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部長陳吉寧如何打造實施中國最嚴格的環保制度？
2015年，環保部一改以往的“尷尬”局面，開始實施“強勢環保”：公開約談25個城市的市長、叫停小南海水電站、強硬回應“臨沂之問”、對污染大戶實行停產整頓。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系列改變的背后不僅得益于新《環保法》正式施行，還和新部長陳吉寧上臺有重要關系。而且，未來五年，環保措施將會更加嚴格。
“沒有槍、沒有炮，有的只是沖鋒號。”
環保部門過去經常這樣自我調侃。但是2015年，環保部一改以往的“尷尬”局面，顯得“腰桿子硬了許多”。
11月5日，在環保部公布的調查處理結果中，央企中石油四川石化有限公司被責令限期整改，同時對中石油四川公司污染物超標排放的違法行為進行立案查處。
這并不是央企第一次出現在環保部的處罰名單之中。距離最近的，10月20日，蘭州市環保局通報，甘肅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偽造污水監測數據，逃避環保監管，該案件移送到蘭州市公安局進行處理;并對對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主管人員處以行政拘留5天的處罰。
不僅僅是央企，地方城市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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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寧稱不能讓環保法成為紙老虎
10月20日，環保部官網將東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對大連市的督查報告全文公開，并轉發給大連市政府，要求大連市在11月25日前，將整改方案報送環保部。
在環保部網站全文公開對一個城市的督查報告，這種情形并不多見。
除了發文督促城市進行環保整改，環保部還公開約談25個城市的市長“依法進行告誡談話、指出相關問題”。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系列“強硬措施”的背后，得益于新《環保法》正式施行，新部長走馬上任。
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告訴騰訊財經《棱鏡》，新部長上任后，環保部逐漸明確了新的工作思路，歸結起來就是“強勢環保、人民環保、智慧環保”。
“環保部對鄭州市副市長進行約談時，他托人找過來希望別被約談，最后還是約談了。”環保部的某司局級領導強調，在“十二五”收官和“十三五”開始之際，“強勢環保”顯得尤為重要。
當然，“強勢環保”還將繼續。
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要求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而面對“加大環保會拖累經濟發展”的指責，環保部則進行了強力回擊，稱從影響經濟下行的原因看，不論中長期還是短期，資源環境保護只是影響我國經濟下行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構成主要因素。
污染源暴露在陽光下
“讓所有的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陽光下，要讓我們每一個人成為污染排放監督者，動員全社會力量一起來形成共治霧霾的局面。”——陳吉寧語錄
作為新部長，陳吉寧第一次公開亮相就選擇與媒體見面。今年3月1日，他邀請了20位記者座談，專門聽取新聞界對當前環境形勢、環境宣傳工作及如何加強互動合作的意見和建議。
這在環保部歷史上是絕無就有的。據與會記者回憶，彼時恰逢輿論熱議柴靜的《穹頂之下》，陳吉寧回應稱，這反應了在新媒體時代，政府媒體及公眾之間如何互動，應通過媒體，積極傳播環境信息，贏得公眾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支持和自覺參與。
鄭州被霧霾籠罩，市長被約談
不久之后，環保部宣教司就建立了一個記者微信群。“確實比以前開明，現在去部里開會，相關司局級領導都會參加。而且新聞通稿也比以前質量高，會公開環保督查及發現的問題。”一位從事環境報道多年的記者表示。
馬軍，民間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的主任，長期關注環保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
讓馬軍感覺強烈的是環保部門更加開放的與民間互動，一改之前雙方“老死不相往來”的對立狀態。今年，馬軍的團隊受環保部宣教司的邀請，參與編寫了《河北省環境保護公眾參與條例》。
“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加強互聯網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臺與便民服務平臺建設，進一步暢通與群眾溝通的渠道，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務。”這是陳吉寧第一次亮相時表態要完成的五大任務之一。
今年9月初，環保部發布了《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而早在6月1日，環保部開通了官方微信、微博，同時要求各級環保部門也建立起網站、微博、微信，甚至“鼓勵環保廳局長建立自己的微博微信，最好實名。”
據馬軍觀察，目前山東、浙江的新媒體平臺運用的比較好，除了宣教外，也接受環保舉報，甚至已有400多家企業被舉報要求整改。
“陳部長認為環保部門與媒體是摯友、諍友的關系。”8月21日，環保部組織了第一次環境記者培訓。環保部的某司局級領導透露，陳吉寧是學者型領導，是環保專業內行，對環保現狀的看法客觀、到位，同時比較重視媒體和輿論、公眾參與。
環保約談利器
“一個好的法律不能成為‘紙老虎’，我們要讓它成為一個有鋼牙利齒的‘利器’，關鍵在于執行和落實。”——陳吉寧語錄
今年是新《環保法》的實施年。3月30日，環保部以“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為由，叫停了爭執多年的金沙江小南海水電站。《棱鏡》此前了解到，該項目總投資約320億元，是重慶市的重點工程，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曾一個月內四次進京協調項目。
不過，令原環保部核安全總工程師楊朝飛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以來環保部公開約談了25位城市的領導。“約談比過去更加嚴格、范圍更大，過去更多是對企業約談，現在對地方政府約談。”楊朝飛對《棱鏡》說。
事實上，環保部的約談機制已經運行了十年左右，此前，大多針對企業或污染案件進行約談。今年3月24日，環保部召開督查工作座談會，要求實現由“以查企業為主”轉變為“查督并舉、以督政府為主”，加強綜合督查。
陳吉寧在會上講話，側重于督查企業，僅僅是偏重了環境保護微觀層面的督查，將工作壓力傳遞至基層環保部門，對基層政府的觸動甚微。開展綜合督查則是由側重督企向側重督政轉變，變單一的督查企業向綜合的督查地方政府涉及環境保護工作的全過程，讓地方政府意識到環境保護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事情，推動了地方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
2015年1月—6月，鄭州市大氣環境質量在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三，每月均進入倒數前十，其中4、5、6月連續3個月排名倒數第二。7月28日，鄭州市成為被約談的首個省會城市。
“環保部對鄭州市副市長進行約談時，他托人找過來希望別被約談，最后還是約談了。”環保部的某司局級領導透露。
《棱鏡》了解到，一般地方領導都會在約談最后表態;而且會談后，約談雙方都要在“約談紀要”上“簽字畫押”，讓表態真正落到白紙黑字上。
不過，也有地方領導因表態未能落實，最終受到紀律處分。9月1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對河南駐馬店市平輿縣委書記王兆軍、縣長張懷德進行誡勉談話處理，對平輿縣副縣長楊荔行政記大過處分，對平輿縣環保局副局長胡超峰、平輿縣產業集聚區管委會副主任霍林分別行政降級處分。
平輿縣領導就此成為被追究環境責任的首個案例。“紀委追究，這是環保部門的新武器，打響了第一槍。”環保部的某司局級領導說。
要環保還是要GDP?
“我們不能回到過去粗放式發展的老路上，經濟下行壓力大，環保工作不能放松。”——陳吉寧語錄
雖然新《環保法》賦予了環保部門按日計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公開約談等多種執法權力。然而，一場關于臨沂治污的爭論不期而至。
2月25日，因大氣污染嚴重，華東督查中心約談臨沂市時任代市長張術平。臨沂在約談后第5天，突擊對全市57家污染大戶緊急停產整頓，成為全國唯一在約談后采取停產整頓的城市。
面對“加大環保會拖累經濟發展”的指責，環保部進行了強力回應。環保部調查結果顯示，1-5月臨沂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20.9億元，增長12.8%，增幅列全省第二位，全市經濟運行總體保持平穩態勢。不僅改善了大氣環境質量，同時倒逼污染行業加快轉型步伐，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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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污染企業關停后臨沂環境出現了改善
另外，環保部專門就環保和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組織了一場調研，調研地方涉及浙江、唐山、淄博等地，形成了一份名為《新常態下環境保護對經濟的影響分析》的報告。
該報告稱，部分環境保護措施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整體來看只是在短期內對火電、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兩高一資”行業產生了遏制作用，而對現代服務業、環保產業、設備制造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明顯優化了產業結構。
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對《棱鏡》表示，從全國層面來說，經濟下行與加強環保毫無關系;從地方層面來說，治污確實影響當地經濟，但“影響的也是污染的GDP”。邊程說：“現在全國所有傳統行業都產能過剩，關閉幾家污染的鋼廠，不會導致鋼材價格上漲，造成經濟的波動。”
10月9日，陳吉寧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作報告今年1-8月份環保部門的執法成果，與往年相比激增：
全國范圍內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案件共405件，罰款數額近3.3億元;實施查封、扣押案件共2400件;實施限產、停產案件共1524件。全國共檢查企業100余萬家次，責令停產近2.3萬家，關停取締1.5萬余家，罰款3.5萬余家……
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
“黨中央、國務院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高度重視，公眾環境意識日益增強，全社會保護環境的強大合力逐步形成，環境保護工作正處于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陳吉寧語錄
隨著環保部一系列“強勢措施”的實施，有人士認為環保部門將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力部門。不過，中國環境報總編輯李松并不認同“擴權”的說法。
“環保部門的權力和責任都一直在那里，只是之前沒有條件履行而已，現在是正常履行權責，何來擴權之說?”他對《棱鏡》表示。
陳吉寧到山東調研
實際上，在現實中，嚴格環境執法有時顯得尷尬無比。一位環境執法人員自我調侃說：“我們連統一的制服都沒有，都是穿著便裝去執法，有時連企業大門都進不去。”
《棱鏡》了解到，執法壓力大、權責不明、隊伍不全等是各省市環保部門負責人反映最多的問題。“環保到底應該是什么部門?現在，環保部門既是一個綜合的管理部門，又是環境監察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和教練員。因此，當前梳理好環保部門的職責非常重要。”福建省環保廳廳長朱華說。
不少專家呼吁，希望環保部門成為一個超部門的決策機構，把分散在海洋、水利、住建等部門的污染防治職能集中過來。不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這種比較“主流”的思路有利有弊，準確把握環保部門權力大小這個“度”十分關鍵。
常紀文認為，上述方案優點在于一個部門統一監管所有的自然資源、生態和污染防治工作，維持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整體性;缺點在于改革涉及部門多，整合難度相當大，機構過于龐雜，且工作效率不高。
不過，有一點能夠確定:在未來的至少五年內，中國的環保制度將會更加嚴格。
在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要求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常紀文表示，監察執法垂直管理，意味著上面對下面的監察行為，如環保部直接到地方監察，省環保廳到下一級地市監察，以及約談、追責的力度會加大;但另一方面，地方的環境監管權并未上收，依然是屬地管理制度。最終，是形成一個企業主體責任、地方政府監管、上級部門監察相結合的環境保護監管監察新模式，既保障了環境執法的效果，又遏制了地方保護主義。
“由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組成的環保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形成。”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認為，“十三五”是環境保護的戰役機遇期，雖然五年難以從整體上扭轉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但一定是環保大有可為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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