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聯官員：我國環境統計有意降低污染數據
摘要: 12月14日，在中、日、韓三方共同召開的“東亞大氣污染治理與環保產業國際合作峰會”上，現任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的駱建華接受了《中國經營報(微博)》記者的獨家專訪，闡釋了包括能源利用、產業規劃、立法計劃以及財稅政策在內的一套系統的環境治理路線圖。
“這是我20年環保工作經驗的總結，今天全都告訴你了。”
12月14日，在中、日、韓三方共同召開的“東亞大氣污染治理與環保產業國際合作峰會”上，現任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的駱建華接受了《中國經營報()》記者的獨家專訪，闡釋了包括能源利用、產業規劃、立法計劃以及財稅政策在內的一套系統的環境治理路線圖。
剛剛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其中提到將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提到“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提到“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而這些政策之所以能寫入《決定》，則與駱建華的長期呼吁密切相關。駱建華曾在全國人大環資委工作，2013年年初撰寫了《未來十年中國環境戰略年》，受到李克強總理的批示。同時也暗示了駱建華在這一領域所建立的研究高度及話語權。
“控制增量 消化存量”
“目前我國能源結構不合理，煤炭占到了總體能源的68%左右，而在發達國家，煤炭的占比不超過25%。”駱建華告訴記者。
煤炭的大量使用，直接造成了我國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高達2100萬噸，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高達2300萬噸，占全球比重26%和28%，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108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排名中，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濟南等城市的排名都在1000名以后。
由此，“打造經濟發展的清潔版”成為當下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既定計劃，到2015年，我國二氧化硫要比2010年減少8%，二氧化氮要減少10%。在今年出臺的《大氣十條》中，到2017年，主要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其中京津冀地區PM2.5要減排25%，長三角要減排20%，珠三角要減排15%。
但是，如何減排卻是一個問題，企業的喊了很多年，但污染物不減反增。對此，駱建華給出的策略是“控制增量，消化存量”。
“在控制增量方面，由于能源消耗會帶來新的增量，要有方法控制住。但要控制能源消耗，核心是控制煤炭的消費量。當前，我國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高達68%，我們的計劃是到2020年，這一比例要降到55%，到2030年降到 40%。”駱建華告訴記者。
“煤炭降下來，能源填補主要靠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天然氣在能源使用中的占比要提高到10%，2030年提高到15%。”駱建華說。
如此巨大的天然氣需求量從哪里來，駱建華給出的方案是，“一方面加大勘探開發，包括常規天然氣和非常規天然氣，非常規天然氣包括自煤氣、頁巖氣、煤層氣。另一方面加大進口，2020年前，我國每年要新增100億立方米天然氣的進口，從2020年到2030年，每年要新增2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進口。”
除了能源消耗的增量以外，電力方面的排污增量也需要控制。當前我國火電占總體發電比例的80%左右， 不僅如此，來20年，我國電力需求非常大，這與GDP發展密切相關。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專家預測GDP增速維持在7.5%沒有懸念，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規模也將繼續。資料顯示，在此前20年，我國能源消耗占GDP的比重為0.59%，電力消耗占GDP比重的 0.98% 。
這意味著，在改變能源消費結構的同時，控制火電（通過燃煤發電）所占發電比例同樣必不可少。
“要實現火電占比的下降，就要超常規發展核電，把核電和風能、太陽能建立起來。超常規發展就是速度必須要更快一些，現在我國核電的裝機容量是1200萬千瓦，到2017年發展到5000萬千瓦，將來要更加快進度。核電技術的安全沒有問題，我們的核電技術比日本要領先很多。”駱建華說。
之所以要大幅度提升核電消費比重，是因為核電的效率更高一些，當前我國核電裝機容量是1200萬千瓦，風電是1500萬千瓦，但兩者發電量相當，而風電還存在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對于消化存量，駱建華認為主要涉及工業產業，比如淘汰落后產業，加大監管力度，要用“重典”。“對于造成嚴重污染，捏造虛假數字的，都要坐牢。同時強制企業進行環境信息公開，由全社會來進行監督而不僅僅是環保部作為監督者，讓每個人都成為監督者。”駱建華說。
駱建華告訴記者，“制定單純的濃度目標根本不靠譜，根本是把造成PM2.5的這幾種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下來，這就需要把濃度的下降與污染物的減排掛鉤。”
據駱建華披露，“我國當前很多環境數據的統計是有問題的，以二氧化硫排放為例，我國目前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2200萬噸，事實應該遠遠高于這個數字。通過化學公式就很容易計算出來，我國現在每年消耗41億噸的煤氣，這將產生6000萬噸的二氧化硫，如果排放量只有2200萬噸，那么脫硫就要去掉4000萬噸。”
“但事實是，有這么高的去除率嗎？現在很多企業雖然買了脫硫設備，但實際上并不運行。因為運行這些脫硫設備的電價很高，每噸需要1分5厘錢，現在一噸鋼只有40元的利潤，一旦運行這些脫硫設備，鋼的利潤就沒有了。更何況目前鋼鐵企業運營上都舉步維艱，更是造成了大批脫硫設備的閑置。”
推動立法計劃
“我們正在醞釀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將其改名為《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清潔土壤法》，以此推動調整我們的能源結構。應該說，從立法原理上，前者偏于被動，是污染之后才治理，而后者則更主動，從一開始就要求本著清潔的目標出發。”駱建華說。
“這三大立法計劃要盡快啟動，同時設計一個到2030年中長期計劃，到2030年要消滅霧霾。”
此外，駱建華還告訴記者，“我們正在起草一部專家版的立法，引入美國、日本的立法，將污染環境的行為引入刑責。今年6月18日我國已經將污染環境的嚴重行為入刑，確立了環境污染犯罪的罪名，未來我們要進一步降低污染環境犯罪的門檻。”
不僅如此，駱建華提出要改革訴訟制度，“我國現在缺少一部法，叫《環境損害賠償法》，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寫入了要建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我們還要呼吁《環境損害賠償法》能夠盡快進入立法程序。”
同時，還要盡快修改《環境保護法》，進而把那些經常因為環境問題而出去進行散步，變成環境訴訟。比如以北京市為例，2002年，北京每10萬人肺癌發病率為39人，到2011年每10萬人肺癌發病率則提高到了86 人，對于這一問題，公民可以聯合起來提起訴訟。因為在現行法律條件下，環境受害者組織提起訴訟，而法律也規定地方政府對環境治理負責，這都是有法律依據的。
在環境治理問題上，除了“用重典”“亮利劍”的制度設計外，駱建華建議還要引入價格、標準和財稅等經濟手段。
價格方面，駱建華建議，“在政府定價的領域將環境治理成本內部化，將污染治理的成本打入電價、水價，未來把污水處理費提高到1.3元。”
“在不是政府定價而是市場定價的領域，推行反向治理，征收環境稅，同時稅率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比如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污費（稅）提高到每公斤2元，目前，我國每公斤二氧化硫的治理費1.95元，但排污費僅征收0.65元，根本不能扼制企業的排污行為。”
“環境稅我們喊了十年，現在要盡快開征，事實上，環境稅的開征還將有利于推進經濟和產業的轉型，將讓該死亡的死亡，不是用行政的手段關停并轉，而是要用經濟的手段來讓它淘汰。”駱建華說。
同時，駱建華還建議建立一系列環境治理的基金，比如由中央批示建立“清潔水基金”以及“清潔空氣基金”，他表示，“過去財政每年治理污染的錢不少，大概有1000多億元中央財政，但都是簡單撥款到地方政府，沒有配套基金，建議新的基金規模每個在1000億元左右，以給企業治理污染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為主。財政資金有放大效應，可拉動3~4倍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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