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用水國標的妥協與斗爭
2006年底，國家標準委和衛生部聯合發布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下稱“新國標”)，自2007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并以5年過渡期為限，要求全部飲水生產企業必須在2012年7月1日前達標，違者將受到行政執法部門的制止和處罰。
如今，大限已過，衛生部卻給出了另一個時限：到2015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對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才能實現全覆蓋。
更嚴格，還是更寬松
新國標包括106項指標，被稱為“世界上最嚴格的飲用水標準”。
“大家都以為新國標更嚴格了，實際上是放寬了。”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愛迪曼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趙飛虹介紹說，新國標是在老國標——1985年由衛生部批準并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85)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老國標中共有指標35項，新國標增至106項。“但其中只有42項是具有強制性的硬性指標。”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指出，新國標主要包括含38項指標的表1，含4項指標的表2和含64項指標的表3。“表1和表2是常規指標，是必檢的項目，表3是‘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實際情況”是指什么呢？趙飛虹介紹說：“前42項采用普通的化學滴定法就能做，但表3里的64項指標要用大型儀器才能做，絕大多數機構沒有這個儀器。”
時至2012年7月1日，原定的“交卷時間”，“全國最樂觀的也就20家省級單位可以做這106項，衛生系統都檢測不全。”白康直言。
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質疑：表3的64項“不是強制性硬性指標，自來水廠會自動送檢嗎？”
比較“強制性項目”，白康發現，新國標增加了微生物菌群監測指標、臭氧指標和二氧化氯指標等。“但關鍵的耗氧量和硝酸鹽指標被放寬了。”
在老國標中，耗氧量要求小于3毫克每升，在新國標中添加了注解——“特殊情況≤5毫克每升”。
“在東南沿海地區，工業發達，水產養殖業發達，有機污染物含量很高，耗氧量很容易超標。”趙飛虹指出，以上海為例，小于3毫克每升“它做不到”，“現在的新標準它能做到了，因為放寬了。”
在老國標中，硝酸鹽含量要求小于10毫克每升，在新國標中同樣添加了注解——“特殊情況≤20毫克每升”。
“比老國標放寬了一倍。”白康指出，在地下水被過度開采的大中型城市，如京滬廣，“硝酸鹽超標很常見”，如果不放寬指標，“很多城市都無法達標”。
二龍治水的標準之爭
標準之爭，由來已久。
1985年，衛生部發布老國標，并以此為依據發放衛生許可證，設立自來水廠的入行門檻。1992年，建設部制定城鎮自來水廠水質指標，成為自來水廠直管單位。2001年，衛生部發布《生活飲用水水質衛生規范》，主要適用于城市生活飲用集中式供水，力圖監督飲水安全。2005年，建設部發布《城市供水水質標準》，并以直管單位身份要求全國城鎮自來水廠都達標。2006年，衛生部公布新國標，要求全部水廠必須達標，106項，史上最嚴。
“兩個部門簡直比著定規矩，爭執不斷，相互都有意見。”白康透露說，“衛生部希望行使監督權力，對自來水廠形成威懾力，住建部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具體的操作運行仍由自己直管負責，不喜歡衛生部指手畫腳。”
白康直言，衛生部制定了標準，但真正能把標準執行下去的還要靠住建部。“如果住建部不施壓，各地自來水廠就會觀望。”
2007年，新國標開始實施。“雷聲大雨點小，各地水廠都沒什么動靜。”劉睿在走訪時聽到自來水廠負責人抱怨，衛生部既不管錢、不撥款，又不管權，不直管水廠，制定了標準也是紙上談兵。“所以5年過去了，標準仍不能落實，衛生部只能延期。”
具有強制力的42項指標，“省會城市差不多能達到，財政撥款比較充裕，技術和管理上都可行。”白康認為，“全國飲水生產企業都達標不可能。”
衛生部不得不放寬要求，延時3年，并將達標范圍縮小到省會城市。白康說：“即使如此，也只能實現42項，很難實現106項全覆蓋。3年，水源污染仍在繼續，深度處理工藝不可能在所有省會城市都上馬。”
水業市場化改革可學“深圳模式”
水源地達標被視為根治自來水之疾的根本。可是，凈化水源之路至少還要若干年，方可見成效。
自來水處理所流經的各個環節——水廠、管網、二次供水，涉及部門和地區眾多，想要徹底理順，需要重建龐大體系的全新架構。
著眼當下，如何能更快地解決問題？水業市場化改革被寄予重望。
“關鍵還是要理順水廠和政府的關系。”專家們一致認為，二者應各歸各位，政府監督，水廠管理，把自來水廠改造為國有控股下的股份制公司。
新中國成立后，自來水廠清一色“國有獨資”。“飲用水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為確保安全，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北京供水協會水質工作部部長、原國家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網北京監測站站長樊康平介紹說。
矛盾也由此而來。“水廠全部投資都來自財政撥款，政府壓力很大，但提高水價，又容易引起社會反彈，一旦水質安全有問題，政府又很被動。”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專家劉睿認為，政府“大包大攬”的方式反而“添了堵，壞了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部分水廠列入改革試點，出售給外資企業，問題接踵而來。“水廠說要更換管網，屬于市政工程，問政府要錢，政府不管，水廠就要提價，提價老百姓不愿意，政府一樣被動。”樊康平說。
之后，水業市場化進程戛然而止，出售給外資企業的水廠又被高價收購回來，回歸國有。“過猶不及。”劉睿認為，必須發揮水廠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動性，同時又要為政府的監督留下席位。
深圳水務集團是專家們一致推選的成功樣本。
2002年，深圳市政府決定在基礎設施領域進行產權主體多元化改革，深圳水務集團成為排頭兵，最終形成國有控股55%、首創威水投資有限公司持股40%、法國威立雅水務投資持股5%的格局。
在管理架構上，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中方委派，主管運營和主管財務的副總經理均是威立雅的資深管理人員，客戶服務、管網管理、對外投資等重要部門也聘用了威立雅的中層管理人員。
威立雅帶來的先進管理經驗和運營模式使深圳水務集團迅速改頭換面。劉睿發現，“它們的設備都非常先進，人員素質也特別高，很多博士生、碩士生。”
每月，在深圳當地的報紙上，還可以看到深圳水務集團公布的水質信息。
政府更像一個監督者。“具體管理和運營都是威立雅在做，政府只是在重大決策上表態。”資深水質安全專家白康認為，政府終于站在了“制高點”上，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
如今，深圳水務集團已承擔深圳90%以上的供水及污水處理業務，成為國內首個實現供排水一體化改革和運營的水務企業，并在服務水平、運營效率和技術實力等方面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
“深圳樣本的成功應該是一個催化劑，推動水業市場化往前走。”劉睿認為，這條路，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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