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因土地遭污染維權
孫闊這大半年來每次出村都會掃一眼遠處的河北金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谷公司”)。就是因為這個公司，他的父親孫英仁從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變身為一位“環保斗士”，現在又淪為一個敲詐勒索案的犯罪嫌疑人。
孫闊堅定地認為，孫英仁是被冤枉的，由于長期上訪，被企業“下套了”。
“企業污染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給錢也是對我們這些受害者的賠償。況且是企業主動給的，這和敲詐勒索是兩碼事。”他說。
“之所以給錢是因為不勝其煩，他們總是維權投訴，企業無法正常生產。”金谷公司法定代表人趙匯川告訴長江商報記者。
村民莫名領到鄉長轉交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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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宮營村位于河北省辛集市東北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是典型的農業村。然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西天宮營村的村民也開始被環境問題困擾。村民介紹說，十幾年前，一股酸臭的味道便開始整日彌漫在村莊的上空。
“這種情況持續多年，我們都不敢開窗戶，臭味兒熏得人頭疼。”孫闊說。盡管如此，村民剛開始對此反應仍很冷淡，能做的就是“盡量少開窗戶”，直到污染問題開始威脅到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2009年，在西天宮營村北部廢棄的窯坑處有企業開始傾倒工業廢水，當廢水漫過了田地，莊稼一點點死去的時候，村民們警惕了。
薛曉曼是村民俞文現的妻子，她告訴長江商報記者：她家的田地與廢水坑只隔著一條路，一到夏天污水就會流進田里，長得好好的玉米慢慢地爛根死掉了。
很自然的，村民開始尋找污染源。原有的幾個企業被排除了，最大的嫌疑來自不遠處天宮營工業區新建的企業——金谷公司。
孫英仁和同村的俞文現等共8人開始和企業交涉，但沒有任何效果。無奈，他們共同走上了維權之路，但得到的答復均是：抓到才算。就這樣一句話，孫英仁等人一直蹲守在田間。2013年11月24日，村民們發現兩輛轎車在前面帶路，一輛大罐車趁著夜色來到了村西北方向的一個廢舊的窯坑前，擰開放水閥門開始排出了廢水。被村民發現后，罐車司機見事情不妙跑掉了。村民隨后報警并追問大罐車的所屬單位，但一直未得到正面答復。天宮營鄉鄉長李書雄告訴他們，排放廢水的是一家天宮營鄉境外的企業。
但村民們堅定地認為，這就是金谷公司傾倒的廢水，“境外的企業為什么要大老遠地跑到我們村的地頭上排水呢?”
1月21日，在西天宮營村的村委會門口，記者見到了這輛被村民扣押的車號AG3850的罐車，輪胎已經干癟，車體上標有“腐”字標識，從出水口流出的綠色污水已經凝結，被污水灑過的地面也是綠油油一片。
這件事情發生后，田地被污染的20余戶村民在天宮營鄉政府領到了共計16000元的賠償。李書雄曾對媒體表示，這些錢是鄉里轉交給村民的。但村民至今仍不知道是誰出的這筆賠償款。
屢被處罰的環保企業
金谷公司始建于1986年，是國內規模最大的綜合開發利用的油脂化工企業。
“我們每天要處理掉200多噸地溝油。”趙匯川告訴長江商報記者，“我們是為環保做貢獻的企業，應該受到保護。”
1月21日，記者在金谷公司看到，“環保決定命運 安全展示未來”鏗鏘有力的標語就矗立在公司的門口。趙匯川自信地告訴長江商報記者：“金谷公司如果停產一天，石家莊地區就會有200多噸地溝油無法處理，領導就會著急。但西天宮營村村民的不斷維權，讓企業經常被停產整頓，不勝其擾。”
按照趙匯川的說法，金谷公司的環保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根本不存在污染問題。
但記者在翻閱相關材料時看到，僅2013年12月2日一天，辛集市環保局就對金谷公司下達了辛環罰字【2013】25—29號五份處罰告知書，內容包括：無證排污;公司每年產生的120余噸危險廢物，未按法律要求交由有資質的單位處置，而是摻入燃燒鍋爐中燃燒，并且廢礦物油未張貼危廢標識;擅自拆除大氣污染防治設施;擅自新建生產設施等。
企業既然做足了環保的工作，那么為什么會受到環保部門的處罰呢?
趙匯川的解釋是，俞文現、孫英仁等人一維權，環保局就會到企業調查。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問工人“為什么沒有戴手套啊”，工人就順口回答“燒了”，然后處罰通知書上就寫上了“未按要求處置危險物”。
而為什么金谷公司要拆除大氣污染防治設施呢?趙匯川告訴長江商報記者：“我們自己發明了一套脫臭裝置，并且申請了專利。所以就把原來的拆除了，換上了自己研發的。”
然而這一切，并未改變西天宮營村村民的想法，孫闊告訴長江商報記者：“現在白天的確很少聞到酸臭味，但有時候晚上空氣中仍會彌漫著那種味道。”
趙匯川一直向長江商報記者強調村民們找錯了對象：“這些味道是附近的酸油廠產生的”。而對于村民耿耿于懷的廢水傾倒，趙匯川強調說，加工地溝油不會產生廢水，不僅如此，還需要用水進行冷卻。
被控敲詐勒索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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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田地受污染的村民開始自發到各級政府機關反映金谷公司的污染問題，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2014年1月4日，西天宮營村村委會經過研究決定，由俞文現等8人代表全村村民向各級政府反映金谷公司的污染問題，并開具了證明。
然而，在證明開具不久后，俞文現和孫英仁就見到了趙匯川。有關雙方如何接上頭的說法，現在雙方各執一辭。趙匯川對長江商報記者說，是俞文現通過西天宮營村村民齊輝找到了他。俞文現說，是趙匯川主動找齊輝牽線搭橋。孫闊告訴長江商報記者，俞文現的說法也得到了齊輝的證實。
按照趙匯川的說法，他與俞文現等人的溝通都是建立在彼此不信任的基礎上的，所以在雙方談判時就事先準備了錄音和錄像。
薛曉曼告訴長江商報記者，她聽過趙匯川提供的錄音，也看過錄像。錢的問題并不是俞文現他們提出來的，而是趙匯川先對俞文現說，“別投訴了，你就張嘴要吧”。俞文現一直也沒有說要錢，趙匯川就一直讓俞文現出價。后來俞文現問趙匯川金谷公司有幾個股，趙說有5個，俞文現回答說那就一股60萬吧。趙匯川沒有還價，說再商量商量。
俞文現和孫英仁回到西天宮營村后，召集另外6個人商量此事。大家覺得，“告了這么多年也沒有告下來，就拿了這筆錢吧，拿到手后給大家分了，就算是補償了”。
后來趙匯川給俞文現打電話說，經過商量先給俞文現他們60萬元，剩下的如果一個月內沒人投訴再支付，并要求俞文現拿上身份證和本人的農業銀行的儲蓄卡。在趙匯川的要求下，俞文現等8人出具了一張承諾書，內容為：“金谷公司同意出錢后，保證今后不以任何理由鬧事來影響金谷公司的正常生產，并保證不再往公安局、環保局等各部門告狀，否則把全部款退回并賠款”。
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是，俞文現和孫英仁一起到趙匯川處送銀行卡和承諾書時，孫英仁還強調性地問了趙匯川一句“我們拿到錢以后，你不會去告我們敲詐吧”?趙匯川回答說“我和你們有仇啊”?
一個月后，俞文現和孫英仁向金谷公司催要剩下的240萬元被拒，隨后再次走上維權之路。
2014年4月14日，孫英仁一語成讖，金谷公司向辛集市公安局報案稱，俞文現和孫英仁以舉報金谷公司的環保問題相要挾，敲詐了金谷公司60萬元。
既然認為俞文現等人是敲詐勒索，為什么時隔三個月后金谷公司才報案呢?
“我們花錢就想買個平靜，保證正常生產。結果他們不僅要錢，還要繼續投訴。如果任由他們繼續鬧下去，那我們企業就沒法正常運行了。”趙匯川說。
有關這60萬元的去向，去掉相關人員的上訪費用，俞文現將剩下的錢的一半存進了孫英仁的賬戶。既然是補償款為什么沒有發下去呢?孫闊告訴記者，俞文現等8人的意思是所有錢都到位后再分，把一半的錢存到孫英仁賬戶上是經過8個人商量后決定的。另外趙匯川在給錢之前就讓俞文現保密，不能對別人說。
“企業污染是事實，老百姓遭受到了損失。然后收了企業給的補償款，怎么就成了敲詐勒索了呢?”薛曉曼不止一次地提出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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