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健康研究呈現碎片化？
法律條文之間是有邏輯聯系的，也是相互協調的，撇開這些，孤零零一個第三十九條，環境與健康工作是很難開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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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十條授予了環保部門代表國家對環境保護實施統一監督管理，這也就意味著環保部門在環境與健康管理工作上取得了法律授權。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推進環境與健康工作提供了重大的發展機遇，關鍵在于各部門是否看到了機遇，并且能夠抓住機遇。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2015年1月1日即將實施，對環境與健康相關制度建設、科研領域等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那么，如何利用環保法推動相關工作開展，實現保障公眾健康的宗旨？對此，湖北經濟學院教授、全國人大代表呂忠梅表示，環境與健康工作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多主體，新修訂《環境保護法》覆蓋了理念、法律責任等內容，這些都將有力支撐環境與健康工作的開展。
把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評估等技術手段法定化，并通過這些手段建立環境與健康管理制度
中國環境報：第三十九條對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尤其是環境與健康工作將起到怎樣的作用？
呂忠梅：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一個亮點，就是要求建立環境與健康的基本制度。第三十九條是對我國環境與健康工作的原則性規定。我理解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前半句“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就是把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評估這些技術手段法定化，通過這些手段建立環境與健康管理制度。
后半句“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采取措施預防和控制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這是國家鼓勵環境與健康科學研究的措施。這是為什么？環境與健康管理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目前，我國環境與健康調查、監測、風險評估的技術及其方法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環境與健康管理工作快速全面展開的瓶頸。在現階段，國家希望通過鼓勵科學研究來突破。
中國環境報：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總則中已有國家鼓勵科學研究的條款，增加后半句是否多余？
呂忠梅：如果單純從立法技術上講，“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表述是多余的，因為總則已經有國家鼓勵科學研究的條款。但從中國現實來講，再對環境與健康科學研究進行鼓勵，還是有必要的。
環境與健康是一個涉及多學科領域、多方面管理的問題，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中介服務、公民個人權益等多主體、多環節，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此，其科學研究本就該鼓勵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研究或者融合性研究，運用系統的研究方法，加強頂層設計與具體路徑的結合，尋找可行的解決問題方案。
我在做課題過程中發現，美國在制定環境保護規劃、法律和政策以及實施時，大多是多學科參與，聯邦和州環保局聘請大量的律師參與執法，環保局與疾控中心有密切合作，執法機構背后有各種實驗室支撐。他們合作的方式也是多樣化的，有政府采購、項目及資金支持、合作協議等，但無論何種方式，有一種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不同部門的人為解決問題聯合開展工作。
而在中國，一是科學研究碎片化，雖然分工越來越細，但分了之后合不起來，這導致很多時候思維也是碎片化的，解決問題很難形成系統性的方案，并且浪費很大；二是執法部門、區
域分割，各自為戰、各自為政，不僅難以形成整體性的問題解決方案，而且導致選擇性執法、錯位執法、扭曲執法，造成法律的執行力很弱。
新修訂《環境保護法》中關于環境與健康的內容不能僅僅理解為第三十九條本身，至少包括了理念、原則、具體內容和法律責任等4方面
中國環境報：僅憑第三十九條，對環境與健康工作支撐作用究竟能有多大呢？
呂忠梅：如果把新修訂環保法中的環境與健康保護制度僅僅理解為第三十九條本身，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把它變成一個孤立的條款。
我認為，其中和環境與健康相關的內容包括4個方面。第一是關于理念和原則方面的，即第一條和第五條；第二是直接涉及環境與健康內容的，即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七條；第三是和環境與健康密切相關，或者說是要將環境與健康保護理念貫穿其中的多項管理制度；第四是法律責任，即違法后果及責任追究。
所以，理解新修訂環保法中關于環境與健康制度的規定，不能簡單地去看第三十九條本身。
中國環境報：能舉例詳細說明一下嗎？
呂忠梅：比如說，第一條和第五條，就為環境與健康制度建設提供了立法理念及原則的支撐。如果說，環境與健康立法必須建立在“風險預防”的理念上，那么第一條把原來的“保障人體健康”改為“保障公眾健康”，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此外，第五條把原來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想協調”修改為“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就是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發生沖突時，要堅持保護優先的原則，也體現了預防為主的理念。這些也都為第三十九條提供了立法理念與原則的支撐。
中國環境報：在法律上，理念和原則意味著什么？
呂忠梅：法律理念的基本功能是引導法律活動的實踐，表現為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引導，也是整個法律制度建立的基點，對這部法律的貫徹實施具有根本性指引作用。法律原則是法律制度的價值判斷標準，也被稱之為“帝王條款”，當法律實施無法用具體條文來判斷當事人的行為時，法律原則可以成為最后的判斷準則。
中國環境報：您在前面說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還有一些條款和環境與健康相關，具體還有哪些？
呂忠梅：其實，任何一個法律制度都不是由一個單獨的條文構成的，對于這個制度的理解，既要把握制度建立的前提，即前面已經講過的立法理念與原則，又要注意制度實施的相關條件。法律條文之間是有邏輯聯系的，也是相互協調的，撇開這些，孤零零的一個第三十九條，環境與健康工作是很難開展的。
首先要回答環境與健康工作由誰來做的問題，法律規定是“國家”，誰代表國家？這就要通過法律來授權。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十條授予了環保部門代表國家對環境保護實施統一監督管理，這也就意味著環保部門在環境與健康管理工作上取得了法律授權。
第十三條是環境保護規劃制度，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對環境保護規劃的內容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規定，環境與健康當然應該納入規劃。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規定由環境保護部負責制定環境標準，因此建立以保障公眾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系統也是環境保護部義不容辭的責任。第十七條規定由環境保護部牽頭建立全國環境監測網，這對開展環境與健康監測工作非常有利，通過建立監測網絡這一具體手段可以保證環境保護部主導、統一管理環境與健康工作的落實。
第五十三條是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公眾有哪些權利，這里面說的非常清楚。第五十四條是環保部門發布信息的義務，第五十五條是企業發布信息的義務，這些關于信息公開的規定對環境與健康調查、風險評估意義重大。
過去，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經常會碰到這種事，由于信息不公開，網上找不到想要的信息，找企業要不到，偷偷去現場調查，企業還會趕你。現在法律明確了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的義務，如果不公開，可以通過行政或司法程序提出請求。
此外，第五十六條明確要求環評時要公開征求公眾的意見，法律責任里面規定了先建后評、評價過程中不征求公眾意見的后果。第五十七條講到了公民的監督權和舉報權。第五十八條是環境公益訴訟，把司法權加進來了。這些條款都是對開展環境與健康工作非常有利的法律支撐。
不進行或者不配合環境與健康調查等，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排污造成公眾健康損害的，必須承擔賠償責任
中國環境報：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六章是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這些規定中哪些是有利于環境與健康工作的？
呂忠梅：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強化了法律責任，整體上提高了違法成本，增加了行政拘留措施、增加了“按日計罰”、提高了違反禁止性行為的處罰力度等。比如，“按日計罰”，不僅對違法行為可每24小時作出一次處罰，進行連續處罰，并且還授權地方性法規可以增加連續計罰的環境違法行為種類。
這些規定，對于保障環境與健康制度的實施，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比如，不進行環境與健康調查或者不配合環境與健康調查、逃避環境與健康監測等，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如果排放污染物造成了對人體健康損害，必須承擔賠償責任。
中國環境報：有了法律依據，是否意味著環境與健康工作迎來了發展的重大機遇？
呂忠梅：可以這么說。如果我們僅僅只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可以說是無事可做。但是，如果真正理解了《環境保護法》立法理念和相關制度，環境保護主管部門以及相關部門在環境與健康工作中是大有作為的。因此，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推進環境與健康工作提供了重大的發展機遇，關鍵在于各部門是否看到了機遇，并且抓住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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