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水務企業被指以商業化水資源牟利
虧損是外因造成、還是內部管理不善，甚至能否細分？是百姓全部買單，還是政府行政補貼，還是各分擔一部分？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水務市場，是推高水價的因素？水務安全該誰負責？政府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水價，成為房價之后又一個涉及民生的焦點。
7月23日的一場暴雨，導致赤峰新城自來水取水井雨水和污水倒灌，從而造成水源污染，最終釀成4000多人患病的公共衛生事件。
雖然取水井未設密封保護裝置、雨水污水倒灌是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但公眾更愿意“相信”現實：在水源遭污染后72小時內的公司瞞報、政府部門反應遲鈍，以及至今未能就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
也是通過此次事件，赤峰市民第一次知道飲用多年的自來水為民營公司提供。一時間，關于自來水該國有還是民營或是外資的爭論又“激進”了起來。
事實上，眼下各地蜂擁而起上調水價，中國老百姓正在把這筆賬算在外資水務搶占市場上。
為何漲價
切莫打著環境保護的旗號，商品化水資源以換得企業的贏利
6月20日，上海居民生活用水價格由原來的1.03元/立方米，上調至1.33元，排水價格由0.90元/立方米，上調至1.08元，即綜合水價由1.84元，增長至2.30元。且從2010年11月20日起，綜合水價將上調至2.80元。
今年以來，天津、上海、南京、廣州、蘭州和銀川等城市相繼調整了水價，沈陽、西寧等城市業已召開聽證會，亦準備調整水價。
從各地相關部門的表態來看，調價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解決污水處理費偏低的問題，有的是為了減少供水企業生產經營虧損，有的則是為籌集南水北調等水利工程建設資金。
近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積極推進水價改革》肯定了各地的行為，認為“這些措施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有利于促進資源的節約使用和環境保護。”但同時指出，“當前我國城市供水價格、污水處理費、水資源費等仍然存在征收標準偏低、征收范圍偏窄等問題，不利于促進資源的節約使用。”
上海社科院咨詢中心主任鄭琦是《上海市水價調整方案評估報告》的第一完成人，該課題是上海市2004-2010年全面提高供水水質行動計劃評估報告的子課題。
鄭琦因此是最有發言權的政府決策咨詢專家，她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定水價有兩個最根本的標準，一是必須讓所有老百姓都能消費得起；二是能否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在鄭琦看來，上海“分兩步走”的策略無疑是明智的。“今年6月份的一次調價，直至完成2010年的目標，漸進式的調價，既照顧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符合上海的市情。”
鄭琦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分析了水價的構成：“一是源水價格，約占價格的20%；二是運營成本，約占價格的70%；三是稅費，約占10%。”而水價上調，恰恰“調”的是向來可以模糊處理的運營成本這塊。
運營成本的構成也是清晰的。主要分為四塊：一是凈水成本；二是收費成本，包括城市供水管網建設等；三是管理成本；四是收益成本。
據水務行業內人士介紹，現在相比以往，水務企業增加的很大一筆開支來源于凈水，“中國對水質的要求從原先的35項，一下子提高到106項，為了每一項的達標，水企要不停地更新、補充藥劑，升級設備。”
另外，在中國，供水管網建設有國家財政投資的，還有開發商投資的，也有供水企業投資的，雖然國家投資的比例比較高，但一些水企為了滿足服務區域內的需求，還得不斷把錢投在管網建設上，其投資往往是幾個億。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提出，“政府必須向公眾說明漲價的原因，如果是為了促進社會節約用水、提高公眾對水資源稀缺性的認識，那么漲價的那部分收益就應該用于環境保護、水源地保護；如果是為了彌補企業虧損，那收益就該明明白白歸企業所有。”
專家表示，切莫打著環境保護的旗號，商品化水資源以換得企業的贏利。
公共品還是商品？
水首先關乎基本人權，其次就是一個經濟學概念
鄭琦認為，“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它首先是關乎生命財產安全的戰略物資，但是，區域經濟下水不是壟斷的，因此水權交易下的水也是商品。”
顧駿亦認為，“水首先關乎基本人權，其次就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因此，有產出必定追求利潤。”
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一直以來都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支持者，他認為政府本就不該包辦，更不需要充當任何角色，水價本應市場化。
事實上，這個爭論是國際話題。2000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為期4天的“世界水論壇”上，5700多名與會者對水究竟應被視為“需求”還是“權利”進行辯論，在部長級會議最后簽署的公報中，水被定義為“需求”。
在世界論壇上發生的這一幕事實上等于宣稱，水再也不是公共資源了。既然水被定義為“需求”，那么按照市場經濟的供需關系，一個人能否得到水將只能取決于他是否有足夠的支付能力。
一定程度上市場化是必要的，因為市場化相對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低效率、官僚化而言確實有其“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但市場化又決不是政府完全撂下提供公共服務的擔子，市場化也不是政府出賣這些公共資源以獲取利益的借口。
鄭琦認為，“我們出讓的只是經營權，政府依舊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北大法學院水務問題專家王錫鋅把這種責任聚焦到“監管”。“保護公益性的只能是政府，保護公共利益的也只能是政府。”
一直以來，政府從建設、投資到經營一條龍包辦，因此，政府既是投資者、經營者、又是一個建設主體，也因此，國有企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管網建設跟不上等問題逐漸暴露。改制后，政府從建設主體回歸到責任主體，這里有一個角色轉換。
從國際情況來看，市政公用事業全部私營化、市場化也是平分秋色，比較典型的有英國模式、法國模式和荷蘭模式。比如，英國是私有化的杰出代表，采用的是公用環境設施完全民營化管理模式；法國城市水業模式是在保留產權的公有性質前提下，通過委托經營合同引入私營公司參與水務設施的建設和經營；同時，法國實行了以流域管理為基礎，公眾參與監督的“國家—流域—地方”的水資源監管體制，我國現在的“特許經營”改革多參照法國模式。
而荷蘭供水行業采取的是公用事業股份公司模式，既通過設施產權的擁有確保了公共供水的國家提供，也通過商業發展的應用有效地提高了運營績效和服務水平。這些模式還在美國、智利、德國、荷蘭、菲律賓等國廣泛使用。
洋水務是提價推手？
外資企業在我國水務行業的市場地位離壟斷甚遠，因此不可能對我國的供水安全造成威脅
2001年12月，國家建設部發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提出建立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開放市政公用事業投資、建設、運營、作業等市場。
鄭琦透露了當時的大環境：市政企業大多贏利狀況不佳，需要政府巨額補貼。“但不是一般地開放給外資，而是有條件地引進。”
鄭琦多次強調說：“中國政府對此態度一直是謹慎的，放松警惕的直接后果是讓外資控制城市命脈。”因此，引進外資的初衷是：引進生產優質水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及控制水價成本的能力。
中國政府的態度在之后的洋水務陸續粉墨登場后清晰可見：歡迎高于實際資本市場的融資，但決不讓其成為暴利行業。
這也制造了如今洋水務在聽聞中國老百姓把漲價的賬算在自己頭上后的“冤枉氣”。因為在這一輪水價上漲中，有一種輿論認為，是外資水務企業在要挾政府漲價。
在過去的近10年內，全球水務巨頭法國威立雅水務公司、蘇伊士集團，英國安格利水務公司、百泰國際集團等著名水務公司進入中國水務市場，先后拿下了天津、上海、北京、成都等遍及全國各大地區主要城市的重大水務項目。
其中，法國蘇伊士集團北從昌圖，南到三亞，東起上海，西達重慶，在全國范圍內擁有22家合資企業，供水人口達到了1400萬。而具有153年水務領域專業經營歷史的法國威立雅公司也不甘示弱，迄今為止已拿下天津、上海、北京、成都、昆明、蘭州等近19個城市的21個合資項目，供水人口達到了3000萬。
2007年，法國威立雅以高出轉讓價3.48倍的17億元，拿到蘭州供水集團45%的股權和30年的經營權。更早些，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轉讓價為7.6億元，威立雅卻豪擲20億元拿到50年特許經營權。
正是這些“證據”，讓中國百姓有理由相信：洋水務高額投入的目的不外乎巨額的利潤。
但一位熟悉洋水務的圈中人卻為記者道出其中的無奈：“中國的招投標雖說是公開的，但并不一定出價稍高一點就能中標。而外國人愿意出這個價，肯定有他的長遠考慮，他們往往通過多方評估，確信未來這個市場通過他的運行，他肯定是能賺回這個錢。”也就是說，外國人肯定不會盲目投資。
那在雙方簽訂的合同中，外方能不能提出漲價申請呢？
確實是可以的。就是在重大成本出現變化的時候，比如說電價或者是人工費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其有權提出。
但這位圈中人表示：“漲價與內資外資沒有直接關系，無論國有還是獨資，調價的程序還是按照我們國家的供水條例，國家相關的政策、程序都擺在那里。再說了，外資控股最多也就50%，大事情還得董事會決定，而中方握有控股權，外資哪來的話語權？”
因此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洋水務的進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起到打破壟斷、促進競爭的正面作用。
而從國際上看，為保證水承包商能獲得利潤，提高供水服務的收費標準常是不可避免的。
以法國為例，供水服務民營化后，水費上漲了150%。據設在法國的“國際公共服務”組織指出，供水民營化后的英國，1989-1995年水費上漲106%，私營水業公司的利潤在此期間增加了692%。完全由私營水商承包的或“公私合作”的水費標準一般都高于政府經營的水費標準。
但在中國，外資企業在我國水務行業的市場地位離壟斷甚遠，因此不可能對我國的供水安全造成影響。
現實數據是，在華主要外資企業目前所有簽約項目的供水總能力不到全國供水總能力的10%，排名第一的威立雅水務實際市場占有率不到3%。
水務安全誰負責
水務安全到底是一個管理的概念，所以只能由政府投資，政府買單，政府負責
赤峰事件讓人回想起今年上半年鹽城水危機事件，一家化工廠向河中傾倒酚類化合物，導致鹽城市逾20萬人連續3天被切斷清潔水供應。
更早些，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類污染物進入松花江水體，引發重大水環境污染事件。那次事件導致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辭職。
水務方面一旦發生大事件，往往影響大、后果嚴重，甚至往往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但如果把責任僅僅歸咎于水廠改制，則有失偏頗。
時代周報記者在調查鹽城水危機過程中，事發的城西水廠工作人員就說：“公司中外合資之后，其實變化不大，外方僅派來總經理、技術總監、財務副總監這三個人，員工薪水、水廠運轉等方面一切如舊。還是鹽城市政府說了算，外資方只負責人事管理權。”
一位熟悉中國水務行業的人士坦言“目前的管理體制確實有些亂”：管水這一塊，從上面來說應該歸國家建設部，到地方上就徹底亂了，有建設部門管的，也有水務局管的。
清華大學水業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表示：“先理順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加強對運營者的監管，包括信息公開、建立成本的比較體系等等，讓合理的成本進入價格。此外，政府要盡更多的責任，在公共服務上多盡一些責任，之前，政府公共財政對水企業列支的比重少，今后可以適當增加。”
但水務行業圈內人士卻更看重政府在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中間人”作用。一位水企職員認為，“目前很多城市尚缺一個類似于投訴中心的機構，而這只能由政府來做，如今你買了假冒偽劣產品你知道去3·15、去工商部門反映、投訴，而供水這種產品就沒有這么一個部門。”
而民意的反應是：既然現在供水公開商品化了，那我花了錢就應該享受相應的服務，產品的質量必須得保證，出了事就得有個明確說法和賠償。
如何在政府、企業、公眾之間建立一個平衡機制，促進水務鏈的良性循環，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現實是，多數地方政府在欣然接受外資高溢價進行水務改革的行為中，政府的獲利并沒有用在管網等水務改造上，而是繼續投在能促進當地稅收和就業等“GDP”行業。
威立雅
天津、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珠海、烏魯木齊、青島、邯鄲、寶雞、遵義、呼和浩特、常州、蘭州、海口、揚州等遍及全國各大地區主要城市的25個水務項目，經營期限一律在20年到30年之間(有的還可以協商延續)，所占股權份額均接近或等于50%。
蘇伊士集團
在上海、重慶、青島。沈陽、紹興、泰興等14個城市建立起18家合作公司。(其中，蘇伊士集團投資組建的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蘇伊士占60%的股份，突破了我國對外資進入水務組建合資公司不得超過50%的限制)。
泰晤士水務公司
取得上海一個投資6800萬美元的水處理“BOT”(建設、經營、轉讓)合同。
2000年6月，包括OveAup、安格利水務公司、百泰國際集團、麥克唐納水與環境等著名公司組成的陣容龐大的英國水務行業代表團也開始出現在廣州、哈爾濱、合肥、昆明4大城市。
新加坡聯合工程
目前在中國有40多個合作項目，其中包括西安。昆明等城市，并且拿下了沈陽市渾南新區的廢水處理特大項目。
斯恩威的聯號公司中國水務控股
在中國爭取到12項廢水處理項目，合同地區遍布陜西、山東、浙江、河北和江蘇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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