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環境監測項目:依需要還是依能力？
有專家認為，我國目前環境監測主要是針對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因子，而具有明顯健康影響的非常規污染物的監測信息相對缺乏，相應監測布點也多是滿足污染源監控和環境質量評估的需要，未能針對人群分布特征，從滿足環境健康需要角度開展綜合監測。那么，我國環境監測項目是怎么確定的？為何有些污染物未被納入監測范圍？對此，記者專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魏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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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監測是考慮到人體健康的
記者：有專家認為，現在我國環境監測指標設置不是基于人體健康，而是根據環境保護需要，是這樣嗎？
魏復盛：現在的監測項目是考慮到人體健康的。環境污染了，我們要例行監測，大多數監測項目都是根據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的影響來制定的。比如，大氣的10項標準，再比如PM2.5、苯并（a）芘、揮發性有機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鉛、一氧化氮等。
記者：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常規監測的項目，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等，離人體健康的要求都比較遠，很多與人體健康密切相關的指標并未納入監測范圍。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魏復盛：不能這么說。納入到監測范圍的項目都與人體健康有直接關系，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日本四日市曾發生過哮喘事件，就是由二氧化硫污染引發的。過去，在日本曾發生過兒童做操時暈倒，后來研究發現跟氮氧化物污染有關。我國把這兩項指標納入常規監測范圍，借鑒了國外經驗，是考慮到人體健康的。
現在不是所有項目都監測，是因為共有幾百，甚至上千項，監測不過來，花不起那么大的代價，也沒有那么多人手。
記者：我們在制定環境監測指標時，會優先考慮哪些項目？
魏復盛：會優先考慮量大、面廣、影響大的污染物。比如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和石油為主，燒煤燃油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顆粒物等污染物，這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具有共同性，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也普遍存在。所以，就會考慮把這些污染物納入常規監測。
記者：有沒有哪幾種污染物，確實跟人體健康關系很密切，但卻沒有被納入監測范圍？
魏復盛：也有。比如二惡英，二惡英是致癌物，在一級致癌物中毒性最大，但它卻是高毒性低風險的致癌物。為什么說它低風險？因為暴露的劑量很低。二氧化硫暴露的劑量是微克（μg）級的，二惡英暴露是皮克（pg）級的，1微克相當1000納克（ng），1納克相當于1000皮克。所以，二惡英雖然毒性很大，但人的暴露量很小，風險就低。
我有句話：不以物質有無論是非，而要以暴露量的多少為條件。像二惡英這種毒性很大的污染物，在環境中量很少，所以它的風險并不是很大。只是某個局部有污染源時，才會很高，是局地不是很普遍的污染物。
再比如重金屬鉛，環境里到處都有，鉛污染會引起血鉛超標。如果身體里血液每升有幾百微克，那就比較高，會引發鉛中毒；如果人體血液濃度含鉛100微克以下，甚至只有十幾、幾十微克，那對健康影響就不會太大。所以環境中的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危害大不大，也跟濃度和劑量有關系。
記者：污染物能不能納入監測范圍，是不是跟公眾的關注度也有關系？
魏復盛：有關系。比如某種污染物暴露出的問題較多，就會引起大家高度關注，可能在制定標準時，就會考慮把它納入常規監測范圍。就像PM2.5，原來監測不太重視它，現在重視了，把它納入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九州大牟田市一家糧食加工公司食用油工廠，在生產米糠油時，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在脫臭過程中使用了多氯聯苯（PCBs）液體作導熱油。因生產管理不善，PCBs混進了米糠油中。隨后受污染的米糠油被銷往各地，造成人員的中毒生病或死亡。后來的研究進一步證明，多氯聯苯受熱生成了毒性更強的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后者同樣也屬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以前世界各國都沒有太重視多氯聯苯（PCBs），日本發生米糠油事件后，很多國家都把它納入了監管范圍，相應的標準也已經制定。
記者：除了成本和人手問題外，制約我國監測范圍和能力的，有技術和設備方面的因素嗎？
魏復盛：也有這方面因素，監測的項目多，要買的儀器設備就多，成本自然就高。但有些污染物，即使監測出來，因在環境中的濃度很低，對人體健康產生的危害不大。就目前的條件下，還是要分輕重緩急，應把政府和公眾關心、又對改善空氣質量和人體健康有直接關系的污染物和理化指標，作為優先監測、優先控制的項目來考慮。
環境與健康監測應從國家層面著手建設，不能光靠環保一個部門
記者：我國現有的環境監測主要有哪幾種？
魏復盛：我國環境監測主要包括3種：常規監測、污染調查監測和科學研究監測。
常規監測又稱為監視性監測和例行監測，是對指定的有關項目進行定期、長時間的監測，以確定環境質量和污染源狀況，評價控制措施的效果，衡量環境標準實施情況和環境保護工作的進展。常規監測又包括環境質量監測和污染源的監督監測。比如，根據《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常規監測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顆粒物、一氧化碳、臭氧8小時濃度限值和細顆粒物6項指標。
污染調查監測主要是為了摸清污染狀況，比如做有機氯的污染現狀調查，通過監測看它達到什么水平，然后評估對人體健康有多大風險，為政府管理部門治理和公眾健康防護提供參考。污染調查監測更多的是積累數據和資料，了解現狀，摸清家底。
還有就是為了科學研究而進行的監測。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公布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名單，包括很多項，我國作為《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方，如何履約？我們家底怎么樣？哪些地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比較高？怎么來減排以減少危害？這就需要做調查研究，進行環境監測。再比如，揮發性有機物對PM2.5的貢獻有多大？都是什么化合物？是怎么轉化成PM2.5的？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需要做調查研究，就要先進行監測。
有些污染物控制還沒有達到發布標準的程度，需要先把家底摸清楚，進一步認識這種污染物，包括它的分布、危害、來源等，為今后解決污染積累資料，這種監測比較多。
記者：相關部門也在做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的試點工作，您認為如何做好環境與健康監測？
魏復盛：現在我國環境與健康監測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應該從國家層面來著手建設，光靠環保一個部門無法做到。
環保部門可以利用現有的這套環境監測系統，跟衛生部門合作，比如與國家疾控中心和醫院合作。衛生部門主要側重于疾病的統計，因此掌握著健康效應的大量數據，包括病種、門診、住院的人數、死亡人數等數據，對于不同的污染氣象條件，這些數據是不一樣的。如果把環保部門監測的數據與衛生部門統計的數據對應起來，就很能說明問題。衛生部門對污染物毒理毒性實驗研究更有優勢，還有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可以優勢互補，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從保障公眾健康角度來說，環保部門和衛生部門的工作目標是一致的。因此，雙方應該聯手合作，實現數據共享，共同對一些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得出結論后向社會發布，從而達到更好地維護公眾健康的目的。但這需要一個過程，現在部門之間協作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
部門之間數據共享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達到數據價值最大化
記者：您提到數據共享的問題，現在很多研究人員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一問題是科學研究的瓶頸。為什么數據難以實現共享？
魏復盛：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管理上的原因，也有使用者的問題。現在是大數據時代，數據應該共享。
政府管理部門應該做出規定，哪些數據可以共享，哪些數據需要保密。政府管理部門做出規定后，共享那些非保密的數據，對國家并沒有什么損害，還可以通過公布數據，讓社會知道真實情況，達到數據價值的最大化。現在很多部門以保密搪塞，進行數據封鎖，研究單位之間也互相封鎖。
對研究部門之間來說，數據共享可以實現優勢互補。我一直在呼吁數據共享，媒體也應該呼吁，包括我們環保部門，監測數據要共享。當然，數據發布部門可以做出規定，怎么使用、用在哪些方面等，大家遵守這個規定才能使用。使用者應該尊重發布者的勞動成果，規范使用，比如引用時注明出處等，不能隨便拿來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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