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文：大氣治理源頭改造是要務 末端治理慎防“依賴癥”
從“掏錢”的頻率和數量來看，政策層對大氣治理的決心已經顯露無遺。去年10月，中央財政安排50億元，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重點向治理任務重的河北傾斜。在不久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上，中央又明確今年安排100億元專項資金，為大氣治理加碼。
治理資金翻倍令地方政府、企業等社會各界倍感振奮，但怎么花卻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去年底，圍繞中央撥款大氣治理就曾在學界引發爭論；而在不久前爆出環保專項資金跑冒滴漏現象嚴重，地方政府補貼無煙煤“貍貓換太子”的鬧劇，也讓納稅人對財政資金能否真正用在治污刀刃上產生擔心。
來自全國范圍稅收的財政資金為重點地區治污投入，具備合理性和公平性嗎？如何確保中央治污資金發揮實效、用在哪里更具效率？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日前專訪了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梅德文。
中央為地方環境治理“買單”，具備合理性嗎？
環境治理需要政府投資 環境紅利要轉移支付
記者：有學者在微博上提出，來自全國稅收的中央財政資金用于某一地方的污染治理，存在公平性的問題，而且不利于地方環境成本的內部化。中央為地方環境治理“買單”，具備合理性嗎？
梅德文：首先應該認識到，全國財政為污染嚴重地方撥款治污屬于逾期的償債。
環境污染嚴重地區重工業發達，對環境破壞嚴重，包括對大氣的污染也嚴重，這些地區為全國經濟增長輸送了大量資源，為國家貢獻了財政收入的同時，環境成本卻沒有得到市場或財政的補償，形成環境欠賬，環境問題累積到現在變得異常突出。
基于這一邏輯，國家應該實行轉移支付，把其他地區獲得的環境紅利轉移到重污染地區，把過去獲得的環境紅利轉移到現在治污。
其次，環境污染很容易跨越行政邊界，上升成為一個跨地區乃至全國性的問題，比如霧霾和酸雨。而由于人是全國性流動的，這本身也會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民生問題。應該認識到，環境治理目前仍然屬于公共事業，離不開政府財政投入，國家財政把資金投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這也是民生的要求。
財政資金如何透明有效？
“以獎代補”激勵環保投資 注重發揮市場力量
記者：以財政撥款的方式投資治理，以往大量存在使用的不公開不透明，且對效果缺乏考核問責機制。而從50億到如今的100億，這一輪的中央資金的劃撥有什么特點？從資金規模上看，能發揮作用嗎？
梅德文：中央大氣治理資金的運作模式解決了激勵相容的問題，而“以獎代補”的思路可以激勵地方政府的治污投入和經濟結構調整，將大氣治理與經濟發展統籌考慮才能實現環境可持續治理。
但從根本上看，中央財政的污染治理撥款，只是所有治污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實際上發揮的是引導資金的作用。治污費用真正的大頭部分，還得來自地方和社會投資。比如中央財政50億的京津冀等華北六省市區治理大氣污染的撥款，與此前有關方面估算的總體費用相比，只是杯水車薪。
記者：不久前，有媒體報道，環保資金“跑冒滴漏”現象嚴重，這種現象如何避免？
梅德文：政府有一套嚴密的財經紀律可以確保財政資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但是結合一些市場工具和社會管理工具形成多層次的政策組合，將會使這個過程更加透明有效。
地方層面上污染內部化的進程與宏觀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發展戰略是一致的，是需要全局層面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來促進的。
我認為，首先，政府層面需要進一步完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的法律體制，強化體制內的自我監督能力；其次引導市場力量，以財政資金為引導，帶動市場資本參與治污，探索治理大氣污染的市場機制，以市場高效率撬動更大的治污效果；第三，應借助社會管理組織如綠色NGO、媒體等監督大氣污染的全過程，借助社會機構的影響力引導公眾參與到治理大氣的行動中。
中國環境問題是由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引起的，應對政府失靈需要立法確定政府的綠色責任，改革過去的財政政策，建立與政府綠色責任匹配的綠色財政體制。
有限的中央資金更應該重點投向哪？
源頭改造是要務 末端治理慎防“依賴癥”
記者：工業及汽車尾氣兩大領域是去年以來各地治霾短期措施的主要內容，而此次則強調要著眼于調整能源結構等長效舉措。在治污領域，投入在末端治理還是源頭改造，往往會取得不同的成本效益結果。您認為，有限的中央資金更應該重點投向哪幾個領域，會取得較為扎實的效果？
梅德文：對末端治理和源頭改造，有一種解釋是需求學派和供給學派的區別。中國長期執行需求學派的政府政策，主張財政投入和貨幣寬松，形成了一些“堰塞湖”問題，造成需求結構性不足和結構性過剩并存的兩難。
因此，長期來看有限的財政資金應該更多向減輕大氣污染的新技術投資和環境友好的新產業投資領域傾斜，尤其加大生態建設投入，這才是治本之策。
但目前，實際投向可能追求短期效益，財政資金被用于補貼高排放企業的減產或改造，這樣短期內對減少大氣污染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對治標之策一定要辯證地看，為了緩解嚴重的污染，采取一些應急措施甚至臨時性的非常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對此產生依賴癥，甚至用短期的治標之術取代長期的治本之策。
應該看到，治標只是為治本贏得喘息時間和回旋空間，要根本解決環境問題還是要回到治本的道路上來，從有利于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環境保護統籌協調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長期政策正是供給學派要解決的問題，需要做好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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