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區生態修復亟待從源頭抓起
十月的三江源，一望無際的草原平鋪在高原大地上，與湖泊、牛羊共同繪就出一幅絕美的秀麗山水畫。
不過，就在幾年前，這里還是一副千瘡百孔的模樣，掠奪式的采礦嚴重破壞了砂金礦區的地貌，將三江源置于生態破壞的懸崖之巔：草場退化，湖泊消失，水位下降，甚至連黃河也多次出現斷流。
10月12日，青海省國土資源廳相關負責人對外表示，從2003年到2012年，歷經十年的礦區治理和生態修復，目前三江源礦區的生態系統已基本恢復，這座“中華水塔”重現生機。
在我國眾多遭到破壞的礦區中，三江源是比較幸運的。近年來，隨著煤炭等礦產資源的瘋狂開采，山西、內蒙古、江西等多地出現了“生態荒原”。
礦產開發引來諸多問題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已成為礦產品生產和消費大國。相關數據顯示，作為我國的基礎能源，2012年我國煤炭產量突破37億噸，占世界煤炭產量的47.5%。
然而，中國煤炭學會煤礦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專業委員會主任姜耀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礦產資源的開發在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造成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反過來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煤炭開發引發了地表沉陷、水資源破壞、固體廢棄物堆放、水土流失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生態環境狀態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重要標志的當下，礦區污染治理、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姜耀東說。
國土資源部耕地保護司副司長劉仁芙也表示，煤炭行業在開發過程中損毀的土地面積最大、程度最嚴重，損毀的耕地不僅最多，而且復墾任務、工程、技術也最復雜，同時也是投入最大、成本最高的。
生態修復存在誤區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近年來，我國的礦區土地復墾與生態環境治理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
在近日召開的“2013中國礦區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論壇”上，中國煤炭學會理事長濮洪九介紹說，在煤礦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制度建設方面，1988年，國家頒布實施了《土地復墾規定》；1995年頒布實施了《土地復墾技術標準》；2011年3月5日，國務院頒布實行了《土地復墾條例》。同時，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陸續出臺實施，煤礦區土地復墾體系逐漸健全和完善。
“但以煤炭為例，每年因煤炭開采造成大量土地復墾、塌陷，煤矸石排放和頻繁的地質災害。煤炭礦區復墾與生態修復關鍵技術仍然需要攻關，相關的政策措施還有待完善，我國煤炭礦區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依舊任重道遠。”濮洪九表示。
中國礦業大學（徐州）教授卞正富則認為，當前通行的礦區生態恢復工作存在一些誤區。
“要搞恢復工作，必須搞清楚采礦對生態包括土地的影響規律。但在這方面，我們基本上是兩條腿、兩條線，開采破壞的規律和生態系統退化的規律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系沒有建立起來。”卞正富表示，在礦區生態破壞以后的恢復工作中，有的地區過于強調人工修復，有的過于強調自然恢復，這些都需要商榷。
此外，“我們一直缺乏對礦區修復長期性的跟蹤研究。生態系統的恢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我們看它效果不錯，但將來的效果不是很清楚。”卞正富說。
保護與恢復結合
未來的礦區生態修復工作將走向何方？多名專家綜合國外經驗指出，關鍵是要從礦區開采的源頭抓起，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多采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
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產權產籍處處長劉燕萍向記者介紹了英國在礦區生態修復方面值得借鑒的一些做法。劉燕萍表示，1971年，英國修訂了城鄉規劃法。在此之前，礦山的土地復墾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廢棄地補助的方式來完成，但礦山經營者的責任不是很明確。1971年之后，廢棄礦山復墾是由礦山經營者來負責的，企業在取得礦產開發許可證時，就設立了礦山復墾的條件，要求企業在停產之后對使用過的土地進行清理，并要達到相應的質量標準。“即便針對復墾的義務人，也是通過市場化的運作來進行的。”
濮洪九認為，未來的礦區生態修復，關鍵是要突出綠色開采，建設生態礦山。要提高科技制度創新能力，突破一批綠色開采、生態礦山建設的共性和關鍵性技術，加強綠色開采生態礦山技術裝備的研制。同時，要推進重大示范工程建設，針對我國中西部礦區的實際情況，研究解決脆弱生態條件下快速植被恢復等技術。此外，還要加強土地復墾技術的研究，在我國糧食主產區的煤礦區，重點研發減少耕地破壞的綠色開采技術。
卞正富則認為，關鍵是生態保護跟生態恢復要相結合，尤其是要從源頭抓起，即采礦之初特別是采礦規劃、采礦工藝的選擇，都要有利于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并且保護優先。另外，人工修復跟自然恢復要相結合，兩者并舉，而且人工干預還須把握時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礦區的近期恢復和長遠的演變要相結合，尤其要重視長遠的演變效果。”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