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吃藥” 究竟誰“病”了
近日，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課題組獲取首份中國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預測得出全國58個流域的“抗生素環境濃度地圖”。去年12月，央視曝光全國主要河流部分點位都檢出抗生素，甚至南京居民家中自來水也有檢出。前引報告顯示，預測珠江流域抗生素排放密度全國最高，其抗生素環境濃度僅次于海河。（《南方都市報》6月18日）
抗生素本身的確是醫學史上的重大進步與發明，在人類與疾病的抗爭史上立下了豐功偉績。然而，再好的藥也不能當飯吃，抗生素也同樣不例外，對于國內河流中的抗生素藥物濃度遠遠超出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不能再掉以輕心了。比起醫療抗生素的濫用，從環境與食物中微量攝入抗生素的確只是“毛毛雨”，多半不會直接影響到健康，但這并不意味著“江河吃藥”沒有任何負效應。抗生素使用的不節制甚至濫用，不僅會激發抗藥性，一旦抗生素在包括水體在內的環境中暴露并超標，更意味著將危害自然環境中的微生物，破壞微生物生態平衡，從而導致環境危機。
引發極大恐慌的“超級細菌”即“多重耐藥菌”的出現，已被證明與環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殺死微生物群落有關。當環境中的抗生素出現生物沉淀與積累，一些流域中的魚類和生物同樣檢出抗生素超標，“江河吃藥”對于生態物種的負面影響，以及通過食物鏈危及人類，這種危害顯然不能被低估。
“江河吃藥”，究竟是誰在“喂藥”呢？國內的抗生素濫用，難辭其咎。污水處理、畜牧養殖排放、制藥廠和醫院以及農業用藥等，作為抗生素污染的重要源頭，應該并無懸念。而且，抗生素污染的隱蔽性以及對這一污染源的慣性忽視與治理缺位，恐怕同樣是導致“江河吃藥”的重要因素。
歐盟的“海神項目”早已在歐洲范圍內獲取大量調研數據，以了解水環境和水資源中藥物和個人護理品的殘留情況；美國環保署則于1999年就開始了該領域的研究，并加強對藥物和個人護理品污染的重視與治理。在這方面，我國政府有關部門也應當拿出有力度的舉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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