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發合：治霾需要中長期時間表和路線圖
“今日無霾”什么時候成了難得的“好消息”?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傅瑩被媒體問及霧霾。她回答說：“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了。”
不只是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指向一個事實--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已經讓我們的環境承載力達到了極限。
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用最嚴格的制度體系來保護生態環境。這不僅意味著密集的立法、修法，還意味著生活方式、發展方式的變革。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需要強有力的改革措施、問責機制，這一輪與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密切相關的改革將是一場持久戰。
本報記者 王爾德 北京報道
霾鎖中國，全國上下而求索。
“決策者需要做的是，拿出更多的力度、速度和歷史的耐心去解決霧霾問題，回應和滿足老百姓的關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柴發合認為，政府應該給公眾一個可以信任的中長期預期，這樣可以確保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國家應該進一步提出分區的大氣as污染總量控制減排種類和減排目標，建立適合我國大氣污染物特征的各地區域和城市控制質量管理體系。”
“在區域污染治理問題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職責上怎么分工，各自承擔什么責任，目前似乎并不是十分清晰。這一點也需要盡快明確。”柴發合對問責機制也提出建議。
治霾不僅是環境問題
《21世紀》：經歷了2011年10月底、2013年的2月和今年2月的嚴重霧霾，人們感覺霧霾不但沒有好轉，似乎更加嚴重了。作為環境保護專家，你對治霾還有信心嗎?
柴發合：有信心。這首先是因為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解決重污染問題高度重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治霾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甚至是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但目前，還有不少人對治霾的緊迫性、長期性和復雜性認識不夠。
我們必須用專業的眼光去看待霾的形成，由于霾的形成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其治理同樣也將會是一個長期和復雜的過程，可以期待逐步改善，但很難立竿見影。
經過多年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發展，我國大氣污染物排放的規模已經非常驚人。這是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無可回避的排放背景，這樣的一個背景是包括決策者在內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正視的。決策者需要做的是，拿出更多的勇氣、智慧和歷史的耐心去解決霧霾問題，回應和滿足老百姓的關切。
《21世紀》：北京之前發布的治理計劃，目標是到2030年空氣質量達標。換句話說，還要再忍受17年的“毒氣”，這么漫長的時間似乎超出了公眾的歷史耐心。
柴發合：每一個人都希望空氣質量立刻改善，但能否改善、何時改善有時候確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參考國外的經驗可以看出，在特別的發展階段，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環境和健康代價，這也是常見的歷史現象。這并不是說，政府、社會和公民就可以不作為，靜等天藍，而是說治霾是一個系統工程，受到自然條件、經濟和社會成本的約束。
我們需要在尊重科學的基礎上，找出一條平衡環境效益與經濟社會承受力的解決方案。比如解決煤煙型污染，在沒有足夠的清潔能源替代煤炭的情況下，不讓老百姓燒煤，燒什么呢?所以，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多方面平衡。治霾需要制定更清晰的戰略，需要有更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給一個可以信任的時間預期
《21世紀》：提到時間表和路線圖，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空氣質量何時能夠達標，政府能否做出一個承諾?
柴發合：這也是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并沒有注意到，環保部曾經給出一個答案。
在2013年1月24日召開的全國環保工作會議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曾經公開表示：首要大氣污染物超標不超過15%的城市，力爭2015年達標;首要大氣污染物超標15%以上、30%以下的城市，力爭2020年達標;首要大氣污染物超標30%以上的城市，要制定中長期達標計劃，力爭到2030年全國所有城市達到空氣質量二級標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表態，可以部分地回答時間表的問題。但現在情況可能有所變化，在周部長做這個發言的時候，其依據是2012年底發布的《全國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但在去年國務院發布了目標更嚴格的《全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這個時間表有必要重新調整。但是，更新版需要在充分的科學研究基礎上，給大家一個可以信任的歷史預期，這樣可以確保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這個歷史預期，不僅是5年的短期規劃目標，而應該是10年或者15年的中長期目標。就中長期治理目標，國家應該進一步提出分區的大氣污染總量控制減排種類和減排目標，建立適合我國大氣污染物特征的各地區域和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管理體系。
《21世紀》：霧霾的成因非常復雜，區域性特征也很明顯，各個地區應該在做好霾的源解析的基礎上，再制定規劃。但現在很多地方先有規劃，再去進行霾的源解析。這個時間順序顛倒了。
柴發合：關于霧霾來源，一個比較宏觀的說法，就是工業、燃煤、機動車、揚塵、秸稈燃燒以及區域傳輸這幾大類排放來源。但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具體到各個區域、各個城市各類排放源的占比會差異很大。
從媒體報道來看，京津冀地區多數城市正在開展新一輪顆粒物來源解析，其中不少城市沒有做過來源解析，有的只是在幾年之前做過，沒有連續做。
我認為基于對顆粒物來源的歷史分析、宏觀判斷和現狀研判制定的治理規劃大方向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否能夠實現精確打擊是有疑問的。這可能將影響治霾措施的針對性和效率。只有有的放矢，實現精細化管理，才能降低成本，有效地減少霧霾。
治理區域性污染靠政府間合作
《21世紀》：《全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了很多嚴厲的治霾措施，你對此有何評價和補充?
柴發合：首先，應該加快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增強其操作性，并加快完善臭氧和揮發性有機物污染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大氣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
其次，應該完善大氣污染控制的經濟政策和市場機制，降低大氣環境保護成本。具體來說，提高大氣污染物收費標準，足額征收排污費，健全大氣污染物排放外部成本內部化政策。完善大氣污染治理的價格、財政、稅收和信貸等政策，并盡快研究并適時推出能源消費稅等。對機動車污染，應通過財稅優惠政策，鼓勵汽車生產企業開發和生產低能耗和低排放車輛，加大清潔能源汽車的發展和使用。
最后，根本的措施就是前端控制。現在的治理思路還是以末端控制為主，所謂末端控制，就是前幾年主要盯著排放源，“十一五”開始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十二五”又新加氮氧化物和PM2.5排放控制。這些措施確實都發揮了巨大效果。但是，除了進一步強化末端控制外，更應該從前端控制，通過推行清潔生產技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點在目前是做得不夠的。
《21世紀》：目前，霧霾的區域性污染特征非常明顯，尤其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最為突出。如何從機制上解決區域污染問題?
柴發合：區域性污染，很難靠單個城市來單打獨斗，區域之間的污染傳輸和影響需要區域合作，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聯防聯控。問題在于怎么聯合防控?
首先，應該對區域傳輸的機理做科學研究，摸清區域傳輸的規律，這樣才能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其次，區域之間怎么合作，這種合作或許未必像《全國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的開聯防聯控的聯席工作會議那么簡單。因為環境治理是一個涉及環境、經濟和社會多方面的綜合問題。這種合作表面上是環保部門之間的合作，但實際上是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這種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涉及到該區域的區域一體化程度，像長三角和珠三角一體化程度比較高，而京津冀地區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京津冀地區涉及到“三地四方”，也就是“河北、天津、北京”三個地方，實際上的利益相關者在“三地”之外還包括“中央政府”這一方。同時，京津冀三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差異很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利益格局。這種格局調整需要一個整體的綜合考慮。
此外，在區域污染治理問題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職責上怎么分工，各自承擔什么責任，目前似乎并不是十分清晰。我認為這一點也需要盡快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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