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刺污染防治攻堅戰“決勝年”
生態環境部日前曬出2019年度環境狀況和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2019-2020年秋冬季環境空氣質量目標完成情況、2020年1月-3月全國環境空氣質量狀況等多張“成績單”。一項項實實在在的數據表明：空氣質量穩步改善，藍天越來越多了。
據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介紹，2019年，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157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占46.6%；全國優良天數比率8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率1.7%，重污染天氣影響減輕。“十三五”規劃確定的9項約束性指標中，7項已提前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預計今年能夠如期完成。在此基礎上，2020年要確保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繼續減少。
日均空氣質量首次實現全面達標
由于PM2.5濃度易升高、重污染天氣頻發，秋冬季是全年最受關注的時段。黃潤秋指出，在重點區域空氣質量穩步改善的基礎上，秋冬季仍有波動。例如，北京市PM2.5濃度同比下降12.5%，但秋冬季大氣污染仍然較重。特別是2019年1-2月，主要受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氣象條件影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PM2.5濃度同比分別上升24.1%、26.6%，導致全年改善壓力加大。
隨著治污手段越來越嚴，上述狀況正在緩解。最新統計顯示，2019年10月-2020年3月，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長三角地區、汾渭平原等重點區域，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4.9%，重污染天數同比下降39%。這意味著，三大重點區域均超額完成PM2.5平均濃度降幅、重污染天數下降目標。
記者進一步梳理發現，利好趨勢在今年1-3月得以延續。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為4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8%；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83.5%，同比上升6.6個百分點；120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同比增加24個。較去年同期，三項主要指標均有所改善。值得一提的是，4月22日，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實現日均空氣質量全面達標，自2013年以來首次取得歷史性突破。
“回想2013年初，多地空氣質量指數爆表，北京部分監測站點PM2.5小時濃度甚至超過800微克/立方米。到了2019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已降至42微克/立方米的歷史低值，重污染天數僅4天，相比2016年減少近90%。”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相關專家予以肯定，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能源消費量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多項主要大氣污染物濃度卻實現大幅下降，空氣質量總體明顯改善。
煤煙型污染、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
盡管總體向好，但部分城市的“個體表現”仍不盡如人意。
以三大重點區域覆蓋的80個城市為例，2019-2020年秋冬季，有4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降幅未能達標，5個城市未實現重污染天數下降目標。其中，山西運城市是唯一一個PM2.5平均濃度降幅與重污染天數下降目標均未完成的城市，PM2.5平均濃度同比增加1.2%，重污染天氣數由2018-2019年秋冬季的21天上升到23天。此外，今年1-3月，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后20個城市仍集中在晉冀魯豫陜等地，而內蒙古包頭市首次墊底。
究其原因，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認為，除了先天氣象條件不利，煤煙型污染是主要因素。“運城是汾渭平原城市之一，長期被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困擾。焦化、鋼鐵、煤化工等耗煤企業眾多，導致產業結構偏重。作為內蒙古最大的工業城市和國家重要工業基地，包頭的污染源排放強度同樣不低，且采暖季各項污染物指標均高于非取暖季，說明燃煤取暖對空氣質量影響較大。”
彭應登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工業生產強度降低、機動車出行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污染排放下降，但這并非治污的“常態化”，結構性問題并未消除。尤其對排名靠后的城市，用能問題依然突出。“目前只有北京基本擺脫燃煤污染，率先進入治污第二階段。從PM2.5源來看，燃煤對北京大氣污染的貢獻已不到3%。但在其他重點區域，生產、生活用能仍是影響空氣質量的關鍵。”
另據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研究數據，“2+26”城市煤炭消耗量約7億噸，占能源總消耗量的近70%；焦炭產量9000多萬噸，單位國土面積焦炭產量是全國平均的7.3倍；石油煉化能力約占全國的17%，單位國土面積煉化能力是全國平均的6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污染物排放強度大、排放結構和布局不合理，持續推進能源、產業、交通結構調整、強化工業污染綜合防治，仍是區域空氣質量改善的主攻方向。”
治理重點由末端走向源頭
“大氣污染是長年積累所致，治理沒有特效藥。甚至在部分地區，沒有一二十年的努力，結構性問題無法發生根本轉變。”彭應登進一步稱，現階段治理重點應由末端走向源頭，在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基礎上，提升清潔化水平，從源頭實現精細化管理，降低能源消耗強度。
正值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由末端走向源頭治理，也是多位專家給出的沖刺方向。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指出，過去5年，我國PM2.5平均濃度降幅超過30%，其中“尾部治理”的動作最多、貢獻最大，貢獻位列二、三位的分別是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在此基礎上，末端剩余空間相對有限，要繼續實現深層治理就不得不‘動結構’。”
賀克斌舉例，對于治理難度較大的“散亂污”企業而言，通過關停取締、限期整改等手段，雖可減少污染物排放，但存在反彈可能。為防止企業偷偷排放，主管部門需要配套一系列監管措施。“能源結構一旦調整，企業用能就不可逆轉，排放狀況隨之發生轉變，從源頭抑制偷排行為才是根本。”
記者了解到，河北、山西等重點區域已陸續出臺新一輪方案，其中不乏多項源頭治理措施。“在結構減排方面，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新增產能，新建、改建、擴建項目實施產能置換、煤炭替代和污染物排放量倍量削減。推進粗鋼、焦化、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化解工作。加快重點工業爐窯實施一批天然氣、電等清潔能源替代，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河北省生態環境廳大氣環境處處長謝文勇介紹。
彭應登還提醒，不同區域、不同城市的發力點應各有側重，目標也要進一步細化，把沖刺壓力傳輸到鄉鎮等“最后一公里”，不只停留在市一級。“對于改善明顯的地區，相應提出更高要求。排名靠后地區可適當加碼，形成治污的壓力與動力。若不能迎頭趕上，越到后期越難完成任務。”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