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輝:關于“雙碳”的幾點思考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向全世界承諾,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雙碳”目標的推進將帶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影響中國未來40年的發展方向。
筆者在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雙碳”重要講話的基礎上,邀請多名氣候學專家開展專題討論,走訪調研光伏、風電、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業鏈上具有代表性的龍頭企業,并與境內外知名投資人深入交流,對“雙碳”目標及其涉及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全球變暖已達成政治共識各國政府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1. 全球變暖的危害
過去100 年來,地球正在經歷著一次顯著的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變化。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近日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評估報告,首次明確指出“人類活動導致了氣候變化”。2011-2020年全球地表溫度相較工業化前水平增加約1.1℃,比過去12.5萬年中的任何時期都要熱,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達到了200萬年以來的最高值。
權威科學家發出警告,在31項能代表地球生命特征的項目中,18項已突破歷史峰值。地球上的15個氣候臨界點已經被激活9個了,這些氣候臨界點是引起全球或區域氣候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節點,是不可逆的,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氣候變化的速度與強度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成為當今影響最為深遠的全球性環境問題之一。
全球變暖最直接的影響是氣溫升高,持續的高溫天氣易引發各類疾病,影響人們生命健康。今年7月以來,美國西北部和加拿大西部持續高溫,導致數百人死亡,每天因高溫被送往醫院的人數顯著增加。
全球變暖會增加地表蒸發量,改變降水分布,在造成干旱和洪澇的同時,引發糧食安全問題。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溫度每上升1℃,谷物產量就會下降17%。歐洲過去20年是兩千多年來最嚴重的干旱期,干旱對糧食生產造成不小的壓力,也增加了山火發生的頻率。另一方面,我國近年來降水量明顯增加,2020年,我國遭受嚴重洪澇災害,造成6346萬人受災,今年河南遭受超歷史洪災,鄭州等特大城市陷入癱瘓,數千萬人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更重要的是河南作為我國農業大省,此次洪災造成1450萬畝農田受影響,其中550萬畝絕收。
全球變暖還會導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威脅人類生存環境。在南北極的永久凍土中冰封著多種史前微生物,隨著冰川融化再次復蘇,可能引發全球疫情。如果以2010-2019年期間與1992-1999年期間相比,格陵蘭和南極冰蓋的平均流失速度分別增加6倍和3倍。據氣候學家估算,若全球氣溫上升1.7℃,海平面將提升30厘米。目前海平面上升速度是1901-1971年期間的3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線200公里以內的地區,世界級的大都市幾乎都是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將嚴重威脅沿海城市和島嶼的安全。以上海為例,未來30年,上海瀕臨的東海海平面可能會升高7.5到14.5厘米,部分沿海區域將被淹沒。
當全球溫升超過2℃時,將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的損害,造成生物多樣性斷崖式下降。近期發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論文指出,如果人類沒有達到巴黎協定設定的目標,到 2100 年,陸地生態圈中的 38% 的地區和海洋生態圈中51% 的區域將受到嚴重影響。
2. 從科學共識到政治共識
學術界對全球變暖的研究已有近200年歷史,目前支持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觀點占據絕對主流地位。
全球變暖的學術研究始于1827年,法國科學家Fourier認為大氣與溫室的玻璃有相同的作用。1896年,瑞典化學家Arrhenius提出,溫室氣體增加可能導致氣候變暖。自1957年科學家首次在美國夏威夷和南極站直接測量二氧化碳濃度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增加。而全球氣溫在20世紀40年代出現短暫上升后,50-60年代卻開始緩慢下降,但70年代又迅速回升。這一時期,科學界對全球變暖和溫室氣體的關系充滿爭議。直到1998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古氣候學家邁克爾·曼恩重建了1000年的氣候史,用一條“曲棍球桿”曲線展示了人類活動與氣候變暖的關系,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觀點。
如今,觀測數據顯示全球氣溫呈現出明顯的波動上升趨勢,并與二氧化碳濃度高度正相關。全球變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80%以上的主流科學家支持全球變暖,并致力于研究全球變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只有少數科學家仍堅持相反的觀點。
民眾感受與科學研究相結合,推動全球變暖形成政治共識。與科學家注重嚴謹的邏輯分析和詳實的數據支持不同,民眾對全球變暖的認知更多源自自身的感受,這種感受又與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
歐洲民眾是最先意識到全球變暖的危害并積極采取行動的群體。歐洲以島國和沿海城市為主,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脅到大多數人的生存。當全球變暖學說得到越來越多主流科學家的支持,歐洲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未來的生存環境非常擔憂,而近年來頻發的極端天氣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擔憂,并通過民主程序影響司法和選舉。今年5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將德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從2050年提前至2045年,并提出了更嚴格的減排目標。這是因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定此前的減排目標對后代不公平,默克爾政府也寄希望于新的減排目標能爭取更多的選民支持。
美國民眾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左右搖擺,拜登政府的“綠色新政”代表了當前的主流民意。美國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和發達的石油工業,為居民提供廉價能源,美國人也養成了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化石能源產業在美國擁有很強的影響力,是共和黨主要的金主之一。因此,共和黨執政時期,美國政府為大力發展化石能源,盡量減少氣候變化問題對產業發展的束縛。另一方面,美國與歐洲一樣已經完成了工業化,普通民眾很關注氣候變化對未來生活環境的影響,民主黨代表這一民意,每屆政府都會留下很多“綠色遺產”。隨著兩黨交替執政,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不斷搖擺,但隨著科學界對全球變暖的研究達成共識,兩黨政治精英在氣候問題上達成一致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在特朗普當政時期,即使特朗普公開宣稱氣候變化是一場騙局,仍有55%的共和黨認同美國應采取措施減少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相信拜登政府任內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將成為美國主流民意,往后共和黨政府很難在氣候問題上再開倒車。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主動提出“雙碳”目標,有力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全球共識。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人對生活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環境保護的意識也越來越強。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順應民意,倡導綠色發展理念,不斷加強生態文明建設。2019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進一步向高收入國家看齊。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更多的中國人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必須盡快采取行動保護地球家園。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國人民向世界做出“雙碳”承諾,獲得全國人民的衷心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廣泛好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主動提出“雙碳”目標后,日本、加拿大、韓國等發達國家也相繼提出碳中和時間表。截至2021年初,已有127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65%以上和世界經濟70%以上,都做出了碳中和承諾,應對全球變暖問題已在政治層面達成共識。
3. 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
氣候變化是一項跨越國界的全球性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在各個層面進行協調,需要國際合作。2016年簽署并生效的《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作出了統一安排。目前,共有189個國家加入了《巴黎協定》。《巴黎協定》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締約國根據國情,自主提出減排目標和措施。
歐盟委員會于2019年發布了“2050歐盟綠色新政”,以“2050年實現碳中和”作為推動全局性轉變的抓手,制定了具體的時間表、路線圖,包括能源、產業、建筑、交通、農業等各個領域重點行動,明確了能效、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領域的立法計劃以及每年新增2600億歐元綠色投資的資金保障機制。此外,歐盟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者,建立了全球領跑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從市場規模上看,歐盟碳交易體系的碳交易額達到1690億歐元左右,占全球碳市場份額的87%。從減排效果上來看,歐盟碳排放量2019年相對1990年減少了23%。
歐盟各國也分別有應對氣候變化的亮點。德國政府2020年宣布,實現凈零碳排放即碳中和的時間,將從2050年提前到2045年,為此將提高減排目標,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較1990年減少65%,高于歐盟減排55%的目標。德國政府計劃為能源轉型提供巨大的經濟補貼,將1300億歐元刺激資金中的1/3用于公共交通和綠色氫開發等領域。法國2015年承辦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簽署《巴黎協定》過程中發揮了引領作用。自2015年起,法國政府提出“國家低碳戰略”,先后制定并實施了《綠色增長能源轉型法》、《多年能源規劃》和《法國國家空氣污染物減排規劃綱要》等法律法規,依法構建了法國國內綠色增長與能源轉型的時間表,為實現節能減排、促進綠色增長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碳中和實踐的國家,2008年正式頒布《氣候變化法》,是世界上首個以法律形式明確中長期減排目標的國家。2019年6月,英國新修訂的《氣候變化法》生效,正式確立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為推動這一目標實現,英國政府于2020年宣布了一項涵蓋十個方面的“綠色工業革命計劃”,包括大力發展海上風能、推進新一代核能研發和加速推廣電動車等。該計劃將動用超過120億英鎊的政府資金,預計2030年時帶動3倍以上的私營部門投資,建立適應未來的綠色產業。此外,英國還啟動了440億美元的清潔增長基金,用于綠色技術的研發。
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雖然退出了《巴黎協定》,但是許多州和企業低碳轉型力度未減。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已正式重返《巴黎協定》,并承諾,到2035年,通過向可再生能源過渡實現無碳發電;到2050年,讓美國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美國的“3550”目標,拜登政府計劃推動綠色復蘇,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承諾4年內為氣候友好型基礎設施投入2萬億美元,涉及高鐵擴建、電動汽車生產、風能、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推廣;10年內投資4000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技術創新,加快清潔技術在美國經濟中的應用。近日,拜登簽署行政令,設定到2030年零排放汽車銷量占汽車總銷量50%的目標,倒逼美國汽車產業的新能源化轉型。
日本于2020年發布了《綠色增長戰略》,承諾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日本政府針對包括海上風電、核能產業、氫能等在內的14個產業提出具體的發展目標和重點發展任務,并計劃通過監管、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激勵措施,引導超過2.3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綠色領域。
中國政府2020年提出“雙碳”目標并對2030年中國單位GDP碳排放下降程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森林蓄積量和新能源裝機量等量化指標做出具體承諾。2021年,中國政府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并寫入“十四五規劃”。歷經十年的地方碳市場試點工作后,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啟動。首批納入碳市場覆蓋的企業碳排放量超過40億噸,成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市場。當前,“雙碳”目標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各級政府、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私營部門都在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之上。
我國應對策略的深層次思考
在127個提出碳中和目標的國家中,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平均時間是43年,而我國只有30年。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后期,實現“雙碳”目標要同步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進一步加大了減碳難度。中國政府提出“雙碳”目標,是基于我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難得機遇,將會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1. 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動擔當和情懷
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唯一的家園。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星球。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實現“雙碳”目標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是人口大國、制造業大國、進出口大國,2019年排放二氧化碳101.7億噸,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8%,幾乎相當于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總和。據有關專家測算,若中國順利實現“雙碳”目標,全球碳中和的時間將提前5-10年,溫升目標可降低0.2-0.3℃。這對堅定各國應對全球變暖的決心,共同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中國累計和人均碳排放量并不高,主動提出“雙碳”目標彰顯了大國擔當和對人類命運真誠關切的天下情懷。發達國家上世紀已完成工業化,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而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工業化進程,承接了發達國家高能耗產業。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承擔了全球絕大多數商品的制造,但從累計碳排放量來看只占全球的12.7%,約為美國的一半。人均碳排放量僅有7.28噸,排在全球第44位。《巴黎協定》強調公平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有學者據此估算了各國享有的“碳配額”,美歐等發達國家早已透支了其“碳配額”,目前處于“碳負債”狀態,而中國仍有一半以上的“碳配額”可用。發達國家做出碳中和承諾是其應盡的義務和歷史責任,具有道義和法理上的雙重壓力。而中國提出“雙碳”目標,是一種自主自愿的“公益”行動,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天下情懷,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2. 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中搶占先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基礎
工業革命以及化石燃料的使用,大幅提升了生產力,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人們不斷從自然中攫取資源,燃燒化石燃料獲取能量,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但也破壞了生態環境。特別是排放了過量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嚴重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類不能再忽視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著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發展不講保護、只講利用不講修復的老路走下去。在科學家嚴謹論證的基礎上,在全世界人民強烈的呼吁中,在各國政要的共同努力下,人類社會正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躍遷。
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全社會形成共識,中國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個龐大而繁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社會各界達成共識,齊心協力才能順利推動。發展低碳產業必然會對原有產業產生沖擊,特別是化石能源產業,在工業社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背后的利益集團會千方百計阻撓轉型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此外,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大量資金的持續投入,據有關機構測算,要實現《巴黎協定》溫升控制目標,全球每年需投入2.5-2.8萬億美元,意味著各國每年要拿出相當于GDP 3%的資金投入到綠色低碳轉型中,無論財政資金還是社會資本,沒有形成高度的社會共識,很難完成這一投資目標。
西方發達國家是多黨制政體,各黨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當代表化石能源利益的政黨執政時,綠色低碳發展的進程就會放緩,甚至倒退,美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即使國內已形成綠色發展的共識,但面對轉型需要的巨額資金投入,各黨派會圍繞自身利益進行激烈的博弈,最終綠色發展計劃因缺少資金支持變成一紙空文。
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高耗能和化石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很高,社會影響力很強,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成本更高,投入更多,難度更大。
中國的制度優勢解決了發展中國家實現低碳轉型的難題,中國堅持一黨執政,中國共產黨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的利益,只要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政府就會全力以赴、堅定不移地去推動。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財政資金、國有資本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帶動社會資本共同投資綠色產業,為低碳轉型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中國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轉型提供了很好的范式,比爾·蓋茨公開表示,解決氣候問題要向中國學習,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地球。
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需要重構基礎產業,中國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結構來看,作為基礎設施的能源和交通行業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額,因此實現綠色低碳發展首先要構建新的基礎設施,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綠色交通。
得益于中國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和早年持續的財政補貼,我國在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產業已取得明顯的先發優勢。太陽能作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中國企業在光伏產業已經遙遙領先,前十大光伏生產商,中國企業占據9席,全球70%的光伏組件來自中國(剩余30%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由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工廠生產),預計2025年,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將是其他地區總和的兩倍,中國將在光伏產業中完全占據主導地位。
像這樣的產業還有新能源汽車,中國擁有蔚來、理想、小鵬三家造車新勢力,比亞迪、長城等傳統汽車生產商也在積極轉型,推出了深受市場認可的新能源車型。除了美國特斯拉,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已經將國外汽車生產商遠遠甩在身后。中國新能源汽車快速發展得益于中國擁有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電機、電控、電池等核心部件都已實現自主可控,且在一些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以新能源電池為例,寧德時代作為行業龍頭企業,出貨量連續多年蟬聯全球第一,目前占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成為萬億市值的企業。比亞迪電池中國第二,全球第四,約占全球7%的市場份額。新能源電池不僅是綠色交通的動力源,也是可再生能源的儲能設施。目前,國內還有數家新能源電池生產企業,有的專注研發能量密度更高的固態電池,有的致力于發展更適合儲能的鈉離子電池,都處在全球領先水平。
光伏和新能源汽車(電池)是綠色低碳轉型必要的基礎設施,都是萬億級的大市場。中國企業所占市場份額遙遙領先,全產業鏈自主可控,前沿技術系統布局,已形成以我為主導的產業鏈。中國企業有望告別組裝代工等低附加值產業,在全球綠色低碳發展轉型中實現價值鏈的躍遷,成為技術、設計和品牌的輸出方。
要實現這一目標,還要關注另一個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領域——工業。中國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總排放量的40%,與能源行業相當,但大多數工業減排技術仍處在研發階段。中國企業要想在未來的產業分工中占據價值鏈頂端,必須要加大清潔技術投入,率先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全球合作,可減輕中國崛起過程中承受的壓力。中國的日益強大令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非常擔憂,西方正在醞釀一場“新冷戰”遏制中國崛起。美國已將中國列為戰略對手,無論是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全面打壓,還是拜登采用“小院高墻”式精準打擊,都希望借此實現中美脫鉤。歐洲一些政客和媒體故意歪曲抹黑,制造意識形態對立,妄圖孤立中國。
當前國際形勢嚴峻,西方世界正在采取一切手段對中國進行圍堵和封鎖,而氣候合作正是中國的破局之道。人類生活在一個互聯互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里,各國緊密相連,人類命運與共。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關系著人類前途和未來,任何一國都無法獨自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美國總統氣候變化特使克里在不同場合均表示,美國希望在氣候變化領域與中國合作。近期,來自全美各個地區和行業領域的40家機構,聯名致信美國總統拜登和美國國會議員,呼吁擯棄對華敵對態度,優先推動多邊主義、外交及與中國的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危機。歐洲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已經與中國開展了緊密合作,2020年9月,中歐建立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今年以來,中法德三國領導人已召開兩次視頻峰會,應對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議題,將成為中歐合作的重要支柱。
中國在與西方世界開展氣候合作的過程中,建立高層對話機制,避免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開展學術交流和技術合作,共同推動清潔技術研發,逐步打破西方對我的科技封鎖;向歐美等國出口光伏、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等,加大經貿合作和利益綁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一定要打好氣候合作這張牌,從容應對西方世界的“圍剿”,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
3.“雙碳”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黨中央明確指出,實現“雙碳”目標要以能源綠色低碳發展為關鍵,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空間格局。這對中國經濟社會而言將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
推進“雙碳”目標有望解決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問題。2019年,我國原油消費量6.3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為72%,是全球第一大原油消費國和原油進口國。進口原油主要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前五大國占了進口總量的75%,中東局勢動蕩時刻威脅我國能源安全。此外,90%的進口原油需要海運,其中絕大多數要經過馬六甲海峽,一旦發生戰事馬六甲海峽被封鎖,中國將很快陷入原油短缺,導致工業和運輸癱瘓,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
另一方面,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僅導致整體能源利用率低下,還帶來巨大的生態環境問題。近年來,我國加大天然氣進口力度,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2019年,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與此同時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也達到了43%。俄羅斯是我國重要的天然氣進口國,2014年中俄簽訂30年天然氣供應協議,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國在本世紀中葉之前的用氣安全,但2044年后能否續簽具有不確定性。
因此,加快發展可持續能源,推動能源轉型,既是綠色低碳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我國能源安全問題的根本之道。若“雙碳”目標順利實現,2060年中國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將下降到15%以內,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
推進“雙碳”目標將帶動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約占1/3,排放了40%的二氧化碳。工業碳排放強度是服務業的3-4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會進一步上升,有利于我國整體碳排放強度下降。但實現“雙碳”目標僅僅依靠經濟結構的自發調整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大力推動工業的綠色低碳轉型。
一方面,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綠色低碳產業,替代化石能源及高碳行業。目前,化石能源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的85%,可再生能源占15%,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要達到85%,化石能源僅占15%。這意味著未來40年,光伏、風電、水電、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行業和新能源汽車、清潔技術等綠色低碳產業將迎來高速增長。與此同時,煤炭、石油、傳統汽車等高碳產業將逐步萎縮直至退出歷史舞臺。
另一方面,大力推動制造業的綠色低碳轉型。當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進入生態文明后,制造業的競爭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工業文明解決了物質短缺問題,成本是制造業最關注的問題。企業生產成本足夠低,就能以更低的售價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生態文明要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制造業要盡可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實現產出,資源利用效率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當前,中國制造業得益于便宜的勞動力、齊備的產業鏈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以低成本優勢在全球競爭中立足,但激烈的價格競爭讓企業不敢進行長期投入。我國制造業普遍存在技術含量低、生產方式粗放、附加值低等問題,亟需轉型升級。隨著“雙碳”工作的推進,碳交易市場不斷擴大,碳稅的預期也越來越強,低效率、高能耗的企業將面臨越來越高的碳成本,最終被市場淘汰。而加大對現有產線升級改造,采用清潔技術,加強精細管理,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能耗水平的企業,將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成為行業龍頭。
更重要的是,為達到“雙碳”要求,目前絕大多數產品都將被重新定義:按照循環利用的理念設計,選擇環境友好型新材料,采用清潔技術和“零碳”工藝。西方積累了數百年的工業流程面臨重構,發達國家老牌企業的優勢將不復存在,和中國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是我國制造業實現彎道超車的難得機遇,只要率先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就能在設計、技術(專利)等環節取得先發優勢,從而躍居價值鏈頂端,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
推進“雙碳”目標對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空間格局分布都將產生重大影響。低碳將重塑我們的價值觀,深刻改變我們現有的生活。“碳”之于地球正如“糖”之于人類,在物質匱乏年代,人們都偏好高糖的食物,但如今大家都提倡清淡飲食,以保持健康的狀態。同樣,今天的中國已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物質充裕,人們對環境的關注越來越高,低碳理念會向健康理念一樣,得到越來越多的人自發的認可和踐行。人們購買商品時不僅考慮價格,也會關注商品的含碳量。開大排量豪車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種缺少環保意識低素質的表現。父母教育孩子隨手關燈、節約用電的初衷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減碳。消費者對低碳產品的需求,將重構現有生產體系。
低碳產品與現有產品從設計理念到生產方式都有明顯區別,將對現有生產體系產生顛覆式影響。生產傳統產品成本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而生產低碳產品,要兼顧成本和“碳足跡”。低碳企業早期的經營目標是成本可控范圍內盡可能實現生產全流程“碳足跡”的最小化,逐步過渡到“碳足跡”為零約束下的成本最優化。低碳生產需要清潔能源,采用更多的清潔技術,這都需要對現有產線和生產流程做出相應調整,以滿足低碳生產的需要。例如3D打印在碳排放和節約資源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優勢,但目前成本比減材制造要高,傳統企業不會采用,但低碳企業有很強的動力率先試用。此外,員工的激勵考核機制也要與低碳發展相適應,以前只考核業績,現在要將碳排放納入進去,生產各個環節都要為減碳做出貢獻,這樣才能實現生產全流程的低碳轉型。
低碳生產將重新定義各生產要素比較優勢,從而引發產業空間格局的調整。以電解鋁為例,傳統電解鋁企業多分布在山西、內蒙古、新疆等產煤地區,煤電價格便宜,公司成本優勢顯著。然而近期,有公司將主要產能遷往云南,利用水電生產電解鋁,以滿足客戶對產品低碳的要求。光伏作為未來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隨著技術進步和產能擴張,發電成本還有很大下降空間。金屬冶煉需要焦炭做還原劑,因此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要實現低碳生產必須用綠氫(可再生能源發電制取的氫氣),當光伏發電成本下降和對低碳產品需求增加相交匯時,綠氫將取代焦炭成為冶煉工業重要的生產原料。鑒于氫氣的儲存和運輸成本都非常高,可以預期金屬冶煉產業將向光伏集中的西部地區遷移。
另外,產品的碳足跡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產業鏈的分布也會發生改變。極低的海運成本是全球化分工的基礎,但海運減碳的難度非常大,若按照現有產業鏈,在全球各地生產并組裝,僅運輸環節就會產生很大的碳排放。未來,為生產低碳和“零碳”產品,現有產業鏈將出現整合,向核心生產環節聚集,以減少和消除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
實施“雙碳”戰略要與先進發展理念推廣和現有重點工作推進有機結合
1.“雙碳”與生態文明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這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
“雙碳”是生態文明在經濟建設中落地的重要抓手,推動綠色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環境問題進入高強度頻發階段,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中,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最終要看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雙碳”則為綠色低碳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政策環境和市場預期,是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最直接的推動力。
另一方面,推進“雙碳”目標切忌簡單粗暴的一刀切。要嚴防追求生態文明建設政績,不顧實際的加碼“雙碳”力度。例如,有些地方為了實現更高的減排目標,拉閘限電嚴重影響了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要實事求是地立足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系,平穩有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
此外,還要注意做好“雙碳”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協調。關于生態環境保護已出臺若干政策,如今推進“雙碳”目標過程中經常遇到環保政策限制。例如,前不久內蒙古將全區50.46%的國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明確草原森林重要生態功能區不再新上風電和光伏項目。建設特高壓電網,實現光伏、風電的跨區域調度,是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開發消納并廣泛使用的關鍵,對于實現“雙碳”目標至關重要。但建設橫跨中國的特高壓電網,需要經過數十個自然保護區,根據目前的政策很難在紅線內施工。為實現“雙碳”目標實施的工程,本質上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部分,應與其他活動區別對待,環保政策要為“雙碳”工作開綠燈。
“雙碳”工作的有序開展將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贏得更廣泛的民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干凈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要求越來越高,生態環境在群眾生活幸福指數中的地位不斷凸顯,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此前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造成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環境污染,已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若得不到有效解決,老百姓的幸福感會大打折扣,甚至會出現強烈的不滿情緒,發展成為重大政治問題。
做好“雙碳”工作,就能解決大多數環境問題。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減少的同時,其他大氣污染物也減少了。為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率,大大減少工業廢料的排放。隨著“雙碳”目標的有序推進,天更藍了,水更綠了,環境更美麗了,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人民群眾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不斷提升,黨的執政根基也更加穩固。
2. “雙碳”與ESG理念推廣
近年來,ESG理念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具體工作推進的卻較為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ESG缺乏一套統一的評判體系。“雙碳”工作的推進有可能成為中國ESG發展的突破點,并以點帶面全面提升中國企業治理結構和社會責任。
“雙碳”將企業的環境責任法律化,形成全國范圍內統一和強制執行的標準。根據歐洲經驗,政府會通過立法明確企業的減碳責任,以推進“雙碳”目標的實現。我國不久后也將出臺減碳政策和法律,原本自愿的減排行為變成了法律義務,具有了普適性和強制性。碳排放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業在綠色投入、資源和能源的集約使用循環利用,對有毒有害物質的處理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方面的水平,是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重要表現。
目前,碳排放已有成熟的計量體系和相對統一的標準,一些第三方機構也開始提供碳排放計算和信息披露服務。早在2016年,中國證監會出臺政策,要求重點碳排放行業的上市公司必須在年報中披露碳排放情況。隨著各部委“雙碳”政策和有關法律的陸續出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將披露碳排放信息,并履行減排義務。這將有力推動我國ESG工作,碳排放表可能與企業三大財務報表并列,成為企業必備的第四張報表,政府、企業管理者、投資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都能看到企業所承擔的環境責任,這將倒逼企業加大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加快綠色發展轉型。
環境責任是ESG中最高級的責任,承擔環境責任將帶動企業更加主動的承擔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責任。ESG中的三個責任是有層次的,G位于底層,體現了公司對股東的責任。股東是企業的老板,是直接利益方。S位于中間層,反應了企業對公司員工、所在社區等利益相關方的責任。E位于頂層,企業對環境的責任,其實就是對全人類、對地球的責任,是最高級的責任。
一般情況下,三層責任從下往上是層層減弱的,正如人與人之間,根據親疏遠近關系,責任也不盡相同。生活中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例子,一個頑皮的孩子去當兵,回來后對鄰里更加熱心了,對父母也更加孝順了。一個人在國家強制要求下,承擔起保衛國家的責任,久而久之,對身邊人、對親人的責任感也會提升。這一道理可能同樣適用企業,“雙碳”以國家強制力要求所有企業承擔最高級的環境責任,E的大幅增強有利于帶動S和G的同步提升,全面促進我國企業ESG的發展。
統一標準的碳排放指標增強了ESG的可比性,有助于構建統一的ESG評價體系。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我國企業的ESG信息披露,主要還是定性描述為主,輔以定量數據的展示,因此可獲得的ESG數據還存在非結構化的特征,不具有可比性。投資人依據不同的評價體系,得出的ESG分數千差萬別,只要調整部分指標或者改變一些指標的權重,ESG分數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有人對中國股票市場上ESG主題的基金持倉情況做了統計,發現第一重倉股居然是貴州茅臺,很難說基金經理是依據ESG評分選擇企業,還是給想投的企業打出一個ESG高分。沒有統一的評價體系,即使有再多ESG主題基金,ESG投資也是舍本逐末,很難發揮資本引導企業加強社會責任的作用。
“雙碳”為構建統一的ESG評價體系創造了一個契機,幾乎所有的ESG評價體系都會納入企業的碳排放指標,這是一個可比指標,代表了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水平。環境責任是企業最高級責任,環境責任分數越高,ESG分數大概率不會低。不同評價方法以碳排放數據為基礎,不斷修正其他指標的評分和權重,推動ESG分數收斂,最終形成統一的評價體系。
3. “雙碳”與數字經濟發展
數字經濟作為“十四五”重點支持發展的產業,承擔著帶動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重任。“雙碳”作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另一個抓手,與數字經濟有著相同的目標,二者彼此促進,共同發展,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數字經濟和“雙碳”互為基礎,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我國經濟在保持快速發展勢頭的同時,碳排放強度也在持續下降。宏觀層面,第三產業占比不斷提高,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隨之下降。微觀層面,隨著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企業生產效率越來越高,單位產出能耗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環保政策越來越嚴,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不斷提高,倒逼企業升級環保設施。2020年,我國碳排放強度比2004年下降48.4%,比2015年下降18.8%,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從增速放緩到實現“雙碳”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數字經濟將在此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數字經濟本質是對復雜的資源配置信息數字化建模,并用計算機快速做出最優方案,指導實際的資源分配和使用,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和決策人員的局限性造成的浪費和低效。
移動互聯網時代,數字經濟深度改造了消費領域,減碳效果顯著。例如,電子地圖對實時交通做出預測,引導車輛分流,減少擁堵和碳排放。網約車使用軟件平臺調度,與傳統出租車相比,大幅減少空駛里程,單位載客里程的碳排放也顯著降低。共享單車的大面積推廣應用,為人們綠色出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增加了人們乘坐公共交通的頻次,對城市交通碳排放強度下降做出了重要貢獻。
據測算,每輛共享單車騎行一公里,大約減少50克二氧化碳排放。2019年,中國共享單車日均訂單數達到4700萬,按照平均每單騎行2公里計算,每天可減碳4700噸,全年可減少17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數字經濟正在向工業領域滲透,工業數字化改造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經之路。近年來,工業互聯網發展迅速,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在工業領域多行業得以推廣應用,大幅提升了資源利用率,有效降低了能耗水平。例如,礦山生產是高耗能行業,開采出來的礦石先用磨礦機研磨成粉末狀,再利用物理化學方法提煉出礦物質。磨礦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我國礦山品位普遍較低,鉛鋅礦平均品位3.7%,銅礦只有0.87%,大量的能源消耗其實做的是無用功。一些礦山正在推廣智能選礦技術,運用X射線與人工智能技術,從開采的礦石中選出不含礦物質的廢石,極大提升了磨礦效率。目前,廢石拋棄率可達90%以上,這意味著新技術消耗10%的能源即可實現此前一樣的產出,大幅降低了碳排放強度。
此外,工業企業實現全流程數字化后,生產各環節的碳排放量以及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跡都可以低成本準確計量,這是開展企業碳信息披露,大范圍推廣碳交易,適時推出碳稅等工作的基礎。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雙碳”也將有力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加快我國工業數字化進程。工業領域數字化改造進展較慢,主要原因是投入太高,回收周期較長。“雙碳”的順利推進,有望將數字化產生的環境收益變現,從而縮短企業的投資回報周期,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工業機器人是數字化生產的基礎,用工業機器人代替工人,回報周期在2年左右。但很多中小企業只敢對回報周期在一年以內的項目做出決策,只有當勞動力成本再上漲一倍或機器人售價再降低一半時,工業機器人才能在中小制造業中得以推廣,這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但在碳交易范圍不斷擴大,碳稅預期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企業面臨環境成本內生化壓力越來越大。購買工業機器人不僅能替代人工產生經濟效益,還能實現無人工廠,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工人通勤、餐飲,工廠照明、空調都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節約了企業碳排放成本。回報周期縮短和投資收益率的上升,將堅定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決心,加快提升數字經濟在工業領域的滲透率。
數字經濟和“雙碳”交互疊加,創造新業態開啟新時代。交通行業已發生深刻變革,開啟綠色智慧出行新時代。最初發展新能源汽車,主要是出于環保和減排的考慮。但隨著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電動化的汽車自然與數字化耦合在一起,徹底改變了人們的交通出行。新能源汽車利用數字技術,不斷提升智能水平,智慧座艙、自動駕駛等功能日趨成熟,汽車正在從交通工具逐步轉變為出行中的智能助手,提供更安全的駕駛服務,更舒適的乘坐體驗,更豐富的娛樂享受。
此外,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需要與之匹配的能量儲存和傳遞系統,解決棄風、棄電問題。新能源汽車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夜晚和節假日是用電低谷,剛好是新能源汽車充電時間,隨著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增加,可緩解用電低谷期可再生能源電力過剩的問題。展望未來,隨著電池能量密度和使用壽命增加,新能源汽車還有可能成為能源的傳輸工具。下班后的用電低谷期,新能源汽車充滿便宜的綠電,上班時再將車接入公司電網,以較高的價格向公司售電。新能源汽車變成了生產工具,熨平了可再生能源的波動性,是實現能源轉型的關鍵環節。
定制化生產正在重塑制造業,開啟綠色低碳發展新時代。現代工業為降低成本追求大規模生產,然而隨著人們個性化需求越來越強,大量產品銷售不出去。發達國家幾乎所有消費品行業都出現了供過于求的情況,市場需求平均準確率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保持在90%以上,到90年代下降至40%-60%,如今可能不足30%,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傳統制造業正面臨成本上升和環境壓力加大的雙重困境。
另一方面,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小批量生產成為可能,阿里巴巴的犀牛工廠已實現100件以內的小訂單快速生產,且與大規模生產的成本幾乎相當。通過數字化銷售渠道,可以對消費者需求進行精準描述,并據此設計產品,再通過數字化工廠,實現低成本定制化生產。目前,服裝行業已有企業跑通定制化生產模式,韓都衣舍能達到95%的產品售罄率,基本實現了按需生產,極大節約了資源。隨著數字經濟深化發展,越來越多制造業會像服裝行業一樣向定制化生產轉型。資源得以充分利用,碳排放強度更低,產品碳足跡更小,更符合未來人們對低碳生活的需求。
4. “雙碳”與金融風險防控
金融機構目前仍持有大量高碳行業資產,處置不當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在“巴黎協定”的氣候行動框架下,假定全球化石能源需求預計將以每年下降2%的速度遞減,預計未來五十年里,全球化石燃料資產的貶值幅度將超過2/3。我國現在有300萬億的信貸總量,但是綠色信貸余額只有12萬億,只有不到4%。據清華綠色金融團隊測算,2030年中國煤電企業的貸款違約率可能會從現在的3%左右上升到22%左右。金融機構持有大量高碳行業資產,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越來越大,處置不當會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應盡早著手應對“雙碳”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在不影響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完成從高碳行業的退出,實現資產結構的優化和綠色發展的轉型。
“雙碳”推進、有助于我國擺脫美元霸權體系,維護金融安全。受全球能源轉型影響,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舞臺”可能將越來越小。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元通過與石油掛鉤,鞏固了其世界貨幣的地位,并建立了美元霸權。如今,中美關系緊張,美國多次利用美元霸權制裁中國企業,并威脅要將中國剔除美元貨幣結算體系。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和進口國,“雙碳”目標的推進會逐步降低對石油的需求,也會對市場預期產生重大影響。石油價格進入下行通道會大大削弱美元的影響力,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難得機遇。
“雙碳”與投資布局
1. “雙碳”是一個確定性高、時間跨度長、覆蓋領域廣的投資賽道
“雙碳”已達成政治共識,具有很高的確定性。中國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宣布“雙碳”目標,言必行,行必果,對全球推動“雙碳”目標實現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重返《巴黎協定》,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希望重新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者。四年后,即使共和黨政府再次當政,若再在氣候問題上開倒車,就是破壞全球共識,置人類安危于不顧,道義上站不住腳,經濟上也將承受巨大損失。時至今日,“雙碳”已成為確定性非常高的趨勢,投資者應堅定信心,加大在“雙碳”領域的投資布局。
“雙碳”投資至少持續到本世紀中葉,資本可實現長期穩定持續的增長。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在2050年完成碳中和,中國計劃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距今有30-40年的時間。這三四十年時間內,將掀起一場席卷全球的能源革命和產業變革。資本順著綠色低碳發展的方向積極布局,就能與新經濟、新產業一起成長壯大,持續分享低碳轉型帶來的紅利,獲取長期穩定的收益。
大量相關產業仍處于萌芽期,隨著“雙碳”工作推進,會有越來越多的新產業破土而出,互相迭代,覆蓋更廣闊的領域。今天的“雙碳”猶如十幾年前的數字經濟,提出了人工智能、大數據概念,但根本沒有應用場景。我們看到的新能源汽車、光伏風電等,只是“雙碳”產業的冰山一角。
光伏發電將能源的資源屬性轉變為制造業屬性。制造業的特點是隨著規模擴大成本會持續下降,未來光伏發電成本會降到極低水平,大量廉價的電可以衍生出許多新興產業。例如,以極低的成本大規模開展海水淡化,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
“雙碳”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也會出現數字經濟中“矛盾”互相迭代的現象,不斷衍生出新的產業。數字經濟不斷向各行業滲透,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信息安全問題,信息安全產業隨之興起。更高級別的數字經濟形態,面臨的威脅更復雜,猶如更加鋒利的長矛,而負責信息安全的盾也要不斷升級,從通訊安全、個人隱私保護、到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安全,為產業發展保駕護航。
在“雙碳”產業中,矛是對環境的威脅,盾是保護環境。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降低了交通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新能源汽車要使用電池,電池達到使用壽命后,處理不當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現在很多公司在布局新能源電池回收再利用和無害處理技術。可以合理推測,在電池無害處理過程中,又可能產生新的環境污染問題,需要新的產業,解決這一問題。如此往復,“雙碳”產業每一個分支,都會向外迭代擴散,最終互相交織,覆蓋更多的領域和行業。因此,對投資人而言,沿著“雙碳”這條確定性很高的主線,可以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找到大量優質投資機會。
2. “雙碳”目標的實現也需要資本的引導和支持
建造綠色基礎設施要消耗大量資本。“雙碳”的關鍵是能源轉型,用可持續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既要新建大量的光伏、風電、核能電站,還要建設特高壓輸電網,并將傳統電網改造升級為適合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智能電網。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2025年之前,中國平均每年需投資3500億美元推動可再生能源建設,這是一筆非常巨大的投資,需要資本的大力支持。
資本可以推動企業加速綠色低碳發展轉型,并帶動領先清潔技術發展。推動綠色低碳轉型一方面依靠國家強制力,出臺更嚴格的環保政策,強制要求企業采用新的清潔技術。但政策具有普適性,只有已經被行業大多數企業都接納的技術,才會被強制推廣,而一些領先的新技術,初期很難找到應用市場。另一方面,資本也是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力量。ESG投資理念得到越來越多的資本認可,公司加大減碳投資力度,積極推進自身的碳中和會受到資本的認可,可以有效對沖因環保成本上升而造成利潤下降對股價的影響。
例如,順豐采用傳統的一次性包裝箱成本最低。目前有一種新的包裝箱,可循環使用,減少碳排放,但成本比較高,采購會降低公司利潤。但順豐在利潤降幅可控的范圍內,使用部分可循環包裝箱替代一次性包裝箱,會增加公司的ESG分數,更多投資人愿意持有順豐的股票,股價甚至會上漲。順豐的采購帶動了新技術產能的擴長,成本下降可以向更多客戶推廣,有利于加快領先清潔技術的推廣應用。
此外,資本還可以踐行積極股東主義,給企業管理層提出綠色發展目標,加速推進企業及產業鏈上下游的低碳轉型。
3. “雙碳”投資可重點關注的幾個領域
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和綠色基礎設施具有確定的增長預期,是投資布局的優質資產。綠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是未來40年確定性最高的事情,根據可再生能源在2060年能源結構中的占比,很容易可推算出每年可再生能源的裝機數量,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上又占據絕對優勢,投資龍頭企業并長期持有,有望實現較高的投資收益。可再生能源電站具有一定資源屬性,新能源央企國企這兩年大量跑馬圈地,儲備了大量優質資源,可擇優參與投資。考慮到電站的基礎設施屬性,此類投資很難有很高的投資收益率,但能保證長期穩定的回報。
中國清潔技術市場處于真空階段,初創企業仍有不少機會,可開展早期投資。十多年前,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一輪清潔技術投資熱潮,結果幾乎全軍覆沒。因為西方國家“雙碳”進程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本世紀初,綠色發展已在社會中形成了較大范圍的共識,能源產業、工業企業及其供應商開始著手儲備清潔技術,并嘗試推動企業低碳轉型。初創公司與能源和工業巨頭相比,資金和人員都不占優勢,研發的產品自然很難找到市場。因此,投資清潔技術初創企業的資本都鎩羽而歸。當前,中國“雙碳”是在政策強力推動下提前啟動的,對清潔技術的需求將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國內市場幾乎沒有成熟的供應商,無論能源企業還是大型工業企業,都沒有在清潔技術,特別是減碳技術方面做系統性布局,初創企業憑借靈活的機制和高效率,大概率會從這片藍海中脫穎而出。這對早期投資人來說是個很好的投資機會。
重點關注“雙碳”與數字經濟結合的領域,尋找下一個萬億級行業的投資機會。“雙碳”與數字經濟不是簡單的“物理結合”,有時會產生劇烈的“化學反應”,誕生出全新的萬億級賽道。發生“化學反應”的前提條件是,“雙碳”的核心與數字化的核心相碰撞,并徹底顛覆現有行業。“雙碳”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數字化的核心是智能化,在新能源汽車行業,二者完美結合,并重新定義了汽車行業。按照這個標準耐心尋找,隨著“雙碳”和數字經濟發展,一定會找到第二個,第三個萬億級行業的投資機會。
提前研究碳交易及其衍生出的碳資產,也許將成為下一個重要的資產種類。雖然中國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剛剛啟動,但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碳交易的日趨成熟,會不斷衍生出新的資產,碳匯、碳期權、碳期貨等。碳交易市場的繁榮是運用市場化手段,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關鍵一步,預期與之相關的碳資產將具有越來越強的金融資產屬性。從歐洲經驗來看,碳資產價格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中國市場剛剛建立,投資機構應加強研究,積極參與碳市場,豐富資產配置,為推動“雙碳”目標實現做出貢獻。
4. 把握“雙碳”投資中的幾個規律
研究“雙碳”產業的周期性規律,踩準投資節奏。隨著“雙碳”政策陸續出臺,會對市場預期產生重大影響,很可能放大相關產業的周期性波動。例如光伏產業原本就具有較強的政策周期性,“雙碳”目標提出后,市場普遍預期行業將迎來高速增長,但產業鏈部分環節擴產需要一年以上時間,短期成為產能瓶頸,價格出現大幅上漲。隨著大量資本涌入光伏產業鏈,特別是當前的產能瓶頸環節,未來一定會出現產能過剩。投資人要認真總結歷史經驗,認清周期規律,在合適的周期低點進入,并在高點時適度減少持倉,最大化投資收益。
加強對清潔技術商業化進程的研究分析,尋找合適的投資時點。清潔技術商業化落地有兩個驅動力,一個是政府的政策推動,但這個力量一般比較滯后。還有一個是下游企業自發加快綠色低碳轉型而產生的需求,這要結合企業ESG實踐情況以及背后資本的推動力量。考慮一家清潔技術公司,如果其下游客戶是香港上市公司,因為國際資本更關注企業的ESG表現,即使該技術仍處于商業化早期階段,企業也有動力采購并積極使用,投資人可以考慮投資。但若其下游客戶是傳統行業,轉型意識較弱,股東中也沒有關注ESG的機構,或也可以等到國家出臺相應強制性政策后,再考慮投資。
堅持用系統性方法進行分析決策,跳出“雙碳”看“雙碳”。中國政府以“雙碳”目標倒逼改革,在發展方式、能源結構、社會觀念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系統性變革。投資人要從全局視角觀察系統性變革的情況,包括能源改革進展的情況,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度,社會觀念變化的速度等等,這些因素對“雙碳”投資非常重要。
還是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僅僅從“雙碳”角度考慮,應投資生產A0級(小型車)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因為此類車型價格便宜,銷量增長快,對快速推進減排作用最顯著。
事實上生產A0車型的初創企業大多都失敗了,用系統化的思路分析就能發現其中的邏輯錯誤。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仍以化石燃料為絕對主導,電動車充電絕大多數源自化石燃料發電而非綠電,短期內電動車數量快速增加對減排貢獻有限。中國大多數民眾也還未形成低碳生活的理念,購買電動車并不是為了環保,而是綜合成本比汽油車更便宜。但前兩年動力電池仍處在上量階段,成本很高,要控制整車成本,只能犧牲續航里程和其他一些功能,導致舒適性和體驗性很差。
因此,走低端電動車路線為數不多的成功企業是五凌榮光,因為它賣的是生產工具,而不是消費品。以特斯拉、蔚來為代表的造車新勢力定位于高端車型,在電動化基礎上大力發展智能化,提升用戶體驗,成功吸引了高端客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電池成本的下降,逐步降價進入下沉市場。
未來五到十年,人們將普遍形成低碳生活的習慣,電動車將徹底取代燃油車,而造車新勢力依靠先發優勢建立的品牌,預期將占有主要的市場份額,成為汽車行業轉型過程中最大的贏家。投資人只有站得夠高,看得夠遠,才能理清“雙碳”領域互相交織的復雜情況,對投資機會做出全面系統的分析,投出真正的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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