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NGO生存寒冬
2014年春節長假期間，不少民間環保組織的工作沒有停歇。
湖南省湘潭市環保協會副秘書長、“綠色瀟湘”志愿者毛建偉在假期里多次到湘江流域排污口蹲點調查，并實時發布水質情況。在2月6日14時的調查日記中，他寫道：“湘潭河東污水處理廠臨時排污口，水量巨大，排入湘江的污水稍帶黃色。”
地處湘南的郴州市，“自然之友”志愿者倪亞玲也在大年初二下午發布消息，“南方污水處理廠的出水口上游100米施工修壩，對岸有兩處污水流入郴江河。”
在中國，環保NGO是發展最快、數量最多的一類非政府組織。在今天，環境問題備受社會關注，讓活躍在各地的環保組織處于“忙不過來”的春天。但鮮為人知的是，他們大多正遭遇籌資、運營皆難的寒冬，多個草根NGO持續“斷炊”，甚至多年依靠熱情“自掏腰包”做環保。
“雄心壯志，英雄氣短”八字是這一群體的心聲。蘇州綠色江南公眾環境關注中心發起人方應君告訴《財經》(博客,微博)記者，“往返多次、不分晝夜去查找不法的污水口，這種辛苦不算‘事兒’，最頭疼的是囊中羞澀，很多最基礎的調查和檢測都難以開展”。
匱乏的志愿者
回到湖北咸寧老家過年的劉曙在長假里無法靜心休息。除了從事環保NGO帶來的風險引起家人的強烈反對，她還要準備應對年后隨時可能會來的一場訴訟。
劉曙是90后，大學畢業后進入一家外資企業工作，半年后辭職。2013年8月創辦環保組織——長沙曙光環保公益發展中心。
2013年10月，劉曙與志愿者到湘鄉市的農村暗訪一家無照經營的砂廠，被發現后，遭到廠主等人毆打受傷；三個月后，她們向媒體發布了湖南長株潭三地的飲用水監測結果。其中株洲水樣合格率77.5％的數據，遭株洲市環保局、自來水公司質疑，認為采樣及檢測不規范，且對方表示要起訴。
風波的間接肇因仍是資金匱乏。這次水質檢測，原計劃在選定的小區內逐戶采樣，之后送檢有資質的水樣檢測機構。
“按市場價，166個樣品多種指標的檢測費共計40余萬元，我們無力承擔。”無奈之下，劉曙采取了一個省錢方案。由湖南省圖書館免費提供一處定點場地，設為樣品收集、現場檢測點；然后，向小區居民發放統一的采樣瓶，并告知正確的采樣、存樣技術規則，由居民自行送檢水樣，為保障采樣的真實性和可回溯性，逐一登記提交水樣居民的名字、身份證及詳細住址等信息。在此基礎上，再嚴格甄選一批較為規范的水樣。
長沙一家具有檢測設備生產資質的公司免費提供了一臺自動檢測儀器，并派出專業技術人員，配合環保志愿者進行現場檢測。若是重金屬指標檢測，45分鐘就能出結果，居民可現場獲知自家水質。
“我們很渴望能自行采樣，并送檢至專業機構檢測，但經費實在是太緊張了。”劉曙連嘆幾口氣，“在中國做環保NGO真的太難了。”
翻開這家機構的財務賬本，自成立以來就收支嚴重倒掛。20多萬元的支出詳單為：歷時近半年的長沙、株洲、湘潭飲用水項目多次踩點及調查，共計7萬余元；湖南省重金屬污染調查項目已花費8.7萬元；邀請知名環保專家、舉辦五次環保沙龍，共計1萬余元；剛啟動的湘江流域農田水土污染和糧食安全調查項目，前期采點共計近萬元；其余包括房租等基本開支。
收入成本的構成為：劉曙在外企工作的半年里省下的2萬余元積蓄；父親拿出5萬元支持她環保創業；當地個別企業提供的公益贊助共計4萬余元；其余的8萬余元，由劉曙及其他五個專職伙伴借錢墊付。
作為機構發起人，劉曙認為虧欠伙伴們很多，“不僅沒發過工資，還都要搭錢”。為省錢，她在遠離市中心的位置租下2000元/月的一處辦公室，也是六個人的集體宿舍。“讀大學時我們就做環保志愿者，曾策劃了一次瀏陽河流域生態環境調研，沿著流域實地調查一個月，我們被污染現狀所震撼，由此立志一定做環保。”
六人確定的餐費總額標準是300元/月，最窘迫的是在重金屬污染調查項目開展期間，為省出到郴州調研的基本路費，不舍得買油和菜，她們三餐吃著別人免費提供的面條熬過60多天。為了能硬撐下去，劉曙計劃，今年只留四人做專職，其他兩人重新回企業工作，兼職做環保。
來自各行業的志愿者常常無償加入她們開展的項目，不少環保熱心人士也多方接濟：沒車去現場，當地有的政務人員會借車送志愿者去調研；一些大學、研究所的專家也提供了不少免費幫助。有一次要大量印刷折頁宣傳單，一家印刷廠得知后，接了這個活兒，給她們直接免掉一半的費用。新年過后，長沙一家企業帶來了一個好消息，無償提供一處160平方米的辦公室。
然而，這些遠不夠支撐一家機構的運營。眼看著女兒的艱苦掙扎，劉曙的家人從無奈支持轉為希望她重新找份穩定工作。
基金會的非熱點
民間環保組織創立初期，“自掏腰包做公益”的現象很普遍。初期最難，無法招募專業人員，管理模式較為粗放，受資金所限，很多預期的項目或難以啟動、或中途夭折。
小有名氣的河南省“淮河衛士”是典型一例。發起人霍岱珊，于2001年帶領兩個大學剛畢業的兒子自費做環保，十多年來用盡了20多萬元的家庭積蓄。最艱難時，資金來源全部靠家人打短工，霍岱珊從事攝影服務、電腦維修，兒子兼職當代課教師。
轉機出現在2007年，霍岱珊獲得“2007綠色中國年度人物”個人獎，之后幾年又獲“阿拉善SEE生態獎”“世界銀行可持續發展獎”等。“環保組織的發展有這樣的規律，所做項目如能獲獎或被外界所知是突破口，可基本保證不斷炊，申請外界資助項目也會相對容易。”霍岱珊說。
中華環保聯合會在2008年的一次普查結果顯示，截至當年10月，在全國3539家環保組織（含港澳臺以及國際組織駐華分支機構）中，29％的機構沒有專職人員，45％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74％的機構沒有固定經濟來源。
這一領域變化很大。一位了解環保組織注冊數據的人士介紹，現在國內僅在民政部門注冊登記的環保組織已超過7000家，從籌資平臺看，此前有籌資能力的基本是擁有官方背景的機構，靠會員制等方式完成，近幾年環保備受重視，大型企業單獨或聯合設立非公募基金會以資助國內NGO的環保項目，比如阿拉善SEE基金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等。
由企業家群體聯合成立的SEE基金會，自2008年開始資助環保NGO，截至2013年底直接投入資金4857.4萬元，資助超過300個公益環保項目，覆蓋全國400多家民間組織。其中，2013年比上一年度又增加約700萬元。
成立于2012年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以阿里巴巴營業總收入的0.3％來做公益，投向環境領域的項目資金3000萬元左右，其中1200萬元是與大型組織合作，其余資金資助近30個環保組織，每家獲30萬－50萬元不等。
不過，從環保領域的需求容量而言，基金會的資助項目仍是杯水車薪。國內35家知名基金會聯合成立的基金會中心網統計數據顯示，21個省區共有64家環保領域基金會，其數量規模、捐贈收入分別只占全國基金會總量的2％，公益支出僅占3％。而中國的基金會最關注的社會問題前十位中，沒有“環境保護”。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北京代表處總干事盧思騁分析，基金會認為，與扶貧、教育等熱門領域相比，投入環保的資金很難短期見到效益產出。比如，投入一條已被污染的河流，不如扶貧等資助有直接產出。
2013年11月，SEE基金會發起了中國環境資助者聯盟（CEGA），以期推動和改善環保公益行業的整體資源狀況，目前有九家環境領域資助型基金會加入。這次自發集結的有益嘗試，側重于信息交流且還處于籌備期間，對環保組織的資金瓶頸也難有立竿見影的幫助。
項目驅動型
相比很多NGO申請不到資助，劉曙還算幸運。她剛獲得了“SEE創綠家”和“水安全基金”的兩筆資助，20萬元總額將在2014年分期發放。這能緩一時之急，年輕的劉曙已學會算計度日，“按原定規劃，飲用水調查項目每年都要開展，而且覆蓋湖南全省的重點地區，眼下資金還不夠，先做長株潭局部地區的示范點，以后資金充足時再擴大”。
一些“老字號”NGO擁有更多人脈，可選擇與境外基金會及機構合作籌集經費。
其中，“自然之友”是國內較早一批從事環保的民間組織，已成立20年。其總干事張伯駒介紹，資金來源構成中，境外基金會及一些使領館的資助占很大比例。
年均籌資規模超過百萬甚至達千萬元的NGO，主要是幾家京城“老字號”，屬于第一梯隊；數量龐大，分布各地的基層草根NGO，年均籌資幾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為第二陣營，其中以20萬元為界，又可細分成第二、第三梯隊。后者很難直接從基金會申請到資助，因此，謀取生存的主要方法是與第一梯隊合作。
“我們類似于分包商，從第一梯隊的總承包商手里獲得部分項目資金。”重慶綠聯副會長趙健說。
為了生存，個別NGO選擇與當地政府環保部門合作，獲得少量的政府購買服務，承接部分年度環保教育宣傳經費。但此費用規模小，而對方的要求也較為苛刻。
還有一種在業內諱莫如深的資金來源——綠洗（Greenwash），意指企業通過一些組織宣稱自身環保，實質上反道而行。“如果原則性不強，獲得這種錢非常容易，而且錢很多。”國內一家知名環保組織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一家有違法排污史的污點化工企業曾找過其所在組織，給出的籌碼是持續提供可占該機構年總運營資金的20％，被拒絕后，現在這家企業已經找到其他組織“代言”。
無論籌資規模大小，大多數環保組織都陷于“項目驅動型”模式。境內的基金會資助項目，通常都會綁定出資人的自身訴求，環保組織往往為謀眼前解渴而舍棄戰略目標。
比如，地處江河流域的基層NGO，精準定位應是水污染，而為獲得偏重某些領域基金會的資助，就將精力投放到自身并不擅長的、區位不占優勢的領域，這就成了機構跟著項目跑，而無從建立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張伯駒稱，大部分資助方對于不同環境領域都有不同傾向性，并且以對改變現實程度的預期作為衡量資助的標準。這時，“NGO變成了一個工匠，被動性地完成一個個任務或指標，NGO對于環保事業的更多可能性與創造性就被壓制了。”
盧思騁曾擔任過SEE基金會秘書長，在他看來，需要在資方訴求與NGO事業目標之間謀求更好的契合點。基金會也有發展與學習的周期，國內的基金會起步較晚，缺乏成熟經驗，資助部門人員及管理上基本復制國外的培訓模式，還沒有融合到國內一線NGO的實際和所需中，有待于改善。
內外兼修
國內NGO沒有資格動員或接受社會公眾的捐贈，資金困境的破解就無從談起。公募權始終是環保組織籌資的一道關卡。一方面，民間NGO不具備公募資格；另一方面，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很少，且基本被有政府背景的機構壟斷。在環保領域，如嚴格按法律規范，僅中華環保基金會及其下屬分會具有公募資格。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公募資格以及公募權的松動符合國際慣例。如果放開公募權，民間環保組織的籌資平臺打通，困境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湖南、廣州等地已有破冰意向。在2011年5月實施的《湖南省募捐條例》中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為開展公益活動，經當地民政部門許可，可在許可范圍內開展募捐活動。“環境保護”被列入了其所規定的公益事業中。不過，《財經》記者從湖南省一些民間環保組織了解到，地方民政部門的許可條件與要求很高，提交募捐方案很難獲批。
在募捐資格上，這些試點已從組織資格的限定放開為行為資格上的允許，但需要什么條件，設置多高的門檻，能否滿足于規模較小的草根NGO的籌資需求，需要持續推進。
發達國家在募捐形態和公募資格的管理上，通行慣例是對行為資質上的管理，而不是組織資質上的限定。換言之，只要募捐行為有許可的情況下，所有的NGO都可進行公募。
除了一次性公募外，還可以發起日常募捐活動。募捐行為會有幾十種，包括信函、電話、定點與上門等。不過，對于所有的募捐行為都會有不同的法律來規制。“這些法規非常細致，但這是細在募捐行為的規范上，不是募捐資格上。而國內在募捐資格上已把很多民間機構給卡住了，這不合理。” 賈西津對《財經》記者說。
國外NGO的生存模式與中國不同。一方面有政府部門給予資助，比如，德國的法律就允許各個政黨建立自己的基金會，且由政府給予資金。每年政府都有專門的預算，按每個政黨在議會中所占的席位，分配其所屬基金會相適應的資金。比如綠黨占有10％的議席，其所屬基金會就在政府預算中獲得10％的份額。
更為廣泛的模式則是依賴社會捐贈。美國、德國、荷蘭等國的NGO通常是金字塔式的穩固結構：塔底是公眾募捐，這些捐贈有長期、定額的特性，盡管單筆捐贈額度小，但捐贈者多，此部分是最為穩固的結構，占比較大；塔身是相對較大額的捐贈，捐贈者偏少；塔尖是大額捐贈的極少數人。
“草根環保組織可選擇與其他具有公募權的基金會合作，以及嘗試在同類零散的民間機構間建立聯合勸募的平臺。”賈西津建議。聯合勸募在國際上被廣泛采用，國內還沒有開拓這種形式，因此，尚需探討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如何實現這一功能。
國外NGO都有精確的定位。比如，大自然保護協會（TNC）主要資金來源定位于富有人士的遺產，WWF在荷蘭主要定位于家庭捐贈，相當于每六個家庭中有一個家庭是WWF的會員，給予定期、定額的捐贈。
盧思騁分析，國外NGO的籌資平臺的關鍵環節有二個：政府制定公募規則，確定上限、下限的邊界，但不會過多的干預和操縱；在公益市場形成的特性文化之下，NGO行業之間的競爭也異常激烈，每個機構必須都提升自我的造血能力，以發動公眾熱情、籌集更多資金。
NGO設計出的公益產品和創新模式非常關鍵，因為公眾捐贈與公益產品的設計相當于價值交換。當公益項目爭奪激烈時，該領域的NGO會變得更為優化。在盧思騁看來，NGO應首先修好內功，做好未來充分市場化的準備，“環保NGO的成長，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應該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經驗，最終讓NGO的自發市場更為規范，以解決生存和發展的困境”。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