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研究現狀及展望
2018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對農村人居環境改善，美麗宜居鄉村建設等進行了頂層設計。良好的農村人居環境也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內容，直接影響著廣大農村居民的生態福祉。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到2020年實現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的目標。農村人居環境不僅是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也必將是后小康時代實現鄉村振興的重點內容。因此，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更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于法穩曾對農村人居環境現狀、時代價值、存在的問題等相關問題進行過一些探討，并指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徑、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的重要內容。本文重點對農村人居環境研究現狀進行系統梳理，探討農村人居環境研究領域應關注的重要問題，并對農村人居環境研究趨勢進行展望，以期能為我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建設美麗宜居鄉村，助力鄉村生態振興提供科學依據。
一、文獻梳理及其評述
近年來，學術界對農村人居環境的相關問題開展了相關研究，對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發揮了一定作用，特別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更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圍繞著下列幾方面，對已有文獻進行系統梳理，以期能為判斷本領域未來研究趨勢提供基礎。
1.有關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影響效應方面的研究
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如何，是影響農村居民身體健康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于法穩認為，從大健康的視角來看，農村生態環境、農業生產環境以及農村人居環境三大系統自身也存在一個健康問題，只有在三大系統健康的前提下，才能為農村居民身體健康提供保障；王曉宇等通過分析中國農村人居環境對農民健康的影響發現，人居環境和收入對農民健康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人居環境問題對健康影響更大；馬婧婧、曾菊新以客觀存在的鄉村長壽現象作為切入點，對鄉村長壽現象與人居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長壽與人居環境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
2.有關影響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因素方面的研究
在綠色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旋律的背景下，日益增長的生態需求成為新時尚、新潮流。理論上來講，影響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因素具有多源性特點，涵蓋了自然、社會、經濟等各個領域。楊興柱、王群的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經濟狀況、旅游產業水平、地域文化等因素有助于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改善，而氣候條件、貧困程度及空間距離等因素則對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產生負向影響。在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外出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具有一定的影響。李伯華、曾菊新認為，農戶空間行為變遷是鄉村人居環境演化的主要驅動力；楊錦秀、趙小鴿的研究結果則表明，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山區人居環境改善的影響最大，丘陵次之，平原最小。這些研究結果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的精準施策提供了依據。
3.有關農村人居環境質量評價方面的研究
當前，我國農村人居環境狀況究竟如何，需要進行科學的評價。因此，農村人居環境質量評價自然成為學術界一項重要的研究內容，這既有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也有評價方法的探索，更有在不同尺度上開展的案例評價。孫勤芳等基于復合生態系統理論，采用“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構建了涵蓋環境要素、生態要素、人居環境建設和公眾滿意度4個方面的農村環境質量綜合評估指標體系；郜彗等基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在省級層面上對農村人居環境建設進行了評價，并根據評價指數將全國各省域劃分為優、良、一般和差4個類型區；侯敬、王慧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山東省17個地市農村人居環境質量評價的結果表明，山東省農村人居環境表現出東部和中部地區相對較好，西部和南部地區較差的空間分異特征；朱彬等采取熵值法及空間分析方法評價了江蘇省鄉村人居環境的質量，結果呈現出明顯的蘇錫常地區的高值集聚，蘇北地區的低值集聚的南高北低的空間分異特征；唐寧等采用熵值法，對重慶市37個區縣鄉村人居環境質量評價的結果也表明，鄉村人居環境質量也呈現出局部圈層與多核心共存、“兩極”分化以及“西高東低”等空間分異特征，即的空間分異特征。一些學者對特定區域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如，朱亮等對三峽典型區人居環境適宜性進行了評價；周侃等對京郊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周曉芳等對喀斯特地區農村人居環境進行了評價；楊興柱、王群對皖南旅游區鄉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游細斌等對南方丘陵地區鄉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還有一些學者在縣、村等尺度上對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如，徐光宇等基于GIS對山西省天鎮縣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李斌等則基于村民參與的視角，采用數學模型在村級層面對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
4.有關農村居民對人居環境質量評價方面的研究
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如何，農村居民最具有發言權，他們的滿意度是最好的評價標準，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蔡進等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村人居環境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了從質量較差向質量好等級的提升；張萌等基于農民主體視角，對村莊人居環境整治滿意度評價的結果表明，總體上來看，當前農村居民對人居環境質量的認可度較高，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狀況是影響居民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孫慧波、趙霞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對于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評價普遍較差；王曉燕、王博也曾對西部地區農村人居環境滿意度進行了研究，并探尋其產生的根源。
5.有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問題方面的研究
在國家層面，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得到高度關注。但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基層政府在城鄉環境建設方面，普遍存在著重城鎮輕鄉村、重基礎設施輕機制建設等現象，從而導致了城鄉環境設施建設的不均衡，相對于城鎮環境質量，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改善緩慢等問題。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不但存在著技術管理政策的不足，而且也存在著經濟政策的不足。朱琳等認為，技術管理政策的不足表現在針對性和前瞻性不足等方面，評價政策方面則缺乏嚴格的技術評價和審查制度，以及研發支持和示范推廣體系不健全等方面；鞠昌華等認為，我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配套經濟政策嚴重不足，突出表現在資金整體不足、稅收支持政策過嚴，難以惠及農村，缺乏用電價格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支持面窄等方面；趙霞的研究結果表明，導致了農村人居環境問題的因素既有政府層面的，如，經濟發展方式的不當、政府服務意識、引導意識以及保障不足等；也有農戶層面的，如農戶的參與意識、保護意識淡薄；于法穩認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生態治理中存在沒有樹立起綠色發展理念、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缺乏精準適宜的技術以及缺乏有效的運營保障機制等一系列問題；于法穩等認為，目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過程中，存在著政策執行不到位、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技術空間適應性相對較差等突出問題。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政府財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進展。基層調研發現，國家在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中，沒有將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沒有應該作為主體的農民參與，要想實現國家預期的成效非常困難。可以說，當前農民對國家的依賴性特別強，要想他們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進行一定的投入，也是不現實的。李伯華等的研究結果表明，只有59%的農戶有支付意愿，但也只有79.2元。
6.有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政策及路徑方面的研究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后，針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必要性、路徑、模式等方面，學術界進行了相關研究。張建軍認為，農村依然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區域，當前農村人居環境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必須補短板、強弱項；于法穩認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應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以發揮實效為導向，加大資金投入，通過技術、模式及機制的創新，切實實現預期目標；王曉毅認為，鄉村環境治理的成敗關系到三大攻堅任務能否完成，需要引入協議機制，以確保治理達到預期成效；袁家軍認為，宜居宜游“大公園”、優美農村生態環境、和諧共生“大田園”等，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攻堅戰的三大重點內容，也是將農村打造成新時代“富春山居圖”的有效途徑；史磊、鄭珊基于對歐盟實踐經驗的分析，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人居環境建設需要堅持科學規劃，加強環境監管，完善投資方式等路徑；李伯華等認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可以從制度創新、優化村莊布局等方面實現路徑的優化，通過規范農村居民的居住行為、生活行為，進而完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模式；徐順青等認為，在對農村污水和垃圾處理中，應強化配套政策、組織實施、模式創新的治理對策；孫慧波、趙霞的研究表明，在農村人居環境系統優化過程中，應抓住重點，先主后次逐步有效地提高農村人居環境質量。
7.研究文獻簡單評述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圍繞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所開展的研究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特點。2015年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農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不同尺度上的評價方面；此后的文獻則側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整治模式、路徑、政策等方面的探索，進而實現了從理論層面到實踐層面的轉變。本文基于上述文獻的梳理，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需要研究的幾個問題進行探討，然后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領域的研究趨勢進行展望，以期能為農村人居環境理論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
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研究領域需探討的幾個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與此同時，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必須要實現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因此，圍繞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踐所需，學術界應對下列幾個問題進行研究，以更好地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提供指導。
1.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主體問題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參與主體應該包括國家、基層政府、企業和農戶四個維度，他們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近兩年來，國家出臺了系列政策性文件，強調農民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的主體地位。在實踐中如何將農民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出來，不但直接影響工程的實施進度與質量，更關鍵的是影響工程能否取得實效以及可持續性。因此，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針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相關問題研究中，必須關注主體問題，以及發揮主體能動性、積極性、參與性的機制問題。特別是，在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如何處理政府引導作用與農民主體作用之間的關系，也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
2.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內容問題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進行了頂層設計，明確了具體目標及重點任務。在實踐層面來看，不同的行政區域鄉村自然、社會條件差異性明顯，并且風土人情以及民族風情等都各不相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任務就會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為此，應充分開展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基于自然、社會條件以及區域經濟狀況，劃分出不同區域鄉村整治的類型，確定每個區域每種類型鄉村整治的具體內容，切實避免“千篇一律”，更好地指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踐。
3.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內容的優先序問題
正如前面所述，不同區域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內容不同。更需要考慮的是，不同區域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內容的迫切性也不同。應充分考慮到廣大農村居民的需求，確定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內容實施的優先序，一方面有助于建立農民參與機制，充分調動農村居民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有助于確保整治能夠達到預期成效，并實現成效的可持續。因此，根據所劃分的區域類型，提出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內容的優先序，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提供參考。
4.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模式問題
前面提到，不同區域農村基礎條件差異性較大，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內容也不同，即使整治的內容相同，也不可能采取統一的整治模式。然而，在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中，往往是對整治模式缺乏科學分析，盲目推崇一些成功的模式，而不顧及這些模式所需要的保障條件，從而導致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只重視工程數量，應付上級的考核及驗收，而不注重工程實效及其可持續性，造成資金的巨大浪費。因此，應根據所劃分的區域類型，研究適應的技術及模式，確保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程發揮實效，使得資金能夠實現預期目標，以助力鄉村生態振興，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態福祉。
5.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保障問題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需要政策、技術、資金等做保障。在政策層面，國家及相關部門都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推動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在技術層面，注重技術的精準性與適宜性，根據不同區域農村人居環境特點，以及需要整治的重點內容，選擇并推廣使用相應的技術，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供技術保障；在資金方面，以往國家相關政策在區域差異方面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依然采取資金配套政策，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在有些情況下還可能導致工程的劣質化，其結果就是僅僅完成工程數量，應對各級驗收，而不注重實效，造成國家財政投入的浪費。因此，應圍繞著政策、技術、資金等方面，開展系統的研究，提出符合不同區域鄉村實際的路徑及對策。
6.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監督問題
基層調研發現，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各級部門層層下達任務，而且附以考核時間點，一般情況下都是時間緊、任務重、資金缺，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相關部門出于部門考慮或者處于為本地政府考慮，往往只注重工程的實施，有多大能力做多少事情，至于工程能否發揮實效，他們并不關注。出現這種現象，誰之責？因此，應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監督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厘清到底需要建立什么樣的機制，誰來監督，如何監督，監督什么等問題。與此同時，加強效果評價指標體系及方法的研究，更加科學評價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為實施有效監督提供依據。
7.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考核問題
為了有效地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上級各個部門都在實施相應的考核。但當前的一些考核不符合基層的實際，特別是過分強調時間點、生活污水處理率、生活垃圾處理率、衛生廁所率等指標，基層部門為了應對這些考核，只能采取工程式措施，而不關注工程實施之后是否發揮作用。這其中既有基層政府的問題，也有上級政府考核缺乏科學性的問題。為此，需要對考核的科學性進行研究，包括上級政府考核什么？如何考核？誰來考核？什么時間考核等一系列問題都應該符合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際，否則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基層政府采取應對措施，進而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
三、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研究趨勢展望
新時代，隨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踐的進一步推進，針對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學術界應有所擔當，及時系統地開展相關研究，更好地服務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踐，為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未來有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研究將會出現如下幾個趨勢。
1.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主體博弈行為研究將會持續得到關注
前面已經提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需要國家、基層政府、企業和農戶的共同參與，其中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而且各自的預期也不盡相同，在此過程中，彼此之間就會出現了一個博弈行為。因此，應對這些主體博弈行為進行理論研究，特別是不同主體行為協調機制方面，更需要進行深入探討，從而既能發揮各自的功能，又能實現各自的預期，這樣才能確保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目標的實現，以及成效的可持續。
2.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技術及集成研究將會得到進一步重視
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的一些技術存在著區域適宜性差的問題，而且不同區域所需要的技術表現出綜合性特點，為此，需要根據所劃分的區域自然、社會經濟及人文特點，研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所需要技術，提高技術的區域適應性。同時，研究相關技術整合的路徑，更好地服務于農村人居環境的整治。
3.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效果評價方法研究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
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效果進行精準評估，可以為更好地為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供參考。因此，應圍繞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效果評價方法、評價指標體系開展深入研究，以更精準地評價新時代背景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效果，繼而根據評價結果發現新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及政策，進一步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同時，在評價的時空維度上需要豐富，既要開展國家、省級、市級等宏觀尺度上的評價，也要開展村級微觀尺度上的評價；在時間維度上，既要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短期效果的評價，也要根據不同尺度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規劃以及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相關內容，開展考慮中長期的效果評價。
4.農村人居環境與鄉村產業融合路徑研究將會成為焦點
提出的“五個振興”，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實踐表明，鄉村旅游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一個有效選擇，特別是在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域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頒布之后，鄉村旅游更成為地方推動產業振興的重要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發展鄉村旅游的重要支撐條件之一。因此，圍繞著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鄉村產業振興關系的研究將成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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