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倒逼危機治理
一年多來，霧霾反復光臨中國，實際狀況如何?后續還會如何發展?對人體健康影響究竟怎樣?霧霾的來源構成、預報、系統治理是否科學可行?公民除了通過各種媒體、媒介了解霧霾信息外，只能靠自身的感知來判斷空氣狀況，難以真正了解空氣質量的實際狀況。
霧霾問題同時具有自然屬性(大氣環境實際狀況)和社會屬性(人們對大氣環境狀況的認知)。對霧霾問題的認知，既有“事實層面的判斷”，也有“價值層面的選擇”。
人類社會行動會對自然環境產生直接的、客觀的物理后果，但這種后果產生的環境影響并非完全可以被人類了解。只要有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的和不可逆轉的影響，人類就不應該以不確定性為由而掉以輕心或無所作為。
一般而言，對環境危機的科學認識和預測發生在“環境問題”凸顯之前。《寂靜的春天》出版時，科學界已知曉農業濫用殺蟲劑的事實，糾正這一問題的實驗性步驟也已準備就緒，然而公眾態度的轉變以及有關環境保護政治意見的統一卻是在“環境事實”被改編成能被公眾理解的生動性語言之后才發生的。環境問題演變成為環境危機、環境公害等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時，才現實化為政策性議題。
不可否認，公眾對霧霾問題的持續關注，促成了我國PM2.5標準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十條措施的出臺。目前中國PM2.5年均濃度為35微克/立方米，雖然標準值、監測方法和信息發布存在一些爭議，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霧霾危機”的蔓延。
人類不可能完全認知和預見環境變化，但對于已知的環境影響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對于不確定或未知的環境影響也要根據風險預防原則采取謹慎行動。相關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信息，除確有必要保密的，都應公開，以便正本清源地認識、應對、預防和逐步解決霧霾問題和可能引發的社會危機。
環境立法是社會共同體復雜愿望的法律表達：作為理性經濟人，期待經濟快速發展和財富大量涌現，將環境法律處于“軟法”地位，不僅不能對粗放式經濟發展形成制約，反而成為護身符;作為理性社會人，期待享有良好環境條件，環境目標過于理想，相關條款不能有效施行。
2月24日，我國環境保護部通報近日對河北石家莊、唐山、廊坊等地大氣污染防治督查情況，發現三地都存在企業治污設施不健全、運行不正常的情況，面源污染問題多，揚塵嚴重，露天焚燒垃圾多有發生。這是在河北鐵腕治理環境污染和化解產能過剩背景下的“環境法治”狀況。很多環境法缺乏技術規范、標準和法律責任的配套，不能發揮預期的規范作用，反映了社會共同體期待環保又無力或不愿意真正環保的復雜社會心理。
雖然人口、土地、水、節能、環保等政策被列為基本國策，但經濟增長仍然沒有擺脫高污染、高耗能的傳統發展方式。單純依靠環保部門來抓環保和污染治理，或突擊式推進“淘汰落后產能”，不僅成本高、代價大，而且環境得到改善和恢復的速度遠遠落后于環境受到污染和破壞的速度。
因此，必須通過信息公開、民主協商等方式把環境與發展的平衡向社會公眾開放，以凝聚社會共識，建立起“真轉真變”的長效機制，使污染控制、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融入到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才能確保“環境底線”不被突破。
霧霾治理同樣需要系統認識和應對。認知層面，信息透明是認識、解決問題的基礎;行為層面，除了呼吁政府、企業和公眾“從自身做起”，更要對社會主體的行為進行實質性法律約束。如果沒有法律責任約束，即便采取運動式執法等鐵腕行動，也改變不了環境法的“軟法”地位，抑制不住“破窗效應”的行為沖動。
霧霾危害和健康影響的鑒定不可能都建立起直接的因果關系，概然的判斷離不開醫學和科技手段。因此，需要政府定期發布有公信力的環境監測、環境質量、健康影響等公共信息，作為日常生活的行動參考。
建議將“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體系，提升到社會發展戰略決策的前端，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一道成為中國夢的基本要素，以共同指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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