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億級的“毒地”的修復生意
2月24日，北京律師董正偉收到了環保部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對于他請求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的申請，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
2006年7月18日，環保總局和國土資源部聯合啟動了經費預算達10億元的全國首次土壤污染狀況調查，6年多過去，這次調查的數據依然沒有公布。
董正偉稱，2013年1月30日，他通過在線提交和電子郵件的方式向環保部提交了兩份信息公開申請書。一份是申請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另一份是，申請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2月24日上午，他收到了環保部的公開答復函件，回復內容共22頁。
董正偉說，環保部的答復是近幾年來其申請20多個部委政府信息公開“一次性政府信息公開紙張內容較多的之一”。但環保部在發給董正偉的“環境保護部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以下簡稱告知書）稱，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屬于國家秘密，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4條規定，環保部不予公開。
對環保部的“國家秘密”說，董正偉認為是環保部不敢公開。董正偉說，土壤污染狀況數據關系到每個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環境安全問題，事關公共利益，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借口不公開，顯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主旨精神。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土壤污染了不僅會對公眾健康造成直接損害，它還可以通過食品、農作物種植以及地下水滲透對人體健康造成間接損害，土壤污染問題事關公眾健康，公眾應該有知情權。”
但是，馬軍也表示，土壤污染數據確實具有敏感性，他不否認，污染數據一旦全面公開可能會引起一些社會問題的出現。
這是一個一直遮遮掩掩的神秘行業，一個孕育千億創富機會的行業。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工業企業外遷，遺留的高污染場地被重新開發成了住宅小區，土壤修復，這個潛伏于水面之下的新產業迅速迸發，與之相伴的則是草莽期各種無法預知的風險。
“挖土”挖到上市
“我們獲得了F地塊、X項目……”如果一家公司總經理這樣跟你介紹公司過去一年的輝煌業績，要么他是個故弄玄虛的騙子，要么他所在的公司可能從事的是土壤修復。
土壤修復對大眾來說是個陌生概念，但中國一路高歌猛進的房地產業，卻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從城市搬遷的化工廠、農藥廠、鋼鐵廠等高污染場地被重新開發成了住宅小區，這些房地產開發商大力宣傳的樓盤名稱，在對業主信息高度保密的土壤修復從業者口中，很可能正是那個神秘模糊的“F地塊”。
土壤修復，這項表面看起來就是去建筑工地“挖土”的事情，正在當下中國迅速形成一門新產業。
據世界銀行《中國污染場地的修復與在開發的現狀分析》報告，中國土壤污染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大躍進”時期一些高污染工業企業的建設。有些場地污染濃度已超過有關標準的數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達到地下幾十米。這些企業一旦搬遷，地塊均要進行無害化處理。
與其他環保產業不同的是，由于土壤修復公司業務涉及的地塊多位于城市中心區、居民居住區，這個新產業從誕生起就帶有些許神秘色彩——從業者對場地污染數據往往諱莫如深，對施工地點也三緘其口。這個正在全國迅速擴張的新產業，就這樣一直低調潛伏于水面之下。
直到2012年2月21日之前，這個新興產業的龍頭企業，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公司宣布了其創業板的上市計劃，外界才得以探知這個一直遮遮掩掩的新產業，不僅項目已經遍布全國，如今已快要造就出一家上市公司。
押寶“毒地”
“如果按土壤修復僅占中國環保產業10%的比重粗略推算，‘十二五’期間土壤修復產業將是千億規模的市場。”中國環境修復網主編高勝達說。在環境產業發達的國家，土壤修復產業占整個環保產業市場份額的比重往往高達30%～50%。
掘金者正在迅速集結。據中國環境修復網的統計數據，2011年一年就有二十多家新土壤修復公司在中國注冊成立。
吸引掘金者紛至沓來的重要原因，是土壤修復項目往往體量巨大。據世界銀行上述報告披露，2007年重慶市有15個場地開展了土壤污染評價，耗資兩億元人民幣，到2009年，重慶市進行污染評價的土地達到45塊，耗資8億元人民幣，這僅是土壤修復前期評價耗資。報告估計，清理修復重慶市目前的污染場地將需要20億美元。
目前國內一個土壤修復項目最少也要幾千萬，項目平均規模一億元左右，其中北京最大的一個修復項目耗資七億多元，堪稱土壤修復界的“地王”。由于尚處行業初期，土壤修復行業的利潤率也相當可觀。
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經成立了一只國家財力支持的1000億美元“超級基金”用于全國污染土壤的修復，后因財力不支和冗長的法律訴訟讓許多項目延期。
在美國從事了十多年土壤修復工作的伊世特中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龔宇陽是美國上述過程的親歷者。盡管身在土壤修復行業，但2001年剛回國時龔曾是中國土壤修復的反對者。“如果政府埋單，當時中國并沒有國力支撐。”龔宇陽說，啟動這一市場需要慎重，中國可能花比美國更長的時間完成修復，有人預計將需要40年，現在僅是開始。
“現在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很看好土壤修復。”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副總裁潘旻說。
產業發展超預期
4年前，北京市工商局并不同意“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名字，因為“環境類的公司沒有叫‘修復’的”；4年之后，這家專業的環境修復公司已開始沖刺創業板。
“產業發展的速度超過預期。”北京建工環境修復公司總經理高艷麗說。轉折發生在2011年初，業內有名的“中國環境修復發展論壇”突然從“請不來人”變成了不得不拒絕一些人。
這源于土壤修復政策的逐漸明朗。2011年9月，《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通過專家論證；10月，《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正式出臺；12月，國家“十二五”環保規劃明確將污染土壤修復納入國家規劃層面……
與此同時，中國土壤修復行業的市場格局也初步形成：以北京建工修復為代表的國有企業拿下了北京地區的主要大型項目；以杭州大地環保、北京高能時代為主的民營修復企業則分食長三角等地的中小型項目；而像英國ERM公司、荷蘭DHV公司等有豐富土壤修復經驗的外資公司，雖由于“行業污染數據敏感”被排除在主流市場之外，但也一直試圖開拓市場。
2011年，國際工程咨詢服務公司伊世特（ESD）收購了一家名為中環循環境技術中心的中資企業，以曲線進軍中國市場。英國ERM環境資源管理集團中國區董事總經理謝輝說，十年前外資工程公司就曾試圖進軍中國土壤修復領域，此后一些公司甚至在上海金茂大廈租下辦公室，但后來都走了。
由于市場需求巨大，專業環境修復公司稀少，中國各地的環科院變成了另一支重要的市場力量。
“政府更信得過環科院，一些環科院不僅承擔了前期的調查評估，甚至還在從事后期的工程承包，變成了環境修復公司，自己取樣、自己分析、自己驗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批評說。
不過，中國環科院一位從事土壤研究的教授堅稱，現在并沒有法律規定各地環科院不能從事哪些環節的工作，且“環科院的調查和驗收是由不同部門進行的”。
“粗糙”的現實故事
很多土壤修復從業者都信奉這樣一句話：一個污染場地如同一個黑匣子，在打開之前誰都不知道這個場地真實的污染情況，不知道要花費多少資金修復。
盡管每個項目都耗資巨大，但卻沒有企業愿意公開其項目的成本構成。土壤修復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國內企業的報價如何，價格是否合理，就成為一個個令業內人士都難以回答的問題。
“有海外環境修復經歷的人都會認為，現在中國的價格有點貴。”在英國從事了多年環境修復研究的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舫說，“國外的項目價格沒有中國那么嚇人。”
目前來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房地產建設的周期決定的。“房地產商選擇土壤修復多出于無奈，經常讓你措手不及，要求三個月就修復好。”杭州大地環保總經理張文輝說，這讓土壤修復企業非常被動。
在“一天幾十萬元的銀行利息”壓力下，房地產開發商往往將土壤修復流程簡化成兩個程序：挖干凈，拉走。
于是有些污染場地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清運運動，“1米不行2米，4米不行6米，一直挖到流砂層，歇了——污染沒挖干凈，旁邊的樓都要倒了。”上述工程師說，“轉移并不等于修復，土壤修復企業需要流淌道德血液。”投資界另一位大佬、德豐杰龍脈基金創始合伙人陸景鍇已關注土壤修復產業兩年多，但至今仍未真正投資，“我們就是希望企業更有良心，更審慎地做這件事。”陸景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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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復商業模式
“先出讓，再治理”模式：埋單者是開發商，其弊病在于沒有條件約束開發商會將土壤修復資金挪作他用；
“先治理，再出讓”模式：土地儲備中心從搬遷企業收購土地，對污染場地進行調查和修復治理，完成治理后再進入土地市場，土壤修復的埋單者變成地方政府。
目前土壤修復項目以政府埋單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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