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近40%河水嚴重污染 水污染事故每年超1700起
2009年6月18日,安徽省某化工園區,修了一條地下管道,污水每天從這里排放長江,污水有時是黑色的,有時是深紅色的,不同化工廠排放的污水顏色不同。
審計署日前發布審計調查結果稱,歷經6年時間,投入資金910億元,但我國“三河三湖”整體水質依然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質仍為Ⅴ類或劣Ⅴ類。據報道,2008年全國因包括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000多億元,約占當年GDP的4%。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更有甚者,環境治理的資金變成了“唐僧肉”,5.15億元的水污染防治資金被挪作他用、虛報多領。
《經濟參考報》稱,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
瀟湘晨報綜合新華社、《經濟參考報》、《人民日報》報道
[污染現狀]
淮河的魚類幾乎絕跡
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打開中國水系的平面地圖,幾乎處于危機邊緣的水污染生態已經裸露無遺。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這種浪漫情懷,如今越來越成為歷史的記憶和慨嘆。據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近14萬公里河流進行的水質評價,近40%的河水受到了嚴重污染;全國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占41%。而環保總局發布的另一項重要調查顯示,在被統計的我國131條流經城市的河流中,嚴重污染的有36條,重度污染的有21條,中度污染的有38條。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實在不斷加重。黃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質為V類,基本喪失水體功能。與黃河一樣,撲向長江的污染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長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過Ⅲ類水的斷面已達38%,比8年前上升了20.5%。無獨有偶,盡管淮河是中國投入最多、開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條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10年前,淮河還生長著60多種魚類資源,可如今這些魚類幾乎絕跡。
[思路失當]
邊治理邊污染,再投910億元也沒用
隨著長三角區域經濟的繁榮,太湖水質卻“連降三級”:從上世紀80年代的Ⅱ類水為主下降至Ⅴ類、劣Ⅴ類。當遍布太湖周邊的上萬家紡織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業,在為地方GDP增長作貢獻時,污染物也在急劇積累。
與太湖的命運一樣,巢湖、滇池也在當地政府和居民圍網養魚、圍湖造田、建廠興業的大發展之后,湖面萎縮,水質惡化。
近千億元巨額投資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坦言,我國光注重水域治理,沒有進行系統的流域管理,實現“水陸聯動”,就難以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
“治污體制和技術路線不改變,再投入910億元也很難奏效,還是會邊治理邊污染。”王浩院士說。
有關專家認為,傳統治理思路主要盯著湖泊水質做文章,水質又主要是COD、總磷、總氮3個指標,其實這只是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的“冰山一角”。首先要從規范流域內的人類活動著手,調整流域產業結構,從源頭上控制整個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環境承載力的范圍內。
[環保投入]
成了“唐僧肉”,水分有40%
記者在世界湖泊大會上采訪時,不少專家學者認為,環保投入成了“唐僧肉”,每個人都想從中挖一塊,導致擠占挪用現象突出。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說,以前我們一直強調環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間,國家的環保投入不斷增長,“十二五”期間預計還會加倍增長。“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環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說,“擠一擠水的話,我覺得可以擠掉40%以上。”
“‘面子工程’造價很高,一些地方污水處理廠的樓建得很大很氣派,浪費的錢甚至可以再建一個污水處理廠。”清華大學環境管理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常杪說。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環保項目資金使用不透明,對排污企業的環境執法不到位,導致環保投入“無底洞”深不可測。
更有甚者,環境治理的資金變成了“唐僧肉”。審計署最近調查發現,5.15億元的水污染防治資金被挪作他用、虛報多領,36億多元的污水處理費及排污費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項目資產閑置的問題金額超過8億元,有206座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能力達不到設計要求。
[體制之癢]
“九龍治水”治不住一個湖泊
水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著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審視,我們就不難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體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龍治水,九龍戲水”是專家們對中國水資源管理模式極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門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城建、地礦等。這種“九龍治水”的機制表面上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但事實上并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觀上強化了職能部門的局部利益和單一目標,進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
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制,而恰恰這一點也許是值得我們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對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而在實用主義和生態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當然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結果是,那些本應徹底關閉的小化工、小造紙、小皮革企業死而復生,陰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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