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新政：社會化問題最終還需社會性解決
廣州準備7月10日起試點“按袋計量收垃圾費”，我印象中，這應該是4月1日起垃圾不分類要罰款（試點）以后的第二次政策宣示。這個新政策能否推行下去，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一直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系統工程，它首先涉及觀念的共識：大家都同意垃圾要分類并且自己會去執行分類。然后涉及規則：初始垃圾如何分類？分類以后的垃圾如何收集、轉運？轉運以后的垃圾如何處理？等等，很多環節，一環扣一環，環環相扣，每一環都必須協調一致，不能出任何紕漏差錯。如果其中一環不到位，那么一切都會前功盡棄。
這就是社會化，它就像一個流水線，將所有人都連接在一起，人人各居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每個環節必須協調一致才能確保長期有效運轉。
而我們的問題恰恰就在社會性不足。垃圾分類要是都同意，但是不是真的打算去執行，只怕要打個問號。原因多種多樣：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對垃圾分類的信心、搭便車、節約省錢，等等，有網友甚至擔心會出現“把別人垃圾袋偷走或者是把別人垃圾袋打開塞自己的垃圾進去的行為”，考慮到我們中國人無窮無盡的“聰明智慧”，這樣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總之，一盤散沙的社會化水平使“垃圾場效應”在我們這里不僅僅是個比喻，而是天天在發生的真實故事。以這樣的社會化水平，實施垃圾分類這種高度社會化的工程怎能讓人樂觀得起來？
據說廣州這次搞的“按袋計量收垃圾費”是借鑒了臺灣的經驗。2009年我去臺灣，發現他們那里的餐廳都沒有牙簽，詫問之，答曰餐廳的廚余垃圾會運到養豬場，加工后直接給豬吃，牙簽會弄傷豬的嘴巴，所以餐廳都不備牙簽。我非常驚訝，為這樣的社會組織化水平，驚問做到這一點花了多長時間，答曰20年———正是臺灣社會轉型、公民社會發展成熟的時期！
聯想到廣州，應該說搞垃圾分類，出發點是好的，但步子是否太急，超過了社會組織化水平的實際———社會成員參差不齊的素質，迷信政府權力強制性主導、經濟手段誘導性調節的行政習性，以及如影隨形的貪腐，都是社會組織化水平低下的表現。以如此低下的社會組織化水平，去實施一個高度社會組織化的系統工程，就好比叫中國足球隊去奪世界杯冠軍。
然而，“垃圾圍城”迫在眉睫，社會化工程歷史欠賬太多，等完美的社會化解決方案成熟，“不如索我于枯魚之肆”，于是，我們看到了“治標”的下策：城管委說準備裝攝像頭來監督市民扔垃圾，同時輔之以宣傳推廣。只是，無處不在的攝像頭杜絕不了刑事案件的發生，監督人們自覺地將垃圾分類又有多大效果？還有諸如“環衛工人收集垃圾時一旦發現哪袋垃圾袋里垃圾沒分好，就可以對照號碼查找到垃圾是誰家的，方便后續跟進教育甚至處罰。”———但愿環衛工人不要累壞，但愿教育處罰有用，但愿住戶不要跟他們發生沖突！
形格勢禁之下的下策總是令人糾結，在泥沼中前行的有關方面，始終要明白治本的方向：垃圾將所有人連接在一起，是個典型的社會化問題；社會化問題只能社會性解決，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除非你能用槍頂住每個人的后腰———十人以下的小圈子小團伙可以，但一個千萬人的社會，怎么可能？只有好好培育社會，使社會日益發展成熟、厚實，才能形成社會化問題社會性解決的基礎。如何培育社會？很簡單：尊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在制定規則、作出決策的過程中確保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讓民意而不是官意做主，這樣才會形成人人參與、個個遵守執行的良好社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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