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排放見頂路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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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的目標，我國非化石能源需要以年均6%左右的速度增長。資料圖片
■受訪對象：
美國環保協會副總裁杜丹德
中創碳投分析師陳志斌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波
11月12日，中美雙方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此之前，我國還發布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其中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到15%左右。
這一連串承諾顯示了中國碳減排的決心，也給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轉型帶來了壓力和動力。碳排放的“天花板”已經形成，能否形成倒逼壓力？這又能否刺激中國略顯冷清的碳交易市場？記者就此采訪了美國環保協會、中創碳投、中央財經大學等相關機構的專家學者。
為何是2030年？
工業化向后期過渡，重工業部門2020年將達到產量峰值，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約也在2030年
美國環保協會副總裁杜丹德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多年努力，國際社會認識到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離不開中國的努力。“這是兩個大國做出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國際承諾。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發達國家。氣候和環境問題已經很嚴峻，各國理應對此做出各自的努力，中美率先發表此次聲明，意在激勵其他各國做出承諾。這將為明年在巴黎舉行的氣候變化大會注入活力，推進全球氣候談判的進程。”
分析認為，中美各自做出的承諾有其現實和理論依據。中國社科院—國家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11月初發布的第六本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4：科學認知與政治爭鋒》（以下簡稱綠皮書）提出，中國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出現。中國此次作出如此承諾或與這一研究結果有關。
根據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與CO2排放經驗，以及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等因素，工業部門是我國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部門。相關機構對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分析與預測表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處于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業部門將于2020年前后實現產量峰值。在基準情景下，工業部門排放將緩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達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業部門總排放將在2025年~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
國家氣候中心助理研究員劉昌義認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低碳情景較為符合中國現實國情。
此外，城鎮化也是影響我國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對城鎮化影響碳排放機理的探索和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經驗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總量三者隨城鎮化發展的倒U型曲線不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現。
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約出現在城鎮化率為70%左右的階段。綠皮書稱，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預計城鎮化率到達70%大約還需要15年的時間，以此推斷中國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現在2030年左右。
此前中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承諾是，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有專家指出，此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達到峰值，這意味著中國的二氧化碳減排要從強度減排向總量減排過渡。2030年后，中國對二氧化碳的減排是總量減排，而從現在起到2030年，既要強度減排，又要向總量減排過渡，減排的難度更大。
中國社科院—國家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認為，面對這一形勢，未來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人口、社會、經濟、空間結構、技術等多個維度，融入低碳理念，進行科學規劃，減少城鎮化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盡早實現我國碳排放峰值的到來。
2030目標能否實現？
減少煤炭需求的根本還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和環境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中國談轉型，就好比一艘巨大的輪船調頭，從決定調頭到開始有動作需要一定的時間。中國的經濟體量很大，能源強度、碳強度還很高，能源效率卻不高，中國的碳減排有很大空間。如果想在2030年達到排放峰值，現在就需要開始行動。”杜丹德向記者解釋。
從我國的產業結構來看，目前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產業還占主體地位，但在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未來產業結構會繼續減重。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說：“根據學者的測算，到2020年左右，中國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產值會達到峰值，也就是說，來自重化工行業對煤炭的需求會在那時達到頂峰。耗能大戶的煤炭需求已經見頂，全社會對煤炭需求的增長也就沒有了空間。”
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的數據，2013年，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占比為67.5%，創歷史新低。在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隨著節能減排政策陸續落實，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量將不斷下滑，能源消費結構調整將持續深入。
“減少煤炭需求根本還是要提高能源效率。”杜丹德認為，能源的價格還必須體現所有的成本，包括環境成本，這樣才能讓企業在利益驅動下減少化石能源使用。煤炭需求量下降，這就為碳減排留出了空間。
替代煤炭的清潔能源技術也在擴張，風電行業回暖，光伏行業風生水起，核電不斷發展。在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的倒逼下，清潔燃煤技術和污染減排技術也有了十足的進步。
現在，我國每年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超過整個歐盟。如今，中國已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光伏產品制造國，并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風能生產國。傳統“三高”行業領域，在繼續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加快對留存產能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為達到峰值提供了可能。
此次中國提出的碳減排目標，強調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加快清潔能源替代傳統非化石能源對于碳減排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我國能源消費的比重約為9%，要實現到2030年達到20%左右的目標，其中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以水電、核電、光伏和風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將在政策合力驅動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但是，削減燃煤消費并代之以清潔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意味著在控制新增碳排放的同時，減少存量排放是務實之舉。《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也提出，技術創新對于降低當前減排技術成本至關重要。智能電網、能效、溫室氣體數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應當加緊開展。對此，以碳捕獲、碳封存為代表的碳排放后端處理被提上議事日程。
杜丹德認為，能源和環境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能源政策會帶來相應的環境影響，環境政策也會影響能源的使用，在政策制定時應當將二者統一考慮。他用電價政策舉例說，電價高低會影響煤炭使用、資源分配等方面，進而也會影響污染物排放和環境。
“綠色供應鏈也是能夠提高企業能效的一種手段。個人和企業通過選擇不同的生活、生產方式，都會改變能源消費狀況。”杜丹德說。
碳市場為何沒啥反應？
總體利好，但對市場暫時沒有直接刺激，長遠來看會推動碳市場發展
在中美發表這一聲明的同一周，我國7個碳交易試點中，除重慶市場無成交外，各個試點的價格走勢平穩，中國宣布2030的碳峰值目標對市場沒有顯現出直接的刺激作用。
“這個消息沒有對二級市場產生影響是由市場的特殊情況決定的。首先，這7個試點目前的減排目標和國家減排目標沒有掛鉤，未來國家目標如何落實還不清楚。而且，試點還面臨著向全國市場過渡的問題，政策具體設置還不明朗，企業還不能根據遠期情況來進行交易。其次，目前的試點均只有現貨交易，沒有期貨交易，驅動企業交易的要素主要是滿足政府明年的履約，企業也不能通過交易來進行遠期的碳管理。因此，二級市場對這個消息沒有反應是正常的。”中創碳投分析師陳志斌說。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波認為，這個事件對我國碳市場的影響很難直接分析，但總體而言是更加利好了，這其中涉及到復雜的政治博弈，“政治談判跟市場發展還不太一樣”。
“天花板”形成對碳市場的直接影響是減排目標的設置。陳志斌說，目前我國仍然是以強度控制為主，并沒有強調排放量絕對值的下降。如果峰值來臨，那么就必須進行排放總量控制。這將對碳市場配額分配方法產生影響。“但在短期具體能否刺激二級市場交易，則要看新的分配方法是否會改變原來的市場供需狀況。從長遠來說，實行總量控制的確能夠迫使企業節能減排，推動碳市場的發展。”
“對美國而言，美國加州和東北部有兩個碳交易市場，發展比較蕭條。美國發表這番聲明讓各州意識到，美國政府對溫室氣體減排態度很嚴肅，這就使這兩個市場周邊的州不得不加緊決定是否使用碳交易的手段進行減排。”杜丹德說，“中國的情況跟美國有相似點，中國的7個碳市場也相對冷清，聲明沒有直接作用于二級市場，企業和投資者都在進行觀望，期待國務院對此進行政策反饋。”
峰值目標的提出，表達了政府對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化的決心，而且有了一個中長期的政策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政府需要投入比現在更多的資源，采用更豐富的政策組合。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碳市場已經成為低碳政策的主流，因此，中國在確立峰值目標后也會加大力度建設國內碳市場，相關制度的出臺和落實都有可能加快。
目前，我國7個省市已開展碳排放交易試點，按照《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將建成國內統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市場普遍預期，隨著相關制度設計及技術標準的完善，未來擁有碳排放指標的企業將通過交易體系獲得新的利潤增長點。
■微觀點
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林伯強：
需要長短結合的政策組合
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現需以達到煤炭消費峰值為基礎，然后再用煤炭的減排來抵消石油天然氣的碳排放增長。現在，霧霾已經成為舉國困擾的難題，而霧霾治理的關鍵就是煤炭替代，這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標是一致的。
這次在確定碳排放峰值點的同時，政府還承諾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以上，而2013年這一比例僅為9.8%。要滿足這一承諾，核電發展至關重要，它可以同時滿足替代量和成本問題。
2013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為1461萬千瓦，僅占全部裝機容量的1.2%，發電量也不到2%，而美國核電發電量占19%，相比法國等核電大國差距更為明顯。目前，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以及生物質、地熱等占我國一次能源的比例都很小，未來也難有較大提高，因此開發核電對中國是難以回避的選擇。
霧霾治理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早日出現需要長短結合的政策組合。短期通過設立環境標準和約束指標，以及能源價格改革反映環境和資源稀缺成本，倒逼煤炭峰值盡早出現；長期需要通過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創新來解決煤炭替代導致的高能源成本問題。
如果將霧霾治理與二氧化碳峰值聯系起來，當中國為霧霾治理付出足夠的代價之后，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現將成為必然結果，不會給經濟帶來額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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