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場連接及宏觀調控--從碎片化到統一市場的簡單邏輯
“生活的精髓就在于它無窮無盡和神秘多樣，因而，就生活的完美性和變幻性而言，任何中心人物的智慧都無法加以涵蓋和設計。”
——維克拉夫-哈韋爾《夏日靜思》
這個夏天對于碳市場來說仍然是枯燥乏味的，人們看不到一個清晰的圖譜。第一批試點的7個地區完成了兩年的履約之后，并沒有看到走向統一的趨勢，相反制度的差異化日益嚴重。而蠢蠢欲動的非試點也缺乏行動的一致性——他們并不清楚哪種模式是正確的。
自下而上的碳市場發展模式已被歐美經驗證明失敗了。試點模式更像是建了一堵墻，它所帶來的制度成本，已經超越了“邊干邊學”所獲得的潛在收益。因此中央計劃者的干預具有了必要性，但這種干預如何樹立合理的邊界和目標，即使在學術界也還是個少有人涉足的話題。
如果中央計劃者簡單粗暴，那討論這個問題就沒有意義，不如從一開始就著手全國市場的推進。我們假設中央計劃者具有足夠的遠見和耐心，對市場持有敬畏感，愿意尋求一種漸進式的改革方式，那么全國碳市場的建設就自然演化為市場連接問題，也就是如何擴大市場規模，提高流動性基礎。這包括試點之間的連接，試點與非試點之間的連接。其中最需要考慮的是試點之間的連接問題，因為這是最難的。
談到這里，大部分人一定會想下面我肯定會談應該如何統一分配，統一規則之類的內容吧?但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不是實施方案，而是更為基礎的命題：什么是連接，如何促成連接以及阻礙連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連接的條件以及調控的目標
究竟什么條件下兩個碳市場之間有可能進行連接?第一個條件是具有等同的減排程度，也就是具有相同的環境有效性;第二個條件是具有相近的價格，也就是具有相近的減排成本。這兩個條件完全滿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們可以對約束條件進行放松。
第一個條件往往是阻礙碳市場連接的關鍵政治障礙，原因在于很難對減排真實性進行評估。傳統方法是采用基準線情景分析法進行估算，但是基準線的設置往往依賴于豐富的經濟和排放數據以及復雜的宏觀經濟模型(如CGE等)，看起來高大上，實際上不適合應用到規模較小、封閉性較強的區域碳市場中。為了規避傳統方法的困難，我們將碳抵消(offset)機制中“額外性”概念推廣到總量控制的碳交易市場中，并稱之為“額外性函數”。
額外性函數用來描述名義減排目標和真實減排目標之間的偏差水平，也可以表述為“碳市場不能實現減排目標的概率”。每個碳市場都會制定明確的減排計劃(名義減排目標)，但是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導致真實的減排目標會存在一定的彈性。這些不確定性因素當中有些是主觀的，例如配額分配方法以及市場調控帶來的供給彈性，也有一些客觀因素，例如監測報告核查體系不完善導致數據質量的不確定性等。額外性函數就是用來計量這些不確定性。盡管這是一個統計量，但是相對于復雜的經濟模型，更容易理解和使用，我們可以通過不斷的觀察完善這個函數的數學形式。
第二個條件的測度就很簡單了，可以通過市場價格來追蹤，例如日平均價格，權重平均價格等，各種方法的效果相差不會很大。
這兩個條件實際上也自然成為中央計劃者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目標：一方面保證減排的真實性，另一方面促進不同市場的價格趨向一致。從而我們將碳市場連接問題變成了一個經典的多目標優化模型。
但是問題來了，調控工具是什么?中央計劃者用什么來實現上述目標呢?
經典理論告訴我們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排放權價格取決于懲罰水平以及排放權短缺的概率(或對其預期)。懲罰水平一般是個常量，排放權短缺的概率則由三個因素決定：排放權分配數量，排放自然增長率，以及影響排放的隨機因子。排放自然增長率可以通過歷史數據進行估算，隨機因子我們用額外性函數代替。
于是通過一系列建模，我們在額外性函數，排放權價格以及排放權數量之間建立了數學關系，這意味著理論上中央計劃者可以根據對目標的偏好來精確計算最優的配額分配數量，從而制定不同的宏觀調控策略。
盡管這是一個簡化的理論模型，但與貨幣政策理論一樣，它為中央計劃者提供了清晰的思考工具：中央計劃者只要不斷觀測額外性函數和價格波動情況，并根據事先確定的目標偏好，以某種合理的方式調整市場上的排放權數量，不同的碳市場就會趨向于一致，從而創造連接的機會。至于如何調整排放權數量，則可以設計一系列靈活的數量調控工具來實現。
迄今為止，我們只是自上而下的考慮市場連接問題，企業會對此如何反應呢?
對企業來說什么是好的市場連接?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答案是：穩健的市場連接不應對企業的交易策略發生顯著沖擊。在這一假設下，我們構建了一個企業響應模型，并對預期排放增速，以及影響排放的不確定性因素進行了模擬分析。結果表明：當發生市場連接時，不確定性因素會對企業的利潤點產生顯著的影響，并進一步改變其交易策略。這一結論從微觀層面支持了額外性函數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
不確定性的來源
到此為止，一切問題都集中到了不確定性上。這也符合常識，任何調控或人為干預的本質最后都是在與不確定性進行斗爭。
這些不確定性廣泛來自于制度設計的內外因素。例如，①配額分配方法學。主要體現在基準線法和標桿法的應用比例;部分試點采用了強度方法進行分配;也有在配額分配方法中引入了調節因子，這均會引入新的不確定性。②彈性供給機制。包括碳抵消使用比例的設定，對儲備配額或調節配額的應用等。③監測報告核查(MRV)數據質量。MRV方法學本身的不確定性水平，以及實際可達到的數據質量水平。
一句話，阻礙碳市場連接的真正障礙實質上是不確定性水平的差異。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福音，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所有的因素進行控制，但是卻可以控制系統總體的不確定性水平，忽略那些微不足道的差異。至少這個結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容易操作的入口：即使有些差異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我們可以更容易評估哪些連接是存在顯著風險的，風險的源頭在哪里，以及如何采取補救措施。
同時，這個推論也解釋了為什么試點碳市場在復制歐美模式時，盡管采取了幾乎一樣的規則，卻產生截然不同的運行效果——因為你不可能復制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才是系統設計的靈魂，這其實在系統工程界早就廣為人知。一直以來忽略了對不確定的管理導致試點碳市場變得越來越浮夸和不可信。關于碳市場設計的真實命題是：我們到底可以將不確定性水平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否足夠支撐一個長期市場的存在?
關于不確定性的更多有趣結論和延伸，此文暫不展開。
最后，我想借用一句關于貨幣供給的名言結束。
碳配額的供給一直像貨幣一樣困擾著人們：“要么很多卻不可靠，要么可靠但又稀缺，二者必居其一”。(J˙K˙Galbraith，TheAgeofUncertainty，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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