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治污“臨沂樣本”折射什么問題
因為“鐵腕治污”，臨沂這個小城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自今年2月臨沂市政府主要負責人被環保部華東環保督查中心公開約談后，這座位于山東省東南部的工業城市，展開了一場“鐵腕治污”的行動。
臨沂在10天內關停了華盛江泉、三德特鋼等57家企業，甚至納稅百強企業也未能幸免。有一種聲音認為，眾多企業停產可能引發企業債務危機，企業工人待崗可能引發勞動就業問題。
“鐵腕治污”收獲了藍天白云，也引發了當地企業的“陣痛”，引發了社會對治污臨沂的討論：在經濟下行和推進環保建設的大背景下，環保治污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尺度該如何把握?
“藍天白云”的代價
臨沂堪稱新《環境保護法》實行后(以下簡稱“新環保法”)的典型案例。
今年1月，新環保法正式實施。這部被稱為“長了牙的環保法”堪稱“史上最嚴”：對違法企業“按日計罰”，上不封頂;可以直接查封違法企業，甚至對責任人直接拘留;環保也直接與干部考評掛鉤，設立了嚴厲的行政問責機制。
為執行這部“史上最嚴環保法”，環保部在全國部署專項檢查。臨沂成了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專項督查的第一站。
2月5日～8日，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檢查了15家企業，其中有6家存在偷排、漏排和不正常運行環保設施的情況，環保“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手續完備的只有7家，安裝了廢氣在線監測設施的只有8家，但沒有一家通過有效性審核。
2月25日，環保部公開約談臨沂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通報環境違法問題，提出整改要求。代市長張術平表示絕不會有第二次約談。
約談之后，臨沂突擊對全市57家在規定期限內未完成治理，或治理后仍不能達標排放的重點企業緊急停產整頓，成為全國唯一在約談后采取停產整頓的城市。截至目前，26家依然停產。
此外，臨沂也加大了對環境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數據顯示，今年以來,臨沂共立案查處環境違法行為249起,處罰金額2179.8萬元,同比分別增長479.1%和1020.14%。環保、公安聯勤聯動查處環境犯罪案件、治安案件31起,刑事拘留、行政拘留35人。
“鐵腕治污”帶來了環境改善。根據臨沂市環保局發布的數據，今年3～6月，臨沂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4項污染物濃度指標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27.8%、23.5%、41.4%、25.4%，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增加31天，增幅達到25.4%。
但是，“藍天白云”治理效果的背后，企業經營問題開始顯現。
此前有媒體報道，此次臨沂“鐵腕治污”影響下的企業正面臨著債務難以償還、銀行信用危機等問題。該報道稱，在此次被關停整治的57家企業中，36家有銀行授信，授信余額高達165.25億元，還對外提供擔保192.02億元。再加上與之相關聯的上下游企業，如果數百億債務集中到期，有可能導致地區性金融風險。
對此，臨沂市政府專門成立了金融領導小組，以應對停產帶來的企業債務危機。臨沂市政府表示，26家依然停產的企業去年的利稅只占全市的1%，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屬外界誤讀。
不過，隨著企業停產，大批工人開始待崗。臨沂三德特鋼有限公司是此次被關停的57家企業之一，該公司一位王姓高管向記者表示，自被強制關停整治以來，該公司“幾千人都是待崗的狀態，發不了工資”。
統計顯示，今年1月～5月，57家停產整治企業共有職工44007人。截至目前，除31家復產企業外，26家仍停產企業共有職工28152人。對此，臨沂市政府表示，待污染治理達標后，這些企業就可以恢復生產。
是對新環保法的一次檢驗
臨沂的“鐵腕治污”，引起了社會的激烈討論和爭議。爭議的核心問題是：強力推進的環保治污會不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會不會引發社會穩定問題?
7月14日，在一場以“臨沂環保之痛”為主題的環保研討會上，北京市環保局原副局長杜少中表示，臨沂等地在環保治污方面欠賬太多，導致嚴格治理環境污染時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于企業的“喊冤”，杜少中認為不能把企業關停和工人待崗的賬全算在環保治污的頭上。
作為環保報道領域的資深人士，中國環境報社社長楊明森也在該研討會上表示，一些污染企業經常渲染、夸大治污的代價，并以此要挾政府。“這樣的辦法屢試不爽，我們應該堅決反對。”
楊明森把環保治污比喻為一臺手術，他認為不能夸大治理過程的陣痛。“治病的時候肯定是有陣痛的，但只說手術刀和陣痛而不說療效，是治不好病的。”
但也有人對臨沂的“鐵腕治污”提出了更多意見和建議。
環保部原總工程師、中國工業環保促進會會長楊朝飛表示，不追究當初決策者的失誤，只讓污染企業為過去的發展思路不當埋單，不僅不利于治理污染，不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順利轉型，而且有失社會公平。
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看來，新環保法的落實需要循序漸進，因此對于污染企業，環保部門最好先通知，再警告，最后才是嚴格處罰。
在新環保法頒布施行半年多后，臨沂“鐵腕治污”的行動，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議和討論，被認為對新環保法執行力度和效果的一次檢驗。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教授曹明德表示，《環境保護法》以前被戲稱為“軟法”，執行效果不佳。隨著新環保法的修訂施行，環保部門被賦予了很多強有力的權力和措施，社會也更應該遵守和執行新環保法。“要是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新環保法就成了一紙空文。”
全國律師協會環資委委員、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京慰表示，臨沂環保事件在我國打造環保執法新常態的過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次環保部通過督查對地方政府嚴厲警示，必將帶動各地環保部門認真執法。
曹明德也提醒：“現在的手段主要是處罰，也應多一些溝通協商。”在他看來，這樣可以提升企業的環保意識和治污能力。
環保治污如何做到“軟著陸”
在嚴格執行新環保法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推進環保治污的進程中保證和促進經濟發展，實現“軟著陸”，成了各地主管部門需要慎重考慮的一個問題。
楊朝飛認為，在開展環保治污工作時，一定要發揮企業治污的主體作用，由企業自主提出整治環境污染的工作方案。因為只有企業最了解行業和自身的情況，政府及其部門應當尊重企業在治理污染上的選擇權和決策權。
“政府可以對企業治污依法行使監督權，但絕不能代替企業行使治污的決策權。簡單的停產整頓和限期治理，可能導致政府代替企業行使治污決策權。”楊朝飛說道。
趙京慰表示，治理污染應該遵循“誰污染，誰治理”的基本原則，治污的成本應該主要由企業來承擔。在他看來，企業是污染排放的主體，法律對治污有一系列的要求，企業有義務遵守相關法律。
但他也提醒，身處轉型期，企業由普遍違法的狀態向普遍守法的狀態遷移，政府和環保主管部門應當有更多作為。“比如爭取政府在財稅、融資、政府采購等方面予以扶持，引導和鼓勵更多企業遵守環保法律。”
作為環保部門曾經的官員，杜少中則表示，在對污染企業追責之后，還應該向一些地方政府追責。“因為企業(不守法)的這些毛病都是地方環保部門給慣出來的。”他堅持認為，環保部門“態度不能軟，力度不能小，也不能夸大陣痛”。
在臨沂“鐵腕治污”引起的后續影響中，企業債務和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是許多人擔心的重點，一些被關停的企業由于缺乏基本的環評手續，即使治污達標也無法恢復生產。
對此，曹明德表示，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注意。“在審查企業貸款時，就不該給這種‘先上車，后補票，甚至到了站都沒買票’的不守法企業貸款，應從側面幫助企業建立起綠色環保的生產理念。”
推進環保治污是一個系統而漫長的工程。因此，楊朝飛表示，建立長效機制是破解臨沂困局的關鍵。“多年積累的環境問題非常復雜，治污的困難和挑戰也很多，不能指望一兩年或數月就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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