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修復如何治標又治本
生態修復本來是針對人類面臨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提出的，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認識誤區或“變形走樣”。有些部門熱衷于制定生態修復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有些地方把生態修復簡單地理解為植樹造林；有些人沿襲“改造自然”的思維慣性，說是“生態修復”，結果卻變成了“破壞性生態建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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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學家、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蔡運龍看來，生態修復能否解決問題，取決于對生態問題能否準確診斷并“對癥下藥”。
“因地制宜”方可“對癥下藥”
記者：生態修復為何要“因地制宜”？
蔡運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理，“一方水土養一方生物”。把適應南方暖濕氣候的物種移植到干冷的大西北去，結果就不是“南橘北枳”那樣簡單了，輕則勞民傷財，重則造成有害生物擴散。生態修復要遵循“生物與環境相適應”“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系統穩定的必要條件”等自然規律，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農則農、宜漁則漁。
此外，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目前有部門熱衷于制定生態修復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推廣模式”等等，事實上，生態修復的地域差異性和生態異質性無處不在。自上而下的指導和規范雖必要，但不能忽視和抑制地方經驗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專家未必勝于田夫野老。
記者：生態修復如何“對癥下藥”？
蔡運龍：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社會發展問題，要從社會經濟層面尋求解決之道。只有社會經濟發展了，才能改變“土里刨食”般對土地的嚴重依賴，解除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擾，進而修復生態。
目前的生態修復工程往往在生態系統上下的功夫多，在社會經濟發展上下的功夫少——這是“治標不治本”。
生態修復還應該從空間尺度來認識：局地尺度（具體地塊）的生態修復可以也能夠直接針對生態系統進行人為干預，如平整土地、人工造林、開發水源等；區域尺度（宏觀范圍）的生態修復則應主要從社會經濟發展上下功夫。
大自然是最高明的“生態修復師”
記者：為什么對生態修復沿襲“改造自然”的思維慣性感到擔憂？
蔡運龍：我國很多生態修復工程過度干預自然演替過程，導致缺乏可持續性，效果適得其反。我所見到的生態修復效果最好的地段都是自然恢復的，所以大自然才是最高明的“生態修復師”。沿襲“改造自然”思路進行生態修復，往往好心辦壞事，巨大投入打了水漂，此類“破壞性生態建設”當然令人擔憂。
記者：生態修復為何跳不出“改造自然”的思維慣性？
蔡運龍：對生態系統的過度干預，類似于醫療界的過度醫療，都是錢惹的禍。明明知道“坡改梯”未必能減少水土流失，且改造后的土地生產力低下，為什么還要干呢？因為里面有利益驅動。工程投資給相關部門和企業帶來的利益自不必說，按現有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增加了“耕地”可以獲得建設用地指標，這對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來說有利可圖，于是樂此不疲。但建設用地占用的是優質耕地，用“坡改梯”形成的劣質耕地來補，不僅在生態上入不敷出，也威脅到糧食安全。這種思路和作為大行其道，著實令人擔憂。
生態修復亟待解決問題多
記者：長期以來，我國在生態修復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也面臨一些問題和瓶頸，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蔡運龍：首先是觀念和思路，要把目前盛行的“如何改造退化生態系統”轉變為“如何使退化生態系統走上自然恢復的道路”。這個觀點我在《光明日報》2016年2月19日《生態》版上刊登的《生態修復必須跳出“改造自然”的老路》一文中已有表述。
其次是部門協調不夠，未能做到綜合治理。生態修復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國家財政投入巨大，但水利部門只管水，林業部門只管樹，農業部門只管種植養殖，國土部門只管土地整治，可謂“九龍治水”，各有各的路數和考核指標，很難統一規劃立項，協調發展，系統修復。
再次就是很多生態修復項目“治標不治本”，這與項目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標有關。項目執行期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結題時就要考核植被覆蓋率增加了多少、土壤侵蝕減少了多少。俗話說“百年樹木”，生態修復的效果哪里是幾年就可以顯現的？這不是逼著項目執行者急功近利甚至弄虛作假嗎？
加之，基礎研究薄弱，與實際應用脫節，也是生態修復要解決的一大問題。前面已指出，生態修復需要“對癥下藥”，目前對癥結的研究遠遠不夠，對退化的原因和機理認識不足，因此很難在生態修復的技術和工程上有突破和創新，正如有人所說：“搞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玩來玩去還是老一套。”
最后，深層次的問題還是制度建設。要逐步建立使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土地使用者、公眾等）都有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制度。可以考慮把修復效果納入政府政績考核指標，或明晰土地產權，以提高農民保護和改良土地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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