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后首例環境公益訴訟立案 專家:不必擔心泛濫
1月1日，在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環保法》)正式實施的當天，一起由民間環保組織提起的首例環境公益訴訟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級法院立案受理。
這起案件之所以備受輿論關注，是因為過去環境公益訴訟的門檻太高了。據報道，從2000年到2013年，全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總計不足60起。從起訴主體看，絕大多數是行政機關和地方檢察院等公權力機關，環保組織起訴的案件很少。
為拓寬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渠道，新《環保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提起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牟取經濟利益。”
此次依法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是兩家長期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且無違法記錄的非營利性民間環保組織——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和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而被告則是4名福建籍和浙江籍公民。
據起訴書描述，2008年7月底，被告謝知錦、倪明香、鄭時姜未經批準，擅自從被告李名槊手中購得南平市延平區葫蘆山砂基洋恒興石材廠礦山的采礦權。在未依法取得占用林地許可證及辦理采礦許可延期手續的情況下，被告改變原有塘口位置從山頂剝山皮開采礦石，并將產生的棄石往山下傾倒，還在礦山塘口的下方興建磚混結構的工棚用于礦山工人居住，直至2010年年初停止開采，造成原有植被嚴重毀壞。在國土資源部門數次責令停止采礦的情況下，2011年6月被告還雇傭挖掘機到礦山邊坡處開路和擴大礦山塘口面積，又造成該處原有植被嚴重毀壞。2014年7月，延平區法院以謝知錦、倪明香、鄭時姜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對3人分別判處一年六個月至一年二個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別處罰金5萬元。
原告認為，上述被告轉讓、開采有共同的過錯，破壞的林地不僅本身完全喪失了生態功能，而且影響到了周圍生態環境功能及整體性，尤其是山頂被破壞的林地，將會嚴重影響和改變周邊及山下動植物的生態環境，導致生態功能脆弱或喪失。原告作為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有義務參與、督促責任者恢復林地植被，保護生態環境，故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
作為該案的支持起訴單位，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訴訟部部長劉湘律師介紹說，之所以選擇南平這個生態破壞類案件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突破口，是因為該案“污染或破壞的證據充分，能夠得到執行，且當地法院愿意受理”。他說，我們追究被告的民事責任，基于已經追究的刑事責任，證據是比較充分的;同時還要考慮被告的執行能力，是否有能力承擔民事責任，也就是進行生態修復。我們注意到，還有將近320萬元是可以用來做生態修復的。提起訴訟之前我們去了當地法院，溝通的結果是當地法院很支持，當地林業局也很支持。
劉湘認為，這個案件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是新《環保法》實施后的首例環境公益訴訟，還在于其影響性。“當地不止這一家開礦企業，還有其他家，造成當地生態破壞。如果這個案子能夠勝訴，我們可能還會對當地其他開礦企業提起訴訟”。
環保部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李靜云在1月4日舉行的“新《環保法》實施首例環境公益訴訟發布會”上透露，我們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借鑒了美國的制度。當時美國的情況和我們現在的社會背景也很類似。需要這個制度不是為了訴訟，不是為了告狀。面對此起彼伏的環境違法，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政府的執法能力無法監管到每一個角落。“公益訴訟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走群眾路線，增大環境執法的威懾力，對企業形成威懾力。公益訴訟的目的就是監督和遏制環境違法行為”。
一同出席上述發布會的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教授賈西津表示，公益訴訟是法律的專業事件，是以一種理性的方式，以去敏感化的方式實現理性訴求。“走上法庭，其實是一種最理性的方式，也是在教會政府一種處理問題的有效的理性方式，實現平等的對話。如果公益訴訟能夠可持續地走下去，對中國政府而言是很好的機會學習法治的理念和治理方式”。她說，“環境問題其實是一個發展問題。在溫飽沒有解決的時候，環境問題就無足輕重了。現在大家關注環境問題，開始反思發展，反思這是我們需要的發展嗎?也開始反思人和自然的關系，反思生命存在的意義，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背后具有很深的價值關懷。”
中華環保聯合會法律中心副主任兼督察訴訟部部長馬勇對公益訴訟之難深有感觸，2013年他所在的組織提起8起環境公益訴訟卻無一被受理。他坦言，環境公益訴訟面臨三大挑戰：一是環境公益訴訟的可復制性問題。2009年以來，我們團隊做了很多公益訴訟，其中很多沒有立案。還有的立案后被駁回。以半官方性質的中華環保聯合會為原告的案子，不一定能適用于其他組織;另一方面，在不同地方，適用性也不一樣。二是可持續性問題。有專業人才，才能做事，如何把這些人才留住，可持續發展，這是很關鍵的問題。公益組織的人一般都是以項目的方式在養人，一般一個項目執行一年，而一個訴訟可能一打就是幾年，這如何具備可持續性?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公眾參與，需要NGO組織，尤其是當地環保組織，能夠及時地回應環境污染問題。三是敗訴的風險問題。以現有的方式運作，沒有很好的資金支持不行，敗訴后一打就沒了。
有人擔心公益訴訟一旦放開會泛濫成災，馬勇則認為，“我現在擔心的不是泛濫成災，而是誰會提起公益訴訟，誰敢提?首先是資金，誰能拿出一大筆錢為公益打一場訴訟?其次，很多環保組織都是在當地的，要考慮自身生存。如果地方公益組織敢在地方提起公益訴訟，需要很強的抗壓能力。”他強調，“不要對公益訴訟期待太高，這只是一種法律手段，需要很大的資金和時間成本，想通過司法程序去解決環境問題成本是很高的，目前最低成本的還是行政過程。所以我們對公益訴訟要保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公益訴訟肯定會對污染企業起到很大的威懾力，尤其是大的污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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