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典型城市水生態環境問題解析及控制對策
【谷騰環保網訊】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位于長江下游平原，屬長江三角洲的重要部分。2019年，區域以占全國0.64%的土地面積容納了4.12%的常住人口、4.82%的城鎮人口，創造了8.67%的國內生產總值，區域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73.28%。區域城鎮化率高、城市人口密集且經濟及產業高度發達，導致城市生活源及工業源的污染物負荷量大；區域降水相對充沛，加上城市發展帶來的不透水面積的增加，導致由城市地表徑流引起的城市面源污染日趨嚴重，影響區域內城市水生態環境狀況。長江及太湖一方面是區域城市的供水水源，另一方面又接納各城市排放的污染物。因此在長江大保護的背景下，對區域內城市水生態環境質量的問題解析及控制對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筆者以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城市建成區為研究對象，不考慮農業源污染，通過資料獲取和相關計算得到城市生活源、城市工業源和城市面源污染負荷數據，分析不同污染源對區域內城市水生態環境的污染貢獻，從水環境質量、水資源、水生態等方面進行城市水環境特征及問題解析，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控制對策建議，以期為區域內城市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水環境綜合整治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包括長江干流沿線的南京、鎮江、揚州、泰州、南通以及環太湖周邊的常州、無錫、蘇州、嘉興和湖州共10個典型城市，各城市與長江及太湖的位置關系如圖1所示。區域總面積為60 694 km2，城鎮人口為4 260.6萬人，近5年平均水資源量為374.6億m3，區域內以太湖、高郵湖為首的淡水湖泊分布較為集中，以長江、京杭運河、滁河、秦淮河等為首的干支流水系眾多，具備典型的平原河網特征。
圖 1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概況
Figure 1.General situ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area around Taihu Lake
1.2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主要包括5個部分：1）通過各城市2016—2020年生態環境狀況公報、2019年和2020年水資源公報等獲取水質及水資源等數據信息；2）根據2019年《中國城市建設年鑒》及各城市統計年鑒等統計資料，整理得到各城市基礎信息數據；3）通過文獻調研總結各城市不同下墊面類型的場次降雨徑流平均濃度，估算城市面源污染負荷；4）從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和環境統計數據中提取工業源污染負荷數據；5）通過各城市水資源公報及2019年《中國氣象年鑒》獲取降水量數據。
1.3 污染負荷計算方法
1.3.1 城市生活源
城市生活源污染負荷計算參考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計算方法，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W城市生活為城市生活源污染物排放負荷量，t/a；N城為城市的城鎮居民常住人口數，萬人；Q城為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L/（人?d）；F為城市生活源折污系數，一般取0.8~0.9；R為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C0為城市生活污水污染物濃度，取城鎮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mg/L；C為城市生活污水經城鎮污水處理廠處理后排放的污染物濃度，取城鎮污水處理廠出水濃度，mg/L。各城市城鎮污水處理廠進出水污染物濃度參考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設施產排污系數手冊[1]，污水收集率按70%計算。
1.3.2 城市面源
降雨歷時和強度等因素對面源污染的影響較大，且隨著降雨事件的發生過程變化而引起的地表徑流污染狀況的變化較為復雜，因此場次降雨徑流污染物平均濃度（EMC）是常用來評價降雨徑流水質及分析城市面源污染負荷的重要指標。朱紅生[2]給出了常州市大、中、小不同降雨類型過程中的生活區、商業區和工業區的徑流污染物EMC范圍；趙玉坤等[3]通過檢測4場典型降雨的8個采樣點水質，得到常州市工業區、居民區、商業區的路面徑流污染物EMC；周曼等[4]在河網區水污染負荷分析過程中總結了蘇州市降雨徑流的EMC；王旭婷等[5]選取蘇州市護城河以內的古城區為研究區域，分別在商業區、居住區、交通區等5個不同功能區采樣，得到不同污染物的EMC；祁妍娟等[6]通過采集徑流雨水水樣，得到揚州市5種不同用地類型典型污染物EMC。通過總結得到區域典型城市或周邊相似城市居住區、工業區、商服區、綠地區和交通區5種用地類型徑流雨水中化學需氧量（COD）、氨氮、總氮和總磷4項指標的EMC，不同類型下墊面徑流系數參考GB 50014—2021《室外排水設計標準》，通過下式計算得到區域內各城市面源污染負荷近似值[7]。
式中：W城市面源為城市面源污染物排放負荷量，t/a；EMCi為i下墊面類型場次降雨徑流污染物平均濃度，mg/L；P為城市年降水量，mm；Si為i下墊面類型的面積，km2；ai為i下墊面類型的徑流系數；f為地表徑流校正因子，取0.9。
2. 研究區城市水生態環境特征
水環境質量方面，對區域城市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及水質月報數據進行統計整理，給出了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的國家級及省級考核斷面水質情況，如圖2所示。由圖2（a）可知，2016年以來，92個國家級考核斷面水質總體呈現出不斷提升的狀態，達到或優于GB 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Ⅲ類水質的斷面占比不斷升高，2020年達到80%，但Ⅴ類水質斷面始終沒有完全消除。從2020年研究區城市國家級、省級考核斷面逐月水質情況〔圖2（b）〕可以看出，無論是國家級還是省級考核斷面，5—9月水質普遍下降，且較其他月份水質差距明顯，斷面水質達標率及優良率（達到或優于Ⅲ類水質占比）均較低。區域湖泊水質較差，蘇州市2020年未達標省級及以上考核斷面均在湖泊[8]；揚州市高郵湖、邵伯湖水質為輕度污染[9]。
國家級、省級考核斷面水質情況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區域內城市水體水質情況，雖然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內國家級考核斷面水質整體較好，但區域內城市水體水質總體較差。2020年11月常州市主城區內20個監測點位水質結果顯示，25%的監測點位水質為Ⅲ類，20%為Ⅳ類，35%為Ⅴ類，20%為劣Ⅴ類[10]；南京市建成區內斷面水質達標率僅為30%左右[11]，城南河龍王廟斷面2019年達標率為75%，主要污染指標為氨氮和總磷，中下游河道出現Ⅴ類水質[12]，城南河支流污染較干流嚴重，存在劣Ⅴ類水質[13]；南通市海門區22個水功能區2020年水質達標率僅為72.7%[14]。
水資源方面，研究區內城市水資源量短缺，除湖州市外，其余9座城市2016—2020年人均水資源量平均值遠低于國際重度缺水警戒線（1 000 m3），均在國際極度缺水警戒線（500 m3）上下，城市水資源短缺程度嚴重且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高（圖3），其中南京、揚州和泰州2016—2020年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均值在100%以上，另外無錫、蘇州、南通均值在90%以上。因此，研究區存在明顯的水量型缺水問題。
水生態方面，總體上研究區水生態健康處于中等狀態，多樣性指數呈現輕到中度污染[16-21]。由于區域內水體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水生生物多樣性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部分河網湖蕩的水生生物多樣性大幅衰退，尤其太湖流域沉水植物大面積喪失，生態功能退化嚴重，各城市之間的表現略有差異（表1）。
飲用水安全方面，沿長江干流分布有30多個飲用水水源地，且湖泊水源地眾多。部分水源地水質不能完全達標，存在總磷污染問題，同時存在特征有機污染物、重金屬、危險化學品等潛在安全風險。長江干流97個飲用水水源地中，高風險水源地共有8個，均位于江蘇段，分布在無錫、揚州、鎮江和泰州4市，另外無錫市還存在1個潛在風險極高的水源地[22]；長江南京段飲用水水源地風險等級為中等，主要潛在風險是水質和污染風險[23]；滆湖飲用水水源地水質等級為不安全[24]。2020年常州市長蕩湖水源地達標率僅為16.7%，主要影響因素為總磷[25]；泰州市長江飲用水水源地底棲動物及魚類殘毒結果顯示為輕到中度污染[26]；湖州市水源地中典型微污染物有機氯農藥、有機磷農藥和鄰苯二甲酸酯類污染物檢出物質種類分別為17、2和15種[27]；嘉興市飲用水水源地磺胺類抗生素檢出率為60%~100%[28]；太湖水源地中東部和北部抗生素濃度較高[29]。
3. 研究區城市水生態環境問題解析
3.1 污染負荷總量大，生活源占比高
研究區城市工業源、城市生活源和城市面源3類污染源的COD、氨氮、總氮和總磷污染負荷排放量見表2。由表2可以看出，區域內的城市生活源是第一大污染源，其COD、氨氮、總氮和總磷排放量分別占區域排放總量的44.44%、72.42%、63.04%和63.80%。工業源和城市面源占比相當，其中工業源的4種污染物排放量占比分別為16.01%、17.09%、26.66%和16.42%，城市面源分別為39.56%、10.49%、10.30%和19.78%。值得注意的是，區域內COD排放量中城市生活源與城市面源占比差別并不大，從各城市4種污染物負荷來源及排放量占比（圖4）來看，常州、蘇州、嘉興、湖州、揚州、泰州、鎮江7市的城市面源為COD排放的第一大污染源，蘇州和嘉興2市的城市面源是總磷的第一污染排放來源，蘇州市工業源對總氮、氨氮貢獻率超過城市生活源。
3.2 城市污水收集與處理利用效能有待提升
研究區城市污水收集處理及再生利用情況如圖5所示。由圖5(a)、圖5(b)可以看出，區域內城市管網密度均大于我國城市管網密度平均值，大部分城市雨污合流制管網占比遠小于全國平均值，但湖州及南京2市高于全國平均值。城市建成區管網中合流制管網占比高將影響雨季污水處理效率，尤其是研究區內降水豐沛，雨季時大量雨水進入合流制管網與污水一同輸送至污水處理廠，一方面可能由于雨污混合水量超過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導致漫溢，另一方面由于雨水的摻入導致污水中污染物濃度低于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濃度，降低污水處理效率。上述2個方面均會增大進入城市受納水體的污染物量，進而直接影響到長江及太湖水質。無錫和南通2市建成區管網密度較高且雨污合流制管網占比較低，說明這2座城市管網建設情況較好。
雖然從數據上看，研究區城市管網建設水平與全國平均值相比并不差，但從絕對意義上來講，一方面我國整體管網密度與發達國家還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不能僅用管網密度去評判城市的污水收集能力。以湖州市為例，其管網密度在研究區內位于第3位，但浙江省公布的2019年全省城鎮污水處理工作第三方評估情況顯示，湖州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僅為59.15%。有研究對鎮江市主城區管網排水能力進行了評估[31]，結果表明老城區現有管網系統存在總體排水能力較弱、截留倍數低、10年及以上排水管道占比高等問題。另外研究區屬于平原河網地形，河道較密集，排水管道埋深普遍低于水面高程，極易導致污水漏失、外水侵入等問題。污水收集率與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緊密相關，在假設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與城市污水產生量相符的情況下，污水收集率低會直接導致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偏低，而雨水、地下水等入侵嚴重會導致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偏高。由圖5(c)可知，區域內城市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總體上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并不大，但無錫市運行負荷率較低，而嘉興（94.73%）、湖州（90.93%）2市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湖州市在污水收集率較低的情況下仍然有較高的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從再生水利用情況〔圖5（d）〕看，區域內除無錫、常州、蘇州3市再生水利用率高于全國平均值外，其余城市均低于全國平均值。
3.3 降雨引起的徑流污染及“網-廠”效應導致雨季水質差
研究區2019年月均降水量如圖6所示。由圖6可知，研究區5—9月處于汛期，降水量較大。結合圖2(b)可知，區域內斷面水質與降水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明顯，即降水量大的月份斷面水質明顯變差，這說明研究區水環境質量在雨季受面源污染嚴重。由圖4可知，研究區內城市面源污染對COD和總磷的貢獻較高。由此分析得到影響城市水體雨季水質變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方面。
（1）降雨引起的水量水質波動影響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
雨季污水處理廠進水水量大、污染物濃度低，如蘇州新區第二污水處理廠6—8月（雨季）日均進水量較大，導致進水水質基本指標均有所下降，如COD、生化需氧量、總氮、總磷濃度分別較最大值減少了57.77%、57.09%、39.29%和60.67%[32]。進水水質、水量的大幅波動對污水處理廠造成沖擊，導致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降低、出水水質不穩定，進而影響城市受納水體的水質。
（2）降雨進入管網引起合流制溢流污染和分流制初期雨水污染
我國城市合流制排水體系大多截留倍數低，甚至旱季已經形成滿管流，在降雨條件下極易形成溢流污染。溢流污水中不僅包含雨水還混雜著生活污水，水質較差。楊默遠等[33]的研究表明，合流制排水分區的雨水徑流污染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合流制雨水徑流外排過程中攜帶生活污水，且生活污水對合流制雨水徑流污染中總磷的貢獻率高達84.45%。分流制排水管網體系中初期雨水未經處理，水質差，如無錫市宜興新城區、老城區、環科園3類區域雨水管道的入流和出流水質均劣于地表水Ⅴ類水質標準[34]。
另外無論是合流制管網還是分流制管網，降雨過程中沉積在管道內部的污染物均會在短時間內被大量沖刷出來，進一步增加污染物濃度。金科[35]的研究顯示，蘇州市張家港合流制管道沉積物中含有大量的COD、懸浮顆粒物、總氮及總磷等物質，大暴雨期間降雨15 min時管道中4種污染物濃度就達到最大值，且此時管網已處于溢流狀態；南京市江北新區分流制管道沉積物中總磷溶出濃度遠高于地表水Ⅴ類水質濃度[36]。
（3）高濃度降雨徑流進入水體直接影響城市水環境
由于地面沉積物的大量存在，導致城市地表徑流水質一般較差。康愛紅等[37]的研究表明，揚州市地表徑流采樣中懸浮顆粒物濃度是典型生活污水的7倍，總氮、總磷和重金屬濃度均超標；毛旭輝[38]對蘇州市平江新城的模擬結果顯示，短歷時暴雨下排口出流污染峰值濃度遠超地表水Ⅴ類水質標準，徑流入河對排口附近斷面水質影響較大，可使其氨氮濃度升至2.0 mg/L以上。由于區域城市河網密布，無論是摻雜了生活污水、管道沉積物的溢流污染和初期雨水還是降雨直接形成的徑流，未經處理直接進入城市受納水體均嚴重影響其水環境質量。
研究區城鎮化率高、經濟發達，經濟發展帶來的城市建設使城市不透水面積增加，導致城市地表徑流污染嚴重。而不同下墊面和降雨（類型、強度、歷時、降雨量等）條件下，徑流污染的時空分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給城市面源污染治理與管理帶來較大難度。
3.4 工業源污染及潛在風險大
研究區內化工園區數量為長江沿線城市之首，“重化圍江”特點明顯。江蘇8市沿長江干流的化工園區共16個，沿江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數量占整個江蘇省的70%以上，沿江重工業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60%以上。區域內各城市工業源污染特征見表3。《江蘇省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工業源COD、氨氮、總氮、總磷4項污染指標排放量前3位的行業均包含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及紡織業，區域內工業源呈現出明顯的化工及紡織印染行業污染特點。2018年生態環境部通報的長江流域涉水排污超標企業行業分布中，除污水處理廠占比66%外，工業行業中占比最高的2類分別是印染行業（16%）和化工行業（10%），而印染和化工行業恰恰是研究區內的典型工業行業類型。可見，區域內工業源帶來的污染物及風險對長江干流水質影響較大。
研究區工業廢水排放量大，園區污水處理廠大多不考慮廢水水質而直接進行混合處理。工業廢水中難降解污染物種類多，通常可生化性極低，且工業特征污染物較難處理，由于缺少對有毒物質的有效管控手段，無法對來水水質進行精準快速識別，應對水量變化大、化學成分復雜、有毒有害物質濃度高的行業廢水時，綜合處理廠的處理效率很容易受到影響而導致出水水質不穩定。
由研究區工業源特點導致的特征有機化學品和重金屬環境風險較大。2018年，干流江蘇段化工園區實測評估檢出17種優控化學品；2019年，江蘇省5個化工園區中優先評估化學品和第一批優控化學品內80%的物質都有檢出。由于化工行業是高風險行業，以及新型化工產業的規模化發展，致使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趨于復雜化的本質難以改變，長江及研究區飲用水面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風險很難從根本上消除。傳統印染廢水治理重點關注COD、色度等，忽視印染行業生產過程中銻污染物的形態轉化，導致廢水及污水處理廠尾水銻濃度普遍超標，影響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安全。另外，長江流域航道運輸繁忙，油品、危險化學品運輸量大，江蘇段沿江8市30 個港區共有113家危險化學品碼頭、倉儲企業，270個危險化學品泊位[39]，存在航運事故造成危險化學品泄漏的潛在風險，威脅飲用水源水的安全。
3.5 城市化進程導致城市水體水生態系統受損
隨著研究區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各類污染負荷的增加一方面給水環境質量帶來較大壓力，營養鹽的大量輸入增加了區域富營養化的風險，影響湖泊及環湖河道的水生態狀況；另一方面各種人類活動干擾造成城市河湖水系結構的改變甚至阻隔，從而導致城市水體水生態功能受損，水生生物群落減少。
（1）水質污染
根據前文解析可知，生活源、工業源和面源等外源污染的輸入影響研究區內城市水體質量。另外，內源污染同樣存在，如嘉興南湖周圍航運發達，船體擾動引起周邊淤積嚴重的河網中底泥再懸浮，導致水體質量變差[20]。水環境質量是水生態的根本，水質污染導致生境質量變差，從而造成水生態惡化。
（2）湖泊富營養化
研究區湖泊富營養化風險大，2020年太湖總體水質處于Ⅳ類，為輕度富營養狀態；太湖蘇州水域湖體總磷、總氮平均濃度為0.065和1.18 mg/L，與2019年相比，分別上升1.6%和7.3%；太湖無錫水域湖體總磷、總氮平均濃度為0.082和1.24 mg/L，與2019年相比，分別上升4.7%和6.8%；2020年嘉興南湖中心斷面年均水質為Ⅴ類。2017—2020年太湖藍藻水華有所惡化，區域上從西部、北部逐漸擴展到湖心甚至東部和南部等，時間上主要集中在每年5—10月[40]。常州市竺山湖的水華發生次數、單次最大水華面積、累計暴發水華面積和藻密度均值均呈現上升趨勢。南京市5個主要湖泊中玄武湖、石臼湖、莫愁湖及揚州市各湖泊營養狀態均為輕度富營養。由于大型淺水湖泊的優勢風向具有明顯的年際變化，不同的風場會形成不同的湖泊流[41]，加上區域城市河網水體流向交錯復雜，部分河段水流方向不穩定，湖泊藍藻在風向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隨湖水倒流進入城市內河，導致城市環湖河流藍藻聚集，影響周圍城市水生態環境。
（3）河湖水系結構改變
城鎮化進程中對水域的侵占和水系的改造使得河網水系結構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研究表明，嘉興市河網密度、水面率和河網發育系數均呈現下降趨勢，河網水系形態結構呈現明顯的主干化趨勢[42]。蘇州市市轄區附近范圍內近年來快速城鎮化區域的河網密度在20世紀60年代—21世紀10年代衰減了16.23%，水面率在20世紀80年代—21世紀10年代減少了21.06%[43]。從幾十年前開始，大量的人類活動造成了一系列的江湖阻隔，切斷了湖泊與長江的天然聯系[44]。
由于研究區內水質污染、湖泊富營養化及社會經濟活動帶來的土地利用類型改變、水系結構改變、水系連通受阻等影響作用，使得城市水體水生態系統結構發生較大變化、部分水生態功能喪失及水生生物群落減少。水位變化是湖泊水生植物群落類型減少、群落結構簡單化的重要原因[45]。江湖連通受阻導致長江平原湖泊中魚類總數減少38.1%[46]，其中太湖魚類群落所包含的科、屬、種數分別減少52.38%、38.71%、44.34%，而無錫市內湖五里湖群落包含的科、屬、種數分別減少53.85%、36.59%、38.71%[47]。
4. 研究區城市水生態環境控制對策
研究區城市水環境質量、水資源、水生態及飲用水安全（“四水”）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在“四水”系統性的整體框架下，結合區域特征問題開展區域城市水生態環境的綜合整治，提出如下5個方面的控制對策措施。
4.1 水資源保護對策
對于區域城市水資源量短缺的問題，主要對策如下：1）堅持以水定城，量水發展，協調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定水資源優化配置方案，完善水量分配和用水調度制度。2）加強節水能力，提高居民節約用水觀念，推廣節水器具，減少生活用水量；加強工業再生水用于循環冷卻水使用，加大技術和設備改造，提高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降低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3）研究區再生水利用率較低，用水量大且降水較為豐沛，因此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規水資源的利用空間大，通過海綿城市建設采取適宜的雨水蓄積和收集設施，用于城市綠地澆灑、景觀補水或其他市政雜用水，擴大再生水應用范圍，加大諸如南京、鎮江等再生水利用率低和極度缺水城市的再生水利用力度。
4.2 城市生活源控制對策
研究區城市生活源為第一大污染源，因此對城市生活污水收集與處理效能進行提質增效非常有必要。主要控制對策如下：1）針對研究區諸如湖州等污水收集率低的城市，通過排查整治消除污水直排口，以城郊接合部、城中村、老舊城區為重點，全面排查管網覆蓋情況；檢測雨污水管網功能性和結構性狀況，查清混錯接和滲漏等問題，通過管網新建及改造逐步實現區域內城市管網的全覆蓋全收集。2）針對諸如嘉興、湖州等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高的城市，研究其污水處理廠運行負荷率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應對措施。3）對全區域污水處理廠進行提標改造，提升雨季污水處理效能，減少氮、磷營養鹽向受納水體的輸入，進而降低湖泊富營養化風險。
4.3 城市面源控制對策
針對區域汛期水質差，地表徑流污染嚴重，城市面源對于COD、總磷污染排放負荷貢獻較大的特點，主要控制對策如下：1）參照嘉興市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經驗，加強區域內海綿城市建設，增強建設工程設施運行的長效管理能力，控制削減降雨徑流污染；2）針對雨污分流制區域，加快建設初期雨水收集處理設施，減少初期雨水對河道的污染；3）對于合流制排水分區，增加溢流污染控制設施，控制溢流污染外排；4）定期開展排水管道沉積物清除工作，減輕管道沉積物對城市水體的污染貢獻。
4.4 工業污染及風險防控對策
針對區域工業園區數量多、工業廢水排放量大、以化工及紡織印染為重點整治行業的特點，解決研究區化工企業帶來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及累積風險的關鍵在于強化環境風險源頭管控和處理水平。主要控制對策如下：1）通過源頭治理消除諸如重金屬銻、特征有機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質，調整化工、紡織印染等產業布局，加快淘汰落后生產企業，同時完善達標排放的監管措施；2）針對研究區工業園區內廢水混合處理影響出水水質的情況，推進園區內廢水分類收集、分質處理；3）全面調查工業企業基本狀況，以排放重金屬、危險廢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生產使用重點環境管理危險化學品的污染源為重點，建立重點風險源清單，逐步開展重點風險源環境和健康風險評估，加強化學品生產、儲運過程的風險監管，提高從企業到水源地之間的監控預警能力。
4.5 水生態修復對策
針對區域富營養化風險大、水生態功能退化特點，堅持遵循控源截污—生境改善—生態恢復的治理策略，主要對策如下：1）積極推進諸如泰州等城市的水生態調查工作，明確各城市水體水生態現狀及水生態保護的方向和重點；2）從水質角度加強內源、外源的污染負荷削減，降低水體氮、磷營養鹽濃度，降低藍藻水華暴發風險；3）針對城市化對區域水生態的干擾，堅持以自然恢復為主，加強河湖緩沖帶及濕地建設，實施水系連通工程，增強河網水系連通性，優化水位調控，逐步恢復水生態功能及水生生物多樣性。
5. 結論
（1）從污染源負荷結構來看，長江干流江蘇段及環太湖區域第一大污染源為城市生活源，應加強生活污水收集與處理效能，提高管網及污水處理廠的建設、運行、監管水平。
（2）城市面源對COD的貢獻占比與城市生活源十分接近，部分城市甚至超過城市生活源。受雨季影響，區域汛期水質較差，城鎮地表徑流對城市河道水質影響嚴重，應加強合流制管網溢流削減，加快海綿城市建設。
（3）區域工業園區數量較多，工業源以化工、印染為主，應提高工業園區污水處理水平，關注特征有機污染物及銻污染物等風險源控制。
（4）區域人均水資源量極度緊缺，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再生水利用率低，應以水定城，量水發展，規劃制定水資源分配方案，提高區域用水效率，加大非常規水資源利用。
（5）針對區域水生態功能退化特點，應持續加強湖泊富營養化控制，增強水系連通和水位管控，恢復水生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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