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懲治破壞森林資源犯罪，最高法發布一批典型案例
【谷騰環保網訊】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解釋》共20條，對破壞森林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和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定，自8月15日起施行。與本《解釋》同步發布的，還有一批依法懲治破壞森林資源犯罪典型案例。
嚴密破壞森林資源犯罪刑事法網
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和重要資源，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生態屏障。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數據顯示，近五年來（2018年—2022年），全國法院共審結相關刑事案件64788件、生效判決人數82704人：其中，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刑事案件4171件、5521人；盜伐林木刑事案件8239件、11622人；濫伐林木刑事案件30711件、40104人。
近年來，涉森林資源保護的法律規范日趨完善。例如，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對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規定的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罪和第三百四十五條規定的非法收購盜伐、濫伐的林木罪作了修改完善。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對森林權屬、森林分類、林木采伐等方面的規定作出重要調整。
“考慮到森林資源由林木和林地共同構成，破壞森林資源犯罪，既包括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盜伐林木、濫伐林木等林木犯罪，也包括非法占用林地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介紹，為全面有效保護森林資源，便于司法實務辦案，《解釋》對既有多個涉林犯罪司法解釋加以整合，形成了統一的司法解釋，強化對森林資源的一體保護。
在此基礎上，《解釋》根據刑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對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全面、系統規定，將“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落到實處，嚴密破壞森林資源犯罪刑事法網，彰顯了嚴懲相關犯罪、全面保護森林資源的堅定立場。
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共6件，分別是：于某鵬等非法占用農用地案、徐某成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何某長等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案、陸某州等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案、旦知某旦盜伐林木案、彭某祥非法收購濫伐的林木案。記者注意到，在典型案例于某鵬等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中，被告人為牟取利益，非法占用并毀壞林地，總量超過300畝，嚴重毀壞林地原有植被和林地生態功能。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依法定罪處罰，并根據犯罪情節，對三名被告人判處實刑，彰顯了依法嚴懲非法占用林地犯罪，有效保護森林資源，筑牢綠色生態屏障的堅定立場。
明確從重處罰情形
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盜伐林木罪有三檔法定刑，最高可以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針對司法實踐反映的問題，《解釋》第三條明確盜伐林木的認定，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此基礎上，第四條根據立木蓄積、株數和價值，對盜伐林木罪的三檔量刑標準“數量較大”“數量巨大”“數量特別巨大”的認定作了規定。
記者了解到，《解釋》針對破壞森林資源犯罪的實踐情況，設置了五項從重處罰情形，即對所涉行為在法定刑幅度以內判處較重的刑罰。例如，非法采伐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林木的行為，較之非法采伐其他地方的林木，對森林資源的破壞程度更為嚴重，故設置為從重處罰情形之一。又如，經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后，繼續實施相關行為的，明顯屬于主觀惡性較大，故亦設置為從重處罰的情形。
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以“明知是盜伐、濫伐的林木”為前提要件。周加海介紹，為便于司法實踐操作，《解釋》第七條采取“概括+列舉”的方式，對該要件的認定規則作了明確：一方面，要求從涉案林木的銷售價格、來源以及行為人的職業要求、經歷經驗等方面，作出綜合判斷；另一方面，列舉了五項推定“明知是盜伐、濫伐的林木”的具體情形，如收購價格明顯過低、交易方式明顯不符合正常習慣等。在此基礎上，《解釋》根據林木的立木蓄積、株數和價值，對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作了規定。
“彭某祥非法收購濫伐的林木案”，是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之一。本案即是專門實施非法收購濫伐的林木，并通過固定渠道加工轉賣的情形，且呈規模化運作，不到一年時間內非法收購林木的立木蓄積就超過600立方米，對當地林業資源造成嚴重損害。受利益驅動，行為人被行政處罰后，仍然繼續非法收購，在當地普遍禁伐闊葉樹的情況下，成為持續誘發非法采伐的因素。人民法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對本案行為人依法定罪并在第二檔法定刑幅度內量刑，有力懲治、有效震懾鏈條化非法收購林木行為，對于鏟除非法采伐誘因，斬斷不法利益鏈條，具有重要意義。
促進森林生態有效修復
在本次發布的旦知某旦盜伐林木案中，被告人盜伐洮河保護區內云杉，立木蓄積超過17立方米，嚴重破壞保護區內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應當依法從重處罰。根據當地林業技術部門制定的專業修復方案，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補植苗木、恢復林地，通過“刑罰+修復”裁判模式實現附帶公益訴訟功能，彰顯了恢復性司法的理念。
周加海介紹，為推動對森林生態的有效保護，《解釋》專門將“積極通過補種樹木、恢復植被和林業生產條件等方式修復生態環境”明確為從寬處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引導行為人積極采取補救措施，從“森林資源破壞者”轉變為“森林生態修復者”。這既是落實從“治罪”到“治理”理念的具體舉措，也是寬嚴相濟、恢復性司法的當然要求，對促進森林生態有效修復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非法采伐、毀壞古樹的案件時有發生，甚至采用灌注毒藥的方式毀壞古樹，給古樹生長造成難以修復的損害，危害十分嚴重。本次發布的“何某長等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案”這一典型案例，就是跨湖南、江西兩省六市九區縣的多團伙、成批量毒害古樹系列犯罪案之一。在這起案件中，人民法院對該案三名被告人判處實刑，且均升檔量刑，彰顯了依法嚴懲危害古樹犯罪、加強古樹資源司法保護的堅定立場。
“不同保護級別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在珍稀、瀕危程度，以及生態、文化、科研價值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一律適用相同的定罪處罰標準，難以實現罪刑均衡，亦不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喻海松表示，基于此，《解釋》區分保護級別，分別設置定罪量刑標準。
例如，危害國家一級保護野生植物的入罪標準為一株或者立木蓄積一立方米以上，而危害國家二級保護野生植物的入罪標準則為二株或者立木蓄積二立方米以上，二者之間為兩倍的倍數關系。“可以說，設置差異化的定罪量刑標準，既是落實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也有利于推動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的科學管理和精準保護。”喻海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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