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激發產業園區低碳轉型動力？
【谷騰環保網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生產了大量依賴高能耗的低附加值產品，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也成為全球最大碳排國，節能降碳任務相當艱巨。產業園區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無論發展什么產業，政府都習慣把園區作為載體或政策“抓手”。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園區依然需要承擔關鍵角色。據說，這是因為有一項2015年的研究表明，1.5萬余個產業園區的碳排放量占全國總排放量的約31%。
中國已經建立起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體系，包括對產業園區的相關要求。例如，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要求提升產業園區循環化水平；國務院《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選擇100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園區開展碳達峰試點建設，在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對試點城市和園區給予支持，加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為全國提供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印發的《工業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也提到，打造綠色低碳工業園區，到2025年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碳達峰優秀典型經驗和案例。在此背景下，很多省市也紛紛打造綠色低碳園區。
低碳經濟概念由來和發達國家實踐
為什么要突出產業園區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作用？縱觀全球，看看別的國家是如何進行綠色低碳實踐的。
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概念的提出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K. Boulding）就提出“循環經濟”理念，認為只有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地球才能生存。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定義了“可持續發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D. Pearce）在1989年的著作《綠色經濟的藍圖》和1992年的文章中寫道：破壞環境和耗竭資源的活動代價應列入國家經濟平衡表，而實施“綠色經濟”政策，通過征收環境稅和可交易污染證等措施，可以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脫鉤。2003年，英國政府在《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了“低碳經濟”。聯合國環境署2008年在綠色經濟倡議中激勵政策制定者支持環境投資，后來，進一步提倡包容性綠色經濟，使綠色增長具備社會包容性，各國都有機會并負擔得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1年制定了綠色增長戰略，包括實用的政策框架，例如，把綠色增長政策和減貧目標相結合。
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實踐包括構建制度、發展綠色金融、開發低碳技術、推進技術應用等。低碳發展有立法保障，如英國《氣候變化法》、美國《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經濟法案》。減碳的辦法，包括應用可再生能源和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能耗而高增長的產業等。在利用法規、稅制等手段的同時，發揮公民、企業和社會團體的主動性。例如英國的學校從娃娃開始培養環保意識，政府鼓勵公民在住房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為墻體加保溫層等，并進行補貼。
與園區有關的是“生態工業園區”，其經典案例——卡倫堡工業共生體系是從1950年代以來自發形成的。在這個丹麥小城，幾家工廠的管道互相連接，實現了廢物和熱能的循環利用。美國、德國、加拿大、日本等國都規劃建設了生態工業園區，通過區內企業之間達到物質能量交換的閉路循環，從而實現降碳目標。在實踐中，生態工業園區的目標與園區內企業盈利目標很難統一，這是因為，企業通常在選址決策之后才考慮同周邊企業進行物質能源循環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園區需要對那些具有潛在的物質能量交換需求的經濟活動進行引導，以構建企業的共生關系。對于企業來說，這是基于共同愿景的自覺行動。
產業園區綠色低碳轉型路徑思考
與發達國家的生態工業園區不同，中國65個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大部分都是經開區和高新區。其中，天津經開區的綠色低碳理念萌芽于30年前，受到了摩托羅拉公司的危廢管理以及諾和諾德公司的生態工業園理念的影響。天津經開區管委會2009年開始研究低碳經濟，2010年成立天津泰達低碳經濟促進中心，這是國內第一個促進區域低碳發展的公共服務平臺。后來，天津經開區又創建了中日（國際）合作低碳發展示范區，啟動了歐盟濱海產業共生項目等。該區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全球環境基金會、世界自然基金會等機構緊密合作，2023年，攜區域企業加入世界經濟論壇“產業集群向凈零轉型倡議”。
在中國，很難籠統地講“產業園區綠色低碳轉型”，因為 “產業園區”是一個集合名詞，包括加工型的和創新型的，從村級到國家級，無論行業類別、范圍大小，還是發展階段都差異極大。在“土地財政”背景下，新建的循環經濟園區、生態園區或生態城、靜脈園區，綠色園區，甚至低碳園區、近零碳園區、碳中和園區、無廢園區等，很多都有房地產經濟的影子。有的新園區本身就是按低碳標準建設的。
如果將產業園區作為降碳任務的執行單元，則需要能源、建筑、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都做好碳減排的工作。常見的做法是，因地制宜采用光伏發電、發展“近零碳建筑”、使用新能源汽車和鼓勵低碳或零碳出行、倡導綠電消費等。但是，這對于承載耗能大的生產企業的園區來說任務艱巨。
例如，紡織服裝業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一成（聯合國環境署數據），而中國的紡織纖維加工總量占全球的50%以上，碳排放量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紡織服裝產業需要向綠色低碳轉型。但這不只是園區的問題，它涉及紡織服裝企業以及廣大消費者，包括使用紡織品的企業、家庭和個人。
牛仔服產業被認為是高碳的產業之一，減碳壓力很大，出現了代替牛仔傳統水洗工藝的纖維素酶、用于牛仔布料表面燃料的高能量激光束等大量新技術。中國有多個牛仔服生產地，其中廣州市新塘鎮曾經占全國牛仔褲產量的1/3，其生產擴散到中山市大涌鎮、佛山市均安鎮、開平市三埠鎮，又轉移到湖南常寧市、廣西玉林市福綿區等。在牛仔布和成衣的生產中，必須減少水的消耗，減少有毒化學物質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常寧市的湘南紡織產業基地引入中信環境技術公司，建成了環保設施園區，使污水處理廠與洗水、印染等設施形成閉環，90%的廢水經處理后可循環使用。
激發企業低碳轉型動力
按理說，園區中的企業有社會責任進行節能降碳，然而，對于那些經營資金有限的小企業還不能一刀切。國家的節能降排是系統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022年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印發的《工業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提到了對重點領域、重點行業的實施方案及相關支撐保障方案，對很多耗能較高的行業、產品和設備等制定了深入推進節能降碳的具體辦法。該方案還提到，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激發市場主體低碳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以及支持汽車、機械、電子、紡織、通信等行業龍頭企業，在供應鏈整合、創新低碳管理等關鍵領域發揮引領作用；實施中小企業綠色發展促進工程，開展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服務，在低碳產品開發、低碳技術創新等領域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打造普惠集成的低碳環保服務平臺，增強企業的綠色制造能力。
歐美國家提出的ESG，即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綠色金融的關鍵指標。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踐行了ESG理念。中國的監管機構、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也越來越多地關注了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一些上市公司編制了高質量的ESG報告，完善管治架構，強化風控能力，提升應對挑戰的韌性，并挖掘低碳發展的機遇。這些上市公司，應該是中國參與“奔向零碳”行動的主力。“奔向零碳”行動是由聯合國支持的，于2020年“世界環境日”啟動，旨在匯聚非政府參與方的行動和呼吁，激勵各國政府設立更加高遠的氣候行動“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國內綠色低碳轉型的幾點觀察
我跟蹤觀察過國內不少工業城鎮在綠色低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例如，30年前，我在“中國五金之鄉”浙江諸暨店口鎮看到“低小散”企業將廢氣和污水亂排的烏煙瘴氣景象，后來，該鎮在工業園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的基礎上，建設了友地· 金屬加工生態產業園，量身定制廠房，安裝了收集處理廢氣、煙塵和污水的設備，搭建了生產經營管理服務平臺。浙江省長興縣也使我印象深刻。2005年，我參加了長興縣鉛酸蓄電池行業的整治工作。據報道，2005年至今，長興縣政府有步驟有重點地抓制造業的綠色低碳轉型：2011年抓粉體行業整治，2014年開始抓耐火材料整治，2017年抓水泥行業布局調整，2018年抓紡織印染行業轉型，2021年抓模壓復合材料井蓋行業整治，持之以恒。
另外，從資料上看，中國能源綠色轉型也在加快。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上半年，中國清潔電力投資同比增長40.5%。有很多個別案例說明這一點。浙江省嘉興港將化工園區產生的大量副產氫轉為氫能，一批化工企業開展了氫氣綜合利用，一批氫能裝備制造企業在此集聚。氫能在港區內已應用于公交車、物流車、叉車、重卡、發電等。福建省福清市和平潭縣發展海上風電，并將采用海上風電電解水制氫，實現零碳能源供給。另外，中國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也在加快。據中國廢鋼鐵應用協會的數據，2020年全國廢鋼鐵總計減少碳排放3.72億噸；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的數據，2022年中國再生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近1億噸。
中國已對世界做出了“雙碳”承諾，政府各部門也制定了很詳細的行動方案，關鍵在于如何行動。提及“產業園區綠色低碳轉型”，需要結合園區的產業特點，開展生態化改造，通過相關企業合作和產學研合作，推進降碳減排技術的攻關，并生產用于降排的新產品，發展相關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技術研發、中介、法律、金融等，重塑生產網絡的價值鏈和商業模式。對于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園區來說，要執行強制性節能國家標準，并在用戶節能需求的壓力下激發企業的低碳轉型的動力，使其自覺履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
作者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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