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垃圾處理目標或需扭轉政策思路
近日，北京市發改委、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聯合發布《關于調整本市非居民垃圾處理收費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自明年1月1日起，針對北京市國有機關、企事業單位和法人團體等32萬個非居民單位，上調非居民垃圾處理費和排污費標準。其中，非居民垃圾處理費由當前每噸25元提高到每噸300元；餐廚垃圾處理費由當前每噸25元提高到每噸100元；建筑垃圾費由當前每噸16元調整為每噸30元；清運費調整為運輸距離6公里以內每噸6元，6公里以外每公里按照每噸1元增收。
《通知》一經發布，諸如“北京非居民垃圾處理費上漲11倍”的報道迅速成為各大媒體關注焦點，也隨即引發“垃圾處理誰是誰非、處理費用高低與否”的又一輪討論。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以及城市人口膨脹式發展，垃圾處理問題已經成為各大城市日常城市管理范疇中必須正視的一大難題。北京作為較早實施有關工作的城市，在針對居民生活垃圾的分類指導和減量宣傳工作之后，終于瞄準了非居民垃圾治理，被外界認為是“動真格兒”。
然而，此次垃圾處理費用大幅上漲的政策初衷是什么？企事業單位態度怎樣？政策執行難題又在何處？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此進行了走訪，旨在一探《通知》執行前夕的各方觀點。
提價意在矯正扭曲的價格杠桿
有統計顯示，2012年，北京生活垃圾產量為648.31萬噸，其中，非居民生活垃圾約占三分之一。餐廚垃圾年產量約72萬噸，建筑垃圾年產量最高，約3300萬噸。
而與垃圾產生量成正比的是，垃圾處理成本也在與日俱增。據有關測算顯示，目前，北京市的生活垃圾收集、運輸、處理的全過程成本約為每噸400元—500元左右；餐廚垃圾的全過程處理成本約為每噸243元；建筑垃圾的處理成本為每噸37元。
顯然，現有的收費標準遠低于實際處理成本。據記者了解，北京市執行的現有垃圾處理收費標準是1999年制定的，其中，非居民生活垃圾費為每噸25元，餐廚垃圾也照此執行，建筑垃圾費為每噸16元。
“非居民垃圾處理費和排污費收取的標準多年一直沒變，但污染防治的要求和技術處理條件10多年來卻發生了較大變化，污染治理難度及治理成本也不斷加大。”北京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的治理成本是現行收費標準的9倍—17倍，生活垃圾處理成本是現行收費標準的16倍—20倍。
由此可見，多年來因收費過低導致價格杠桿扭曲，對垃圾減量、污染減排的確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也與居民垃圾處理工作中貫徹執行的“誰污染、誰治理”和“多排放、多負擔”的有關原則嚴重背離。因此，《通知》才被賦予矯正扭曲的價格杠桿的使命。
正如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關負責人所稱，“這次上調垃圾處理費用就是要發揮價格杠桿的作用，使垃圾產廢單位能夠擁有垃圾處理的成本意識，主動通過采取積極措施和手段進行源頭減量和分類。”
餐廚垃圾處理或將成最大阻力
對于《通知》的即將實施將對相關企事業單位帶來哪些影響？政策執行又將面臨哪些阻力？本報記者走訪發現，盡管主動表示愿意展開垃圾減量宣傳工作的企事業單位占據主流，但相較于日常生活垃圾而言，企事業單位普遍對餐廚垃圾的回收處理以及費用征收頗有微詞。
“我們的車間一直大力宣傳在日常生活垃圾上減量，這也是為企業減少經營、生產成本所應該做的。”一家位于北京大興區的某集體所有制服裝廠車間主任孫趙軍對本報記者表示，該企業的日常生活垃圾主要來源于員工居住產生的垃圾以及生產中產生的碎料，除生活垃圾需要經過正規的垃圾回收外，諸如碎料等垃圾類別已經能夠在產業鏈上進行消化，比如作為小件產品的原料使用。
對于《通知》中對餐廚垃圾的費用調整和回收要求，孫趙軍表示，這或許將讓企業面臨“兩難”選擇。他告訴記者，該企業擁有一個為近200名員工提供午晚餐的食堂，日常餐廚垃圾處理都是與一些小的垃圾回收站合作，不僅不用交錢，還可由此賺取一部分利潤，即由小的垃圾回收站出錢購買這些餐廚垃圾。
相較于企業面臨的問題，本屬于餐飲行業的各類餐館將成為受政策影響最大的領域。一位主營火鍋生意的餐館老板告訴本報記者，他的餐館每天會產生6桶—8桶餐廚垃圾，而這些餐廚垃圾的消化渠道與前文所述相同。
“我們的餐廚垃圾也是和一些私人回收站合作，基本上是按照每桶20元回收，每月下來也是筆不小的數字。”該老板坦言，附近經營各類餐館的經營者對餐廚垃圾的做法基本類似，畢竟餐廚垃圾也是資源，“物盡其用是餐館經營者的普遍想法。”
在記者走訪過程中，持有類似觀點的經營者不在少數，而這也讓《通知》中要求“垃圾產生單位如果未將產生垃圾廢物交給具有資質的企業單位進行收集運輸的，將處以5000元到5萬元的罰款”的規定能否落地畫上了一個不小的問號。
專家建議政策思路應部分調整
對于《通知》的發布和實施，專注固體廢棄物以及城市生活垃圾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數十年的清華大學環境與工程系教授聶永豐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相較于居民垃圾處理而言，非居民垃圾的處理就應該由企業自身來承擔，而不該由政府獨自承擔，這也是對“誰污染、誰負責”原則的最好詮釋和貫徹。
“但對餐廚垃圾處理要區別對待。”在聶永豐看來，前文所述餐廚垃圾面臨的“兩難”困境，由餐廚垃圾自身的資源屬性所決定。“政策層面普遍將餐廚垃圾當成廢物來對待，而非當成資源來看待，造成了當前垃圾無害化處理傾向的加劇。這也直接造成了垃圾處理成本的上升。”
據聶永豐介紹，當前，我國餐廚垃圾的主要利用出路是發酵制肥，但同時也有一部分成為地溝油生產的原料，由此也釀成了重大食品(行情專區)安全隱患。他認為，對此，管理和決策層普遍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即單純強調無害化處理而不考慮資源化利用。
聶永豐強調，現階段，我國食品安全中最大的問題是糧食安全，而糧食短缺又是其中最大的安全隱患，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糧食浪費規模卻與日俱增。“無節制的浪費帶來的結果就是產生大規模餐廚廢棄物。而應對政策又孤注一擲地大搞無害化處理，由此便造成了糧食浪費、資源浪費以及資金浪費。”聶永豐說。
對于緩解這類惡性循環的治本之策，聶永豐認為，除了在節約和減量上進行政策引導外，對垃圾的后端處置思路也應有所調整，要避開簡單上調垃圾處理費用的政策思路，轉而運用引導、吸引產廢單位主動將餐廚垃圾等具有較高資源價值的垃圾品類交由具有合格資質的處置機構進行處理，產生資源價值的政策思路。
“與此同時，要對商家私自出售餐廚垃圾給不具資質企業制造如地溝油等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形成有力監督。”聶永豐表示，如此形成政策合力，才能逐漸扭轉餐廚垃圾面臨的“兩難”困境，繼而促進垃圾處理目標的最終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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