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漸成移民最直接導火索 移民生意火爆
洛杉磯下午5點，胡佳路過唐人街著名的“天后宮”，牌匾上三個金色的大字，閃耀出幾分親切。
此時1萬公里外，北京時間早上9點，胡娜急匆匆趕去單位。透過車窗玻璃，不遠處，天后宮的縮影正朦朧地浸在一片霾影下。
姐妹倆就在這樣的時空里奇異地相遇了。
胡佳兩年前移民去了美國。
她從18歲開始便在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后也曾回國生活過，但越來越重的空氣污染，讓本就有哮喘的胡佳不堪其擾，只得選擇移民。“霧霾在光明正大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深受其害卻無力反抗，能做的只有默默等風來。”
從口罩到凈化器再到移民，為了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人們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5)》數據顯示，中國累計移民數量已超過1000萬人，成為全球排名第四位的移民輸出國。
其中，國內的環境污染問題以20%的比重，躍升為國人移民的第二大原因，僅次于占比21%的教育因素。
“每到冬天，尤其是霧霾比較重的時候，我們的咨詢量就明顯增多，差不多能比春、夏、秋三個季節翻一倍。”北京一家投資移民中介機構的市場總監劉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表示，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勢必誘致中高收入群體，以及低收入但年輕的群體移民海外。“誰也無法阻攔，因為在馬斯洛需求層級當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個社會不能滿足這一最低需求，這一社會就不再是適合人類生活的。”
不得不走
天空像個灰蒙蒙的蓋子一樣蓋下來，王璐把窗戶關緊，5歲的女兒不能出去玩兒，只能趴在窗邊鼓搗平板電腦。
“天天看著她戴著防毒口罩，從家里被押進車里，再從車里挪到學校教學樓里。”每到冬天，王璐就覺得女兒像一只關在封閉籠子里的鳥兒。“但很多時候，還是不放心，恨不得把她揣進兜里。”
強烈的不安全感，終于讓這位母親下定了決心。
一個月前，她與北京一家移民中介機構簽署了協議，委托其幫忙辦理移民手續。
而像她這樣因為霧霾而移民的客戶，劉莉一周之內就接待了近十組。
王璐是個南方姑娘，大學畢業后便選擇留在北京打拼。
直到2012年，女兒出生，王璐第一次質疑自己當初的選擇。
這一年，“霧霾”“PM2.5”第一次進入了公眾視野。國務院發布空氣質量新標準，增加了對PM2.5值監測。次年，北京開始在35個空氣質量監測站監測PM2.5等5項污染物質。
“成年人戴戴口罩也就挺過去了，但是孩子太小，根本就無法出門。”但彼時，王璐卻從未將移民海外列入未來計劃。“當時覺得好不容易在北京站住了腳，因為一個霧霾就放棄來之不易的生活，不值得。”
女兒的奶粉是進口的，家里的瓜果蔬菜是北京有機農田的……為了應對霧霾，三年前，王璐還為家里添了3臺空氣凈化器。“孩子上幼兒園之后，又和班里其他家長集資給幼兒園買了1臺。”
可即便如此，也并沒有讓王璐感覺踏實。
女兒已經5歲了，當初在她設想里會逐年減輕的霧霾反而愈演愈烈。
她在前年買了一枚霧霾檢測儀，女兒走到哪里測到哪里，每每看到數值，都沮喪不已。
而當初留在北京的堅持，也最終在告別了2016年范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強度最強的霧霾，卻又在2017年迎來長達212小時的“跨年霾”后，徹底崩塌了。
“孩子現在越來越容易生病，我不知道這和霧霾有沒有關系，但我解決不了霧霾的問題，就只能解決孩子面臨的問題。”王璐說，她以前覺得，只要生活在故土，一切困難都可以對抗。但如今她慢慢發現，無法對抗的是生活本身。
她不愿意讓孩子在本應享受藍天白云的年紀里，早早地過上“口罩里的童年”。
火爆的移民生意
2013年10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下屬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報告，首次指認大氣污染“對人類致癌”，并視其為普遍和主要的環境致癌物。
此后4年來，劉莉發現，每年冬天霧霾加重的時候，來找自己咨詢移民政策的人數就會明顯增多，促簽也特別容易成功。“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電話響個不停。”
霧霾，已逐漸成為移民最直接的導火索。
“在以前，客戶關注移民時會考慮很多其他客觀因素，例如，能不能適應國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滿意的工作等等。”但如今，對環境和自身安全的無力感會促使他們迅速作出決定，劉莉直言，“他們覺得，在國外不管怎么樣都會活得比現在好。”
她始終記得，一年前的冬天，一位天津的客戶找到她，開門見山地坦白，自己想要躲霾，能否給他推薦一個國家。
“在此之前，這位客戶甚至從來沒有過移民的想法。”劉莉感嘆。
在她十幾年的工作經驗里，移民行業一般春節過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節之前則是淡季，“因為中國人普遍認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趕在過年之前匆忙辦理，都想‘過了年再說’”。
但在如今的北京，由于霧霾，大多移民中介的淡季已經變成了旺季。
此外，幾年前，劉莉的客戶還大都是企業家、公司法人等富裕階層，而現在，范圍已經擴大到了教師、醫生等各行各業的人。
就在一周前，她曾接待了兩位50多歲的退休教師，把北京的房子和車子都賣了，“痛下血本”，就是為了“換一種活法”。
她還曾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有時候，客戶打電話來咨詢，號碼顯示地為海南或云南。我還以為是外地客戶，結果一問才知道，對方是北京人，只不過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對此，汪丁丁撰文指出，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最先移民海外的將是那些具有高學歷的人，這就是所謂“腦流失”。如果放任“腦流失”發展，北京最終將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產業。
而事實也似乎證明，北京對于優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有媒體報道稱，這個冬天，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一直在尋找新的主教練，他們希望意大利名帥斯帕萊蒂能夠出任。
然而，斯帕萊蒂對于北京的空氣質量非常在意，甚至發過一張北京重霧霾的照片無奈表達，他的妻子也對霧霾極其抗拒。
最終，斯帕萊蒂以無法說服妻子為由，拒絕了北京國安的邀請。
抓不住的筷子
但更多的人還在左右為難著：一邊是環境的急劇惡化帶來的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壓力，一邊卻有事業、家庭等無法割舍的牽絆。
在劉莉看來，她負責的歐洲投資移民大約需要30萬歐元，“這筆錢其實算不上什么代價，真正的代價是進入一個新的環境，需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新的思維模式，包括新的語言”。
早在2011年，一名華裔教師便因為告知孩子們“沒有圣誕老人”，而遭到了家長們的反對，并為此向每位家長致電道歉。
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差異與沖突在這個“扛麻袋的白胡子老人”身上爆發了。
一片火熱的移民潮背后，人們開始慢慢意識到，對移民國的不了解，以及沖動之下對未來生活的盲目規劃，讓這場帶著逃離味道的移民，往往并不如預期的美麗。
“到底要不要回國？”這個問題已經縈繞在王平腦海兩年之久。
2015年，王平博士畢業后，技術移民到澳大利亞。當時已經結婚生子的他，決定移民的最大動力就是給孩子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
初來澳大利亞，王平也曾信心滿滿。
可最初的“蜜月期”過去后，他發現，艱難的“磨合期”已然來臨。“研究了這么多年的專業知識，卻不能學以致用，很失落。收入也遠遠比不上國內，活得累。”
王平說，兩年來，他很多個晚上都躲在被子里掉眼淚，也想過放棄。“后來還是考慮到孩子，才咬牙挺下來。”
“一個民族基本的文化特性被稱為文化基因，能擔當基因重任的文化因素有三個：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云華向法治周末記者解釋道，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就像中國人生來用筷子吃飯而美國人用刀叉一樣。你既然來了美國，就只能放棄筷子，不然你無法生活。
但這對于只為躲霾而來的移民族來說，這往往需要更長的適應期。
劉云華對此解釋道，大多數移民人士，往往出于對子女教育、個人發展與追求等因素選擇移民，與這些移民不同的是，在霧霾籠罩的環境條件下，移民對這部分人群只是一種逃避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出于對移民國生活條件、文化氛圍的向往，抱著融入的心態。
“我想我最后還是會回國的，等一等，等到霧霾散去的那一天。”王平低喃。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