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需要綠色創新
摘要: 中國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制約，實際上是包括資源供給、環境容量、生態服務在內的自然資本的制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傳統的科技創新很大程度上是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的。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條件，首先是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生態導向的經濟創新，其次是倡導綠色生活促進生態導向的社會創新
時下，人們經常在談論創新、談論生態，但是很少從兩者整合起來的角度討論問題。其實，無論是21世紀的世情還是中國的國情都決定了，中國發展最為需要的應該是綠色創新或生態導向的創新。特別是在“生態文明”已經寫入中國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之后，我們更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讓創新服務于生態中國建設的問題。
強調中國的發展需要生態創新或綠色創新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理由。從理論上看，生態與創新的關系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即非生態導向的非創新、生態導向的非創新、非生態導向的創新、生態導向的創新。長期以來，我國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依賴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并且生產要素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賴于自然資本的，因此它既不是創新的（創新的本意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不是生態的；另一方面，當前許多有關生態與創新問題的看法和呼吁，或者是在脫離生態談創新，或者是在脫離創新談生態，因此是將兩者割裂的。
從實踐上看，中國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制約，實際上是包括資源供給、環境容量、生態服務在內的自然資本的制約。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對資源、環境和生態有著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國和當今世界的自然承載力已經面臨著重要的極限，因此真正需要的創新是生態可持續的創新。2002-2004年間我在參加國家中長期科技戰略咨詢研究的時候，曾經運用過著名的環境影響公式I=PAT（其中，I表示環境影響，P表示人口，A表示消費，T表示技術）計算過中國未來可能有的環境壓力以及由此提出的挑戰，發現：如果以2000年為基數，在發展模式包括技術方向沒有重大創新的情況下，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將是2000年的1.1倍，經濟增長將是2000年的4倍，屆時的環境影響將是2000年的4.4倍。顯然這將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們在討論創新問題的時候需要有所注意，需要認識到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是對中國有意義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傳統的科技創新很大程度上是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的，而中國最需要的創新應該充分利用勞動力、充分節約資源和環境的創新。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發表文章說：“最環保的國家往往是最創新的國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更是有針對性地說到:“中國的投資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對創新的投入，要著眼于資源節約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國家一樣的勞動力節約方向。這正是一系列增長方式轉變的一部分，也可以稱之為新的增長模式。” 這里，我想進一步強調，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條件是：我們的創新要聚焦到生態可持續的經濟創新、社會創新和體制創新或政治創新上來。
首先，要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生態導向的經濟創新。雖然仍然有許多人把循環經濟看作是單純的環保活動，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一開始就強調，循環經濟在中國是作為一種生態導向的經濟創新提出來的。由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受到嚴重的自然資本制約，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一是要替代以資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為特點的線型經濟方式，實現“從搖籃到搖籃”的經濟變革；二是要替代單純地在經濟過程的端點進行治理的資源環境管理模式，實現全過程的資源節約和環境預防。與傳統的經濟增長用單純的價值指標如GDP衡量績效，傳統的環境保護用單純的物理指標衡量績效相比，循環經濟的績效判斷需要考慮作為投入的自然消耗和作為產出的發展效果的比值（即EI=Output/Input）。因此，生態導向的經濟創新需要發展和傳播資源生產率例如單位土地、單位能源、單位水消耗以及單位污染排放和廢棄物的經濟產出等觀念，來推動經濟過程的綠色轉型。
其次，要倡導綠色生活促進生態導向的社會創新。與循環經濟的經濟創新相對應，中國還需要在生活方式方面進行生態導向的社會創新。眾所周知，現代化以來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以追求舒適但是犧牲生態為特點的。針對這種狀況，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簡單生活運動”。然而這一社會運動，雖然強調了生活方式的生態化，但卻有忽視提高人民生活舒適性的傾向。例如，即使在處理日常購物活動中的一次性塑料袋問題上也面臨著這樣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大量使用塑料袋，對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存在著潛在的威脅；另一方面，簡單地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沒有合適的替代方式，又會導致犧牲現代生活舒適性的可能。因此，中國發展如何能夠建立一種既舒適又環保的生活方式，是另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創新課題。創新的實質是如何在不增大環境負荷的條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而不是簡單地回到原初的生活狀態中去。
最后但卻是最重要的，要建設低消耗的政府促進生態導向的體制創新。實現以上兩個方面的生態創新，依賴于中國政治意識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綠色轉型，這是中國生態創新的能力型命題。這樣的創新顯然需要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中國的政治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體制，以便推進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的創新；另一個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和管理體制本身能否納入生態導向的管理范疇，從而為企業家的經濟創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創新提供示范和榜樣。例如，要在中國建設成為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性社會，政府本身的工作就不應該是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的。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周圍，僅僅從我們的某些地方政府喜歡興建大規模的政府大樓、搞所謂大手筆、大尺度的標志性工程等，就可以感到政府的生態轉型在自身工作和示范上還存在著很大反差。因此，很需要研究出一些操作化的措施來影響、監督和評價政府方面的生態創新。例如，我們可以用每單位物質消耗下政府管理所獲得的人民滿意程度來衡量政府的管理績效，從而促進政府的管理模式與自然消耗脫鉤。
（作者為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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