地方。這件事情在瑞典引發巨大爭論。
在瑞典，垃圾分類背后有一套嚴厲的監督體系和激勵機制。“我想這個事件以后，也許瑞典的垃圾回收站變得稍微寬容點了。”瑞典駐上海總領事姚漢森(Bengt.E.Johansson)感慨道。但從這樁官司中足以看出，“分類”與“回收”，已經成為瑞典人的一種生活傳統。
強化“生產者的責任”
這個900萬人口的國家，平均每個人每年制造500公斤垃圾，這些垃圾的一大半通過物質回收循環利用了，另外一小半通過焚燒從垃圾轉化為能源，為瑞典的家庭供熱供電，只有4%被填埋。根據歐盟對垃圾循環利用和能源恢復的定義，瑞典的垃圾回收率達到了96%，成為世界的領先者。
這一成績，與瑞典在垃圾管理方面長期持續的努力息息相關。瑞典的垃圾管理主要有三種類型的參與者：當地的市政負責家庭垃圾，生產者對各自的產品負責，產業或商業社區對其余的垃圾負責。
瑞典是最早提出生產者責任想法的國家。早在1975年，瑞典就提出關于廢物循環利用和管理的議案：產品生產前生產者有責任了解當產品廢棄后，如何從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的角度，以適當的方式處理廢棄產品。1995年，瑞典將“生產者責任”正式列入法規。“我們有針對生產者責任的嚴格法規，每個生產者都對賣出去的產品負有回收的責任，比如，每個賣酒的必須收回酒瓶，每個賣電池的人都要回收廢電池。”姚漢森說。
要做到“全民回收”，法規制度的建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讓全民“心甘情愿”地去做，讓民眾切身體會到回收所得到的好處。舉個例子，瑞典家庭去超市購物之前，往往會準備好兩樣東西，一是帶好自己的環保袋或是用過的包裝袋，因為超市的袋子是要收費的；二是帶好家里收集起來的瓶瓶罐罐，來到超市里，就將這些瓶瓶罐罐放進專門的收集口中，隨之一張標明金額的單子吐了出來，憑著這張單子，顧客可以從超市的收銀處拿到“回收費”，或者就干脆用來沖抵自己本次的購物。
為垃圾焚燒找到一個盈利出口
垃圾焚燒在許多人心目中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字眼，然而在瑞典，人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垃圾轉化為能源”的一項環保舉措。
嚴謹而公開的數字統計，讓瑞典人的確不用為他們的空氣質量而擔憂。1991年，瑞典一共有18座垃圾焚燒站，每年排放100克二惡英。到2006年，瑞典的垃圾焚燒站總數上升到29座，全年排放的二惡英是0.7克，遠遠低于交通行業、工業所排放的二惡英。
在選擇垃圾處理的優先權上，瑞典采用歐盟所提出的“垃圾處理層級原則”，先是號召垃圾減量，然后在再利用、材料循環之后，才采取垃圾焚燒。所以，送到瑞典的垃圾焚燒廠的垃圾已經是通過層層篩選過的，一是保證了廢棄物盡可能地被循環利用，并且避免不合適的物品進入焚燒；二是保證垃圾的熱值，成為名符其實的“燃料”。
為了提升垃圾的生化處理率和提升塑料制品的循環，避免上述廢棄品的焚燒，瑞典政府還對用作焚燒的家庭垃圾征稅。垃圾焚燒廠所要繳納的家庭垃圾焚燒稅，取決于這家焚燒廠是不是用來供電，如果供電的話，轉化效率如何。比如，一家不供電的垃圾焚燒廠需要繳納每噸500克朗的稅收，而一家發電效率符合標準的垃圾焚燒廠只需要繳納每噸100克朗的稅收。通過這樣的經濟杠桿調節，一些落后的垃圾焚燒廠自然被淘汰了，市場上剩下了真正的“從垃圾到能源”的垃圾焚燒廠。一項針對歐洲國家的“能源恢復”的調查顯示，瑞典的“從垃圾到能源”工廠的轉化效率是最高的。
“垃圾焚燒首先要在環保上達標，在這個前提下，盡量做到最好的經濟效益。但是，即使中國的垃圾比國外的垃圾熱值含量要低，一座從垃圾到能源的焚燒廠，也是能在經濟上做到自我運營的，但問題在于是否能回收你的原始投資。環保這個問題是，你的標準做得越高，你的前期投資可能越大。”ECOEnergy總經理Niklas Ahlsen說道，這家來自于瑞典的公司專門提供垃圾焚燒處理的解決方案，正在為常州的一個垃圾焚燒廠提供設計與運營顧問。
當初，垃圾治理在瑞典更被看成是一件與環境相關的問題，主要是如何保證環境的整潔衛生、不影響自然和人類健康。但隨著觀念和技術的發展，瑞典人開始將垃圾治理看成是“資源利用”，并且摸索到了一系列可持續的方法，特別是在沼氣利用和能源恢復領域，同時取得了環境和經濟上的雙贏。
“4噸垃圾等于1噸石油。”瑞典Ostergotland清潔技術協會的主席GertKindgren會告訴你這樣一個等式，“我們把垃圾看成了能源，它們為我們創造了財富。”
巴西：熱帶天堂如何成為“拾荒者樂園”
巴西目前共有60萬從事“材料再利用和回收”的拾荒者。相對許多國家對拾荒者的傳統偏見——無家可歸的、對社會治安造成影響的人群，巴西的拾荒者大軍卻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他們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標準的兩倍，他們被政府看作是解決垃圾問題的主力軍。
“從明天起到2014年年底，凡是購買固體廢物作為其產品生產的原材料和中間材料的企業，將獲得工業產品稅(IPI)的稅收信用。”去年11月21日，巴西社會發展部長Tereza Campello在巴西“第十屆垃圾與公民論壇”上宣布這項稅收激勵法案。
消息一經傳出，巴西國內的兩大類人群明顯受到這項新政的觸動。首先是對政策導向異常敏感的企業家們：新政策意味著企業的產品要想在未來的市場上獲得競爭力，就必須考慮這項稅收激勵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企業的原材料采購政策將重新設計——到底有多少原材料可以使用回收的廢物，或是干脆針對利用回收廢物研發新產品。
另一大人群，則將會直接受惠于這項新政，他們就是在巴西街頭或是垃圾處理站中到處可見的拾荒者。因為這項新政明確指出“固體廢物必須從材料拾荒者合作社直接購買，該合作社的規模必須在20個人以上，禁止私營企業的參與。”
拾荒者合作社
事實上，這項由巴西總統親自批準的法案，讓全國數以萬計的拾荒者在工作和收入上實現“雙豐收”。巴西應用經濟分析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1年，巴西共有60萬從事“材料再利用和回收”的拾荒者。相對許多國家對拾荒者的傳統偏見——無家可歸的、對社會治安造成影響的人群，巴西的拾荒者大軍卻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他們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標準的兩倍，他們被政府看作是解決垃圾問題的主力軍。在過去五年中，聯邦政府對拾荒者的定向投資已達到相當于約15.4億元人民幣的水平，并幫助他們購買設備、機器、車輛以及廠房倉庫的建造。
為何巴西的拾荒者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這需要追溯到19年前成立的一家名為“巴西回收委員會”(CEMPRE)的民間公益組織。
CEMPRE是由13家在巴西的跨國公司以及巴西私營企業一起出資成立的，其中包括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奔馳、利樂等這些國際知名品牌，當時成立的主要宗旨，是在巴西建立一個平行于政府環衛部門的垃圾回收體系，幫助巴西政府提高垃圾的回收率。在CEMPRE對巴西各地的廢物回收管理項目的調查中，他們發現巴西社會的很大一部分回收工作是通過非正式的渠道完成的，也就是出自于拾荒者這一社會的弱勢群體之手。
于是，鑒于巴西的發展狀況，CEMPRE決定創造出一套獨特的機制，發展拾荒者合作社，幫助這些拾荒者提高工作的效率，并提升社會地位和收入，這樣一方面解決了社會的失業率，另一方面，利用巴西的廉價剩余勞動力，采用人工分揀的方式來提高垃圾的分類效率。1994年，CEMPRE推出了關于發展拾荒者合作社的教育工具手冊，這份手冊的教育對象大部分是文盲的拾荒者，向他們講述如何跨出建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包括這些拾荒者的生存現狀；城市回收和環衛項目是如何進行的；拾荒者的安全和個人衛生建議；在收集垃圾的同時不弄臟街道的重要性，以及與社會的其他群體保持良好的關系。
正是在CEMPRE的推動下，拾荒者合作社的模式得到了巴西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巴西民眾的認可，拾荒者從過去的游擊隊作戰轉變成一支不可忽視的正規軍。目前全巴西已經建立起610個拾荒者合作社，每建一個合作社只需投資2.5萬-5萬美元。
隨手揀垃圾很值得
如果你在圣保羅想要扔掉一部舊手機的話，先不要忙著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只要登錄的網站，輸入你的地址和準備丟棄的電子垃圾的類型，就可以找到離你最近的、接收該種類型垃圾的地方。這個網站把谷歌地圖和圣保羅的電子垃圾收集站數據庫結合起來，使得信息直觀可見，輕松獲取，更加實用有效。
雖然巴西的總體垃圾回收率還無法與瑞士、德國、荷蘭這些發達國家相比，但在一些領域，巴西的回收率令人刮目。比如，2005年，巴西回收了當年出售的96%的鋁罐，大約940萬個鋁罐……越來越多的促進垃圾回收的活動在巴西受到關注。去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拉開帷幕的“干凈的巴西！我們一起來行動”的全民拾荒活動，點燃了巴西眾多城市居民的熱情。9月25日，活動輾轉到坎皮納斯的時候，一共有12000個人參與，總共收集了400噸垃圾。
日本：商業化的“垃圾創意”
資源循環如果和利潤不掛鉤的話，是很難堅持下去的，所以必須要為這些資源循環找到一個商業化的模式。實現商業化，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技術，還包括一整套體系。
豬骨拉面，是位于日本南部福岡縣的特色小吃，1000多家拉面店散落在福岡的各個角落。這些拉面店每天門庭若市，賣出無數碗用豬骨湯做底料的拉面，與此同時，也扔掉無數桶廢棄的豬骨。如今，這些豬骨已不再承受成為“垃圾”的命運，而是被專門送到一家為這些廢棄的豬骨而成立的公司，在那里變身為獨特的園藝肥料——“福岡豬骨粉”——熬湯之后的豬骨中依然含有豐富的化學物質——磷，磷被稱為肥料三大營養成分之一。
從廢棄的豬骨到倍受歡迎的園藝肥料，經歷了變廢為寶的過程。福岡資源循環利用綜合研究中心（簡稱“循綜研”）的研究開發課課長川原賢二指出，這其中最大的困難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廢棄物從哪兒來，二是產品應該賣給誰。要將廢物利用成為一項事業，不僅需要開發專業性強的回收利用技術，而且需要制定有關的手續制度，并建立穩定的原料提供與再生產品的流通體制。
在福岡地區，專門致力于廢物利用的新公司，正如雨后春筍一般出現，“垃圾創意”的成功案例在福岡比比皆是。
比如將紙尿布變成建筑材料。過去，使用過的紙尿布除了被焚燒或填埋，對環境造成影響之外，沒有其他的利用價值。但循綜研卻打起了廢棄紙尿布的主意。先是解決“廢棄物從哪兒來”的問題——只有把同類別的廢棄物放在一起、形成規模的時候，這些廢棄物才具備成為“資源”的資格。將這些紙尿布回收在一起，提取其中所含的紙漿之后，接下來需要攻克的難題是如何取得更多的紙漿？循綜研的科研人員們通過水溶解處理，已經將最初的40%的利用率提升到了80%。這是一個利好消息，不過，另外一個難題隨之而來——“做成什么樣的產品，賣給誰？”——找到市場的切入點，往往是廢物再利用事業能否成功的關鍵點。
循綜研的科研人員們一開始認為這些從廢棄紙尿布中提取的紙漿有三種可能的用途：造紙、再回收制成紙尿布；用于建筑。后來發現前兩條路都走不通，因為廢棄紙尿布里的臟東西無法完全清除到可以造紙和紙尿布的程度，而用于建筑則是一個很好的出口。“過去，我們使用的是石棉，后來開始使用紙漿，這樣可以讓建筑物更加牢固。從前用的是新紙漿，現在則可以用回收的紙漿，用于各種不同的建筑材料。”川原賢二表示。如今，這項出品于福岡的技術正在國內外得到普及。
在這些成功商業化的“垃圾創意”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參與者，那就是循綜研。它是福岡縣政府下面的一個機構，循綜研與企業、大學一起研究最新的技術，并為企業提供資金援助，但不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相比傳統的科研機構，循綜研更注重拉近研發與市場的距離，對于一些容易只偏向于學術、理論、技術的工作，不僅由研究人員參加，而且還請企業、行政人員以及NPO非營利組織等參與，共同進行研究開發。另外，為了建立穩定的循環利用體制，循綜研作為政策推進型研究機構開展各項活動，綜合性解決各種問題，比如配合分類回收、確保再生產品的銷路等。
“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發現，資源循環如果和利潤不掛鉤的話，是很難堅持下去的，所以必須要為這些資源循環找到一個商業化的模式。實現商業化，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技術，還包括一整套體系。所以，這是一個集中了上層和下層的共同努力的結果。”正是出于川原賢二所指的理由，2001年，福岡政府專門為促進資源循環經濟而成立了循綜研。
長期的環境治理為福岡培養了環保產業的土壤，在北九州的生態工業園里面，聚集起了一大批的“再生事業”——從塑料瓶、辦公設備，到汽車、熒光燈、豆腐渣、食品殘渣……形成了福岡獨特的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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