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鳴：太湖治理就像是沒有盡頭的長跑
●按照農業部門的統計，太湖周邊每年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在下降，但相關供銷部門化肥農藥的銷售量卻是每年在增長。
●想通過濕地來解決生態問題，實際效果是杯水車薪。
●搞有機農業必須有扶持政策。
“太湖可能提前衰老。”
11月8日，江蘇省副省長徐鳴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回憶起16年前他作為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陪同聯合國環境專家考察太湖時的一番對話。專家對他說，湖泊也和人一樣有生命，會衰老死亡，藍藻就是湖泊臉上的皺紋，是湖泊衰老的標志。
“湖泊死亡會變成什么樣子？”徐鳴追問。
“就成了一片沼澤。”專家說。
這次交流令徐鳴印象深刻。作為吃太湖水長大的無錫人，徐鳴對太湖充滿了感情。他說：“古老的太湖孕育了燦若星辰的蘇南水鄉文明，如果太湖變成沼澤，后果不可想象！”
2007年藍藻事件爆發后，太湖進入了一級治理階段。國務院提出兩個目標，一是不發生大面積湖泛，二是確保飲用水安全。江蘇省希望在投入了巨額資金之后，能夠實現水質逆轉，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但現實是，做到這一切很難。
徐鳴表示，目前太湖治理已經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正處于“平穩可控”階段，但還沒有達到水質逆轉的拐點。他對解決太湖面源污染的現代農業推行難、濕地園林化二次污染、資金短缺等問題深感憂慮。
治理關鍵在于農業現代化
《中國經濟周刊》：藍藻事件爆發后，江蘇在太湖治理中先是重點處理了工業污染，之后生活污水處理也顯成效，唯獨在農業面源污染方面似乎進展不大，有機農業發展也遇到困境，原因何在？
徐鳴：實事求是地講，農業面源治理難度比較大，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并不明顯。我們曾經規劃太湖一、二級保護區建立有機農業產業帶以控制太湖面源污染，但實際推行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困境來自于社會對有機農業的認知不高。
有機農業對農戶的要求很高，必須有相應的技術和資金作保證，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嚴格的社會監督機制。這么多年來農業部門進行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及有機食品的認證，一個農產品基地要花30多萬元，但認證以后缺乏正常的監控，難免流于形式。
由于社會上對有機農產品還有很多疑慮，因而好產品不一定就能夠賣好價錢。北京有一家公司在蘇州做有機農業，他們告訴我，最難的就是社會認可度。相反，在歐洲、日本等地區，由于得到社會認可，有機農產品就賣得很好，農場主并不需要靠政府補貼養活。
在環太湖周邊搞有機農業，既起到攔截污染的作用，也可以發展現代農業，之所以沒有實現，客觀原因之一是蘇南地區的土壤、水質等符合有機種植條件的很少，所以即便市場能夠接受有機農產品的高價格，有機農業也不可能成為蘇南農業的主流。但這個事情我們還想繼續做。
要在千家萬戶都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環境下實現農業面源的污染治理，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曾經做過調查，按照農業部門的統計，太湖周邊每年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在下降，但是我了解到，相關供銷部門化肥農藥的銷售量卻是每年在增長。這些數據的不同步就很能說明問題。
從根本上說，不管是有機農業還是緩釋性化肥的推廣，整個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有賴于農業現代化，通過規模經營來實現對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而我們現在農業的基礎還是非常傳統的。真正做到農業現代化了，現在遇到的許多難題就會迎刃而解。
《中國經濟周刊》：要從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化規模化經營，實際上也涉及到體制上的改變。江蘇作為中國經濟的排頭兵，蘇南地區在江蘇又排在首位，那么會不會去探索一些改革新路徑？
徐鳴：江蘇省領導多次講，江蘇經濟社會發展走在全國前列，遇到的問題也比其他地方來得早，應該更早地進行探索。太湖治理也是如此，我們遇到的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在全國來說實際上也是非常普遍的狀況。
我們可以在土地流轉的前提下實現適度規模經營。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但對其面積并沒有明確規定。從江蘇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家庭規模應該在120~160畝之間，太小了沒有效益，太大了容易形成農村的兩極分化。
濕地園林化已帶來二次污染
《中國經濟周刊》：如今太湖周邊規劃了很多濕地，非常漂亮，這是否起到了改善太湖生態的作用？
徐鳴：蘇州的“四個百萬畝”，過去可能是出于建設現代農業發展體系的考慮，但現在更多地著眼于生態。百萬畝優質水稻田對蘇州來說就相當于濕地。對蘇南來說，農業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如果連這個都沒有，生態就非常脆弱了。
我們也做了一些人工濕地。在我看來，包括太湖周邊在內的濕地，都顯得過度園林化，它們不是做給大自然的，而是做給市民和游客看的，那里的樹木花草長得鮮艷青翠，也修剪得很好看，都是有園林公司在打理，使用了化肥農藥除草劑滅蟲劑等化學物，會造成二次污染。其中污染最嚴重的當數高爾夫球場，一個高爾夫球場的污染比一座普通工廠的污染還要嚴重。
我們看倫敦、華盛頓等國外城市的城中公園，里面鋪的都是沙石路，非常原生態。人家追求的是生態，我們追求的卻是園林化。
蘇南地區如果想通過濕地來解決生態問題，實際效果還是杯水車薪的，濕地搞得再好，跟大量的污染源相比，最多只能是局部改善而非根本性的改善。
60%的三類水指標考核難實現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1—8月，根據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公告，太湖水質依然多是五類和劣五類水，治理了這么長時間，為什么還是這樣？
徐鳴：我分管環保時，曾經請江蘇省環科院做過改革開放30年江蘇水環境變遷的評估。
改革開放伊始的1978年，江蘇所有的地表水中，三類水占比64%。之后就每況愈下，大概每10年下降一個等級。最糟糕的時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三類水占比僅為14%，而且全部在江蘇境內的長江以及沙河水庫、橫山水庫等高山水庫，其他的水都是四類、五類、劣五類水質。之后，江蘇開始大規模建設污水處理廠，截至2012年底，江蘇三類水的面積已經達到33.4%。
我們計劃用10年時間，投入5000億~6000億元，將水質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
但如果你現在去蘇南問那些市縣的領導，蘇南現代化指標體系中最難實現的指標是什么？他一定會告訴你就是“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這是最難實現的指標。
蘇南是河網縱橫的江南水鄉，如果整個水鄉的水質狀況沒有根本好轉，那么指望太湖水質好轉也不太現實。所以我們已經實施太湖治理“應急度夏”方案，通過控源截污、引江濟太、撈藻清淤、面源治理，確保太湖“兩個確保”目標的實現。
地方資金配套十分困難
《中國經濟周刊》：在太湖治理過程中，你們當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徐鳴：主要有這么幾點：第一，對有機農業沒有扶持政策。2002年我在江蘇省農墾集團時種過有機水稻，知道它的產量通常只有普通水稻的一半，其他有機農產品也大抵如此，所以它的價格應該比較高，但是卻沒有相關的鼓勵政策。第二，種有機農產品時土地有兩三年的轉換期，轉換期間農民有經濟上的損失，政府本來應該有扶持資金，而農業部的同志曾經對我說，你們可以搞有機農業，但是扶持資金沒有。第三，緩釋性化肥的成本比一般肥料貴15%，但目前國家并沒有肥料方面的補貼政策。這個錢誰來掏？
就治理投入而言，從2008年起，江蘇省財政每年撥款20億元，太湖流域各市縣每年投入新增財力的10%~20%用于太湖治理。到現在為止，蘇州、無錫等地方政府在太湖治理上投入巨大，僅無錫就已經投入了300億元。我在分管這20億元財政資金時，發現分不下去了，因為這項資金是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資的，現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管控較嚴，資金配套十分困難。
實話說，讓地方政府將大把的錢投在一個不知道哪年可以根本見效的項目上，誰來做都非常難。藍藻治理就像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長跑。像日本的琵琶湖，治理了30多年還有藍藻。
目前，中央層面的扶持，只有水利部及環保部有少量的補貼，主要還是靠我們自己。治理太湖污染的資金投入需要有政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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