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的背后：博弈阿蘇衛
1.83萬噸，是北京市一天產生的垃圾量，需要366輛載重50噸的卡車才能從城市的各個轉站運走，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側面。
今天，垃圾危機已經成了城市管理者們的緊迫難題，圍繞垃圾焚燒這一具有明顯負外部性的公共事務，如何對待各種利益相關方和各種不同乃至針鋒相對的觀點，如何通過協商實現共識性的公共決策，這對于正處于向服務性轉型的政府和仍顯脆弱的中國公民社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3月13日上午10點，黃小山站在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場——昌平區小湯山鎮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高墻外的農田里，正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采訪。不遠處幾十米高的垃圾山上，推土機和挖掘機正在緊張作業，把垃圾車轉運來的垃圾填埋處理。
雖然還是春寒料峭時節，如果在下風向，惡臭已然能陣陣從垃圾山那邊飄過來，少有人能夠忍受——當然，也很少有人靠近這里。倒是成群的烏鴉歡快的在山上覓食，不時飛起又落下，黑壓壓的一大片。這里似乎讓人感覺養活了北京所有的烏鴉，喜歡垃圾腐殖質的黑色鳥類呱噪著，天天像開Party。
按照最初的設計能力，幾年后，阿蘇衛垃圾場將滿負荷。作為北京市規劃的一部分，這里未來將建設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以緩解越來越緊張的垃圾消納壓力。而自去年6月以來，隨著該項目被逐漸公開，由于恐懼焚燒垃圾排放二惡英等有毒氣體，附近社區居民們的抵制日見強烈，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被推到了全國性的反垃圾焚燒運動的風頭浪尖。
民意的壓力讓政府左右為難，原定于2009年年底開工的項目拖延至今。為了緩解當地社區居民不滿，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今年2月22日，主管北京市垃圾處理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組織考察團赴日本和澳門參觀學習，此次“垃圾之旅”中，黃小山是唯一被邀請的市民代表，這位年輕的律師住在離阿蘇衛垃圾填埋場不遠的一個叫納帕溪谷的別墅區。納帕溪谷是小湯山附近眾多的高檔住宅區之一。
在網絡空間，網名“驢屎蛋兒”比它的主人黃小山要有名氣得多，作為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主要反對者，不論是政府還是市民們，都對律師黃小山充滿了期待。
3月13日這一天，很多人都在電視機前等待黃小山的出場，這是央視新聞頻道的“兩會特別報道”。此前，阿蘇衛附近的反建者們和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的官員們都已經知道黃小山將接受采訪。其實，考察回京后，黃小山每天都要回答全國各地媒體的采訪，儼然成了政府的新聞發言人，而牽頭組織考察的北京市政管委卻幾乎處于緘默狀態。
“考察回來，我依然堅決反對北京或者國內現階段利用垃圾焚燒的方式來處理垃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黃小山語出驚人，“通過對日本和澳門的考察，以及經過我們對國際上垃圾處理的研究，我們認為垃圾焚燒要具備若干前提，這些前提不具備的情況下，簡單地用垃圾焚燒的方式進行處理，會是一場大災難。”
外界也清楚，黃小山所說的“前提”是指垃圾分類和垃圾的前端資源化等，反建人士們認為，這些“前提”在目前的中國并不具備。
顯然，北京市市政管委此次希望通過邀請社區反對派代表到國外實地考察、以理服人的創新努力沒有獲得他們想要的結果，黃小山沒有說出主管部門希望聽到的話，尤其是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放出這樣的言論，據稱連此前與黃小山一直溝通良好的市政管委官員“都不愿意接他打來的電話”。
但律師卻獲得了眾多反建者們的贊揚，最初擔心黃小山會被“收買”的鄰居們也一掃擔心。當天，黃小山收到了無數條短信和電話，稱贊他代表了民意。
“不論如何，我都不希望看到一種零和游戲的結果，而且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單純技術之爭了。”盡管面對中央電視臺的鏡頭直接表達了反對態度，但黃小山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還是首先贊揚了政府，“此次考察能看出政府有尊重民意的誠意，雖然目前還難以通過個案推動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在公平透明和公共參與上有實質進步，但我們畢竟充滿期待。”
不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他們眼中，目前阿蘇衛項目都具備著標志性意義，各方都在期待事態的發展。而對于更多人來說，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帶有明顯負外部性效應的公共事務，究竟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獲得解決。
誰都不希望自家門口建一個垃圾處理廠，即使專家們論證這種處理不會產生污染。但另外一個現實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城市生活垃圾逐年增多。 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產量已經高達669萬噸，相當于阿蘇衛垃圾填埋場最初十幾年的處理總量。隨著北京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提升，垃圾增長的速度也肯定會越來越快，
在剛剛閉幕的“兩會”期間，是否在中國推廣垃圾焚燒方式解決“垃圾圍城”困境也成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廣泛爭論的熱點。過去幾年里，發生在全國多個地方的群體抵制事件，把垃圾焚燒凸顯為重大公共事件，甚至被媒體貼上了“民主意識覺醒”的標簽。
經濟學上有一個公地效應的概念，還有一個“鄰避主義”的說法。大家都想著把自家的東西堆在公共樓道上，把自家的羊趕到公共草地上放牧，這是因為無論公共樓道還是公共綠地都是好東西；而廁所、垃圾場則正好相反，大家都需要，但誰也不愿意這些“壞東西”建在自家后院。如何在實現大部分人利益的同時保護少數人的權利，這樣的難題不僅擺在政府面前，也是對我們這個雛形中的公民社會處理公共事務能力的切實考驗。
垃圾山旁的村莊
快到中午的時候，天氣還灰蒙蒙的，整個村子像籠罩在一張大網里。站在村口的趙慶(化名)感覺胸口發悶、呼吸緊促，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氣。一輛裝滿垃圾的運輸車飛馳而過，揚起一股塵土。他捂住鼻子，一陣陣咳嗽，這個50多歲的村民皺緊眉頭，厭惡地望著遠去的垃圾車。
他身后的村莊就叫阿蘇衛村，隸屬于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這是個有著2000左右人口的北方村莊，曾經是元朝衛戍京畿的軍事機構所在地，并因為一位叫阿蘇的蒙古王爺在這里統領而得名。
不時有垃圾車從村口駛過，開往離村子西南1公里多的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自從1994年年底正式運行以來，這個巨大的垃圾填埋場接收著來自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的垃圾以及昌平和朝陽區的部分垃圾，日垃圾處理量從最初的1500噸達到7000噸。經過多年的堆積，垃圾筑成了幾十米高的小山，山腰下堆好的部分已經鋪上了草和低矮的裝飾灌木。
垃圾場四周幾公里的范圍分布著4個村子，除了阿蘇衛村，還有昌平區百善鎮的二德莊、牛房圈和百善村。過去10多年里，村民們忍受著陣陣臭味，在夏天都要關著門窗。
據說，由于垃圾填埋場發生過滲漏，方圓10多公里的地下水已被污染，這幾個村莊也成了癌癥和呼吸道疾病的高發區。雖然一直沒有直接證據說明二者間的必然聯系，但很多村民堅信是這個垃圾場毀了他們的健康。過去幾年，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環境，幾個村莊不斷聯合起來圍堵垃圾車。在一次次集體行動后，為了平息村民們的不滿，市里在2001年后答應給予補償。
2009年傳來的一條消息讓村民們看到了希望。由于阿蘇衛垃圾填埋場在幾年后將達到設計負荷容量，政府計劃在500米核心區的范圍外，擴充半徑 2公里的控制區，以消納更多的垃圾。另一條消息說將在這里建設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有望在2009年年底開工。由于新的建設項目，附近的村莊需要整體搬遷。去年6月，一紙《阿蘇衛垃圾處理循環經濟園村莊搬遷實施方案》的公告貼在了村民的門口。
“我們早希望搬離這里了。”趙慶說，自從搬遷消息確定后，附近的村民們就開始了大興土木，加蓋自家的房屋，希望拆遷時獲得更多的補償款或者居住面積。
但一直以來，北京市政管委否認村莊的搬遷與阿蘇衛垃圾焚燒廠的建設之間有關系。該部門認為牛房圈村與二德莊村與阿蘇衛填埋場距離過近，不滿足垃圾填埋場中關于衛生防護距離的要求，應予以搬遷，而百善村和阿蘇衛村屬于昌平區城鎮規劃中未保留的村莊，因此無論阿蘇衛焚燒廠建設與否，阿蘇衛周邊這幾個村莊都要搬遷。
“既然如此，當初就不該在我們身邊建這個垃圾填埋場。不論有沒有直接關系，還是越早搬遷越好。”趙慶回頭望望自己世代居住的村莊，并沒有流露出多少戀戀不舍的表情。
等待搬遷的每個村子都像個大工地。在這幾個村莊的街道上，墻上和電線桿上貼滿了裝修和承建簡易房的小廣告，隨處可見成堆的水泥、沙子和木頭等建材，建筑工人們在四處忙碌著，不時還能看到吊車從大卡車上把沉重的鋼筋水泥板卸下來。各家原來的平房轉眼間變成了三四層的簡易樓房。
二德莊離阿蘇衛垃圾填埋場的大門只有幾百米，是離垃圾場最近的村莊。村頭開小飯店的老板娘告訴記者，房屋評估已經開始了，但是“兩會”結束后評估工作就停了下來。“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村民們仍在加緊施工，等待著拆遷。”
村民們忙碌著，沒有人愿意回答記者的提問。有村民說，村干部們已經逐家通知過，誰要亂說和反對建垃圾焚燒廠，誰家就拿不到拆遷款，兒女上學還會受影響。
很難用“自私”兩個字簡單形容這些農民們，從一開始，這個群體就被漠視。他們最初也沒想到這些日常能見到的垃圾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如此之深，也難怪，他們幾乎沒有人具備專業知識。即使是現在，他們對于未來的垃圾焚燒廠以及那里是否會排放出致癌的二惡英也沒有太多概念。按照搬遷規劃，整個搬遷安置計劃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但即使這些村莊搬遷后，也仍然離這個未來更龐大的垃圾處理中心很近。阿蘇衛村搬遷到小湯山鎮北側，另外三個村子搬遷到百善鎮西部，靠近昌平大學城。
村民們一直很容易滿足，只要有足夠的補償，他們就寧愿三緘其口。但有一群人卻極其擔心甚至恐懼垃圾焚燒發電廠建起來后可能帶來的危害。
別墅里的恐慌
由于所謂的上風上水，地下還有溫泉，小湯山附近最近幾年建起了多個高檔別墅區，除了黃小山居住的納帕溪谷，還有保利壟上、橘郡等，這些高檔社區分布在阿蘇衛垃圾填埋場的附近，最近的離垃圾場不到3公里。
在村民們和離這里更遠的回龍觀經濟適用房社區居民眼里，這些別墅里住的是有錢人，他們中有律師，有投資銀行家，有公司高管，有一夜暴富的山西煤老板。別墅外面的人認為他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而窮人們也總是對住在別墅里的人抱有偏見。即使當這些別墅區開始反對在阿蘇衛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時候，很多遠離阿蘇衛的“仇富”市民還在幸災樂禍——這是中國當下最真實寫照的一個側面。
但當面對垃圾焚燒這樣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項目時，現實的體制框架也讓這些富人們頓失往日的經濟優勢和政治優勢，成為與村民一樣的弱勢群體。
最早知道將在阿蘇衛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是保利壟上的一位陳姓女士。7月底的一天，她去小湯山鎮政府反映小區南邊公路噪音的問題，偶然發現辦事大廳角落的一個小黑板上貼著三頁紙，她好奇的上前去看，才發現是一份《北京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公示》，此時距離公告期結束已經不剩幾天。
“我當時還不相信，希望復印了拿回去確認，但鎮里的工作人員不允許我復印。”于是她趕回保利壟上，告訴了她的鄰居們，另外兩個鄰居和她一起又回到鎮上，用相機把環評公示拍攝下來，在回到小區確認后，業主們普遍強烈反對，一些老人和孕婦更是擔心垃圾焚燒廠排放的二惡英會損害自己的身體。
“一晚上我都沒有睡著覺，確實害怕。”陳說。
公告上有咨詢電話，大家打了過去，卻始終沒有找到相關負責人。后來居民們才知道，當時環評公示只貼出了三份，另外兩份貼在了百善鎮政府和阿蘇衛垃圾填埋場的大門口。
“這顯然是有意如此，目的很明顯。如果我們不是偶然看到，10天的告知期很快就過去了，2009年底就開工建設了。”陳的鄰居Sally說。 Sally是新加坡人，被公司派駐北京。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兩年前購買了保利壟上二期的一套別墅，入住后才知道，自己的別墅緊鄰亞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場，而不久這里還可能建設一個“排放毒氣”的垃圾焚燒發電廠。
“在新加坡，類似這樣的公共項目在建設前，政府的公告和咨詢意見書是要發送到臨近每一戶居民家里。阿蘇衛垃圾焚燒這樣的操作，顯然不符合程序。”Sally說。
最初，Sally顯然沒有意料到中國與新加坡在公共政策上有如此大的體制差異，以為與政府進行溝通，表達自己的意見后，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保利壟上的業主們開車到鎮政府，要求面見鎮長，詢問為何建設這么大一個具有潛在危害的項目沒有事先廣泛征求附近居民的意見。當時在辦公室的鎮黨委書記告訴他們，鎮長外出培訓了，于是業主們要求見昌平區區長，書記讓業主們自己去昌平區信訪部門去預約。
居民們在希望申訴未果后，迅速在網上掀起了反建阿蘇衛垃圾焚燒廠的熱潮，在搜狐焦點房地產等論壇上廣發反建的抗議帖子，同時保利壟上的業主們成立了一個維權小組。隨后，他們開辦了兩個獨立的反建網站，還開通“奧北論壇”。但不久，兩個獨立的網站都先后被關閉。
除了網上反建，居民們開始在線下采取行動以表達自己的不滿。第一次維權行動是在2009年8月1日。
采取行動前，業主們召開了一次業主大會，組織者宣傳了垃圾焚燒的危害，并調查小區居民對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意見。幾乎所有業主都反對建設這個項目。8月1日下午3點，天降暴雨，58輛私家車集合從保利壟上出發，沿著附近的社區巡游，每輛車上都貼著“堅決抵制二惡英危害”等標語，抗議在阿蘇衛增建垃圾焚燒發電廠。
冒雨巡游活動進行了4個小時左右，業主們回到家中已經是晚上7點多鐘了。9點40分，Sally接到了小湯山鎮鎮長的電話，被告知第二天市區鎮三級政府的相關領導會在鎮政府聽取業主們的意見，保利壟上可以選擇20位業主到鎮上來。
業主們連夜召開會議，商量第二天問哪些問題，提什么意見。“當時大家對于垃圾焚燒還沒有多少專業認識，加上時間緊張，準備得很倉促。”Sally說。
第二天是周一，下午兩點，20位居民代表來到鎮政府。接待他們的有北京市政管委的官員、昌平區副區長、鎮政府領導以及清華大學負責環評的人員。現場氣氛并不輕松，居民們首先咨詢垃圾運輸車噪音和垃圾填埋場臭味問題為何多次反映后始終無人過問，然后針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代表們質問為何環評過程中沒有按照規定進行公共參與，環評公示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開。
有專門人員把居民的這些意見記錄在案，清華大學負責環評的一位人員向居民代表做了道歉。就環評公示問題，一位官員稱，除貼在鎮政府的公示，《昌平周刊》上也有刊登，符合法律的規定。而此前居民們都沒有聽說過《昌平周刊》，很多人后來在附近的報刊亭也很難買到。
接訪過程中，一位官員不停的接電話、發短信，引起代表們不滿，質問他是否在認真聽取意見。
事后，針對居民們關于阿蘇衛垃圾填埋場臭味問題，北京市市政管委也采取了臨時性措施。“但并沒有很好解決這一一直困擾居民的問題。”Sally 拿出今年2月份的日歷，指著打勾的日期說：“你看，打勾的日期都是我坐在屋子里能聞到臭味的，總共有七八天。”
隨著市民不斷反映，北京市政管委和環衛集團分別在今年2月11日和2月20日召開了緊急治理工作會議，對阿蘇衛填埋場臭味問題進行了技術分析，制定了解決方案。市政管委在3月17日給居民們的答復是：治理工作在春節前就已經開始，預計于今年5月份可基本完成治理工作。
針對居民們對環評公示的意見，北京市政管委在2009年8月14日的《北京日報》上刊登了新的《北京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公示》，這份起至日期仍為10個工作日的公示重點提到了征求公眾意見內容，稱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眾對于擬建項目區域現狀環境質量的看法；對目前區域環境存在的主要環境問題的認識；對項目建設的態度；對項目擬建地環境質量改善的建議；重點關心的本項目建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環境問題；對本項目建設和建成后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解決的建議。
于是，附近幾個別墅區的居民們通過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等方式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而市政管委也多次承諾，不通過環評，項目不會開工。
但別墅區里的恐懼并沒有因此減弱。他們注意到，附近的村民鄰居們天天都在忙碌著，等著拆遷走人。
“9·4事件”
2009年8月20日凌晨3點，“砰砰”兩聲巨響把Sally從睡夢中驚醒。她以為是客廳墻上的鏡框掉下來了，就起床到客廳查看，發現鏡框好好地掛在墻上。Sally在困倦中也沒有多想，回床接著休息了。
早晨的時候，來收拾衛生的保姆拉開二樓兒童房的窗簾，發現窗子玻璃被砸碎了。Sally找到兩大塊鵝卵石就落在院子的柵欄旁邊，隨后報了警。此后物業給全體業主發來一封信，解釋說業主Sally家的玻璃是有人從小區外面扔進來的，這是當地派出所的調查結果。
事情發生時，保利壟上正準備籌建業主委員會，以利于統一進行反建和維權。就在Sally家的玻璃被砸不久，另一位積極參與維權的業主家里又遭遇了惡性事件：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提著桶黑色油漆出現在這家業主門前，用刷子在車庫門上刷滿油漆后，還當著這家保姆的面把剩下的油漆潑在門前，然后“不慌不忙、大搖大擺”的離開小區。當時，正在附近裝修的工人們看到了全部過程，但物業公司稱小區的攝像頭沒有拍到這個人，他們也沒有看到這個人進入和離開小區。
此前，據說物業方已經多次阻止召開反建的業主維權大會，北京的主流媒體不斷在宣傳阿蘇衛循環經濟園，并稱阿蘇衛項目在2009年年底就要動工。政府文件中也要求加快建設垃圾焚燒廠，并明確提出遠景目標：到2012年，垃圾焚燒、生化處理和填埋的比例為235；到201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 433。
別墅居民們很緊張。此時，他們得到一個消息，9月4日北京市將在農業展覽館舉辦“2009年北京環境衛生博覽會”，其中阿蘇衛循環經濟園也將作為建國60周年獻禮工程的一部分展出。
奧北幾大社區的居民們決定利用這次機會組織一次和平示威。當天早晨8點，100多名社區居民在展覽館門口集結，9點鐘，隊伍從停車場向農展3號館進發。出發前，居民們統一決定不喊口號，不采取激進行為，不影響展覽會的舉行。黃小山舉著寫有“反建阿蘇衛，保衛北京城”的橫幅站在隊伍前面，其他居民們也舉著“以妻兒老小的名義堅決反建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堅決反對在阿蘇衛新建垃圾焚燒廠”等標語口號，安靜的前進。
示威者們本以為這樣和平的方式不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反彈，但他們忽略了此時正是建國60周年大慶前夕。和平請愿的居民們注意到，警察越來越多，黃小山第一個被帶走，隨后又有兩名居民被帶離現場。警察把其他居民都引到停車場，讓每個人留下姓名和電話，告訴大家會口頭傳訊他們。
雖然黃小山在第二天凌晨就被釋放，但后來包括Sally在內的多位居民受到傳訊，一些人還因“危害社會治安”遭行政拘留。
第二天，北京市政管委副主任陳玲在博覽會上宣布，北京市將在2015年前建成包括阿蘇衛在內的9座大型垃圾焚燒設施，屆時垃圾焚燒處理總能力達到每天8200噸。
經過“9·4事件”，不少居民因為擔心退出維權運動。但此次事件顯然也讓政府方面感到很大壓力，9月5日，北京市政府在小湯山鎮政府設立了一個接訪辦公室，北京市政管委負責固體廢物的衛潘明副處長坐鎮聽取意見，回答市民的疑問。接訪活動持續了近一個月，直到國慶后才結束。不少居民雖然去提意見，但業主們希望與“主燒派”對話、參觀垃圾填埋場等要求并未被允許。
“9·4事件”使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進入了低谷，很多居民情緒悲觀。黃小山專門在“奧北論壇”上發表了《奧北不相信眼淚》的帖子，雖然通篇文章是在鼓勵大家，但其中表露出來的悲觀情緒也讓居民們唏噓不已。
一份民間研究報告
“9·4事件”后，反建者們也開始考慮原來的和平示威方式是否有效，居民們意識到如果不改變維權的思路，會越來越把自己與政府對立起來，更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其實，我們也一直希望能通過和政府理性溝通的方式坐下來解決問題。”Sally說，“我們曾經去過市政管委，也去過市環保局和市規劃局，但不是找不到負責人，就是各個部門互相踢皮球。”
在居民們普遍陷入悲觀情緒的時候，有人想到，北京市政管委曾向每一個前來提意見的居民發放過一份《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手冊》，該手冊對比了填埋法、高溫堆肥法和焚燒法三種無害化處理垃圾的途徑，認為焚燒法在目前發達工業國家已經得到廣泛應用，是處理廢塑料的唯一成型技術。而之所以要把垃圾焚燒廠選址在阿蘇衛，因為廠址毗鄰阿蘇衛垃圾填埋場，在此建廠無需另建垃圾填埋場，并且垃圾焚燒廠和填埋場、堆肥廠可以形成垃圾綜合處理中心，大大縮短了篩上物、篩下物和焚燒爐渣等物料運輸距離，可實現資源共享。
更關鍵是，針對居民們擔心的二惡英是生活垃圾焚燒廠特有的公害問題，該手冊告訴居民們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這種全稱為氯二苯丙-對-二惡英 (PCDDs)的物質是有機物與氯一起加熱產生的化合物，只要使用火的場所都有可能產生二惡英，人們從生活垃圾焚燒廠排放煙氣中接觸到二惡英的概率比從其他途徑(奶制品、燒烤、吸煙和汽車尾氣等)接觸二惡英的概率小。
“世界各國曾經發生過的多次二惡英污染事件幾乎都與生活垃圾焚燒廠的煙氣排放無關。”該手冊還稱，由于我國生活垃圾中含氯化合物和重金屬含量相對較少，只要生活垃圾在焚燒爐中能達到完全燃燒，控制爐膛溫度大于850攝氏度，保證煙氣在爐膛內停留時間大于兩秒鐘，加上其他噴射活性炭、設置袋式除塵器等輔助措施配合，煙氣中二惡英的排放濃度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不會超過環保標準。該手冊指出，“生活垃圾焚燒廠煙氣中的二惡英是客觀存在的，但對此產生盲目的恐慌則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居民們認為，手冊宣傳的內容有失偏頗。“我們只是希望政府能更透明些，把真實的信息告訴我們，這樣即使明說就是要犧牲我們少數人的利益，我們也心甘情愿。”Sally說，“于是我們就想到，可以自己進行研究，拿出一份調查報告，把最真實的信息告訴大家，也告訴政府，這種理性的方式可能更有助于我們與政府的溝通。”
其實，早在“9·4事件”之前，類似的行動就在進行之中。一個由奧北社區來自不同領域、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居民們組成了“奧北志愿者小組”，準備從民間角度進行研究。大家根據自己的能力和特長，各司其職，分工協作。
從收集國內外關于垃圾處理技術和相關產業的最新資料，到進行數據分析并最終的報告成文，整個過程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最終，一份《中國城市環境的生死抉擇——垃圾焚燒政策與公眾意愿》的民間報告正式出爐。
“第一版正式出爐是在9月3日。”“譚嗣同”向《商務周刊》回憶，在研究過程中，他們越來越感覺到事態的嚴重，“中國目前很像1970年代的日本，垃圾焚燒項目一哄而上，為日后埋下了禍根”。
“9·4事件”后”，維權者們加速了對報告的修訂和增改。經過幾輪修訂，報告已經從最初的1.0版本升級為4.1版本。這份厚達77頁的民間研究報告通過研究大量國際資料認為，城市混合垃圾直接焚燒發電技術已經走向衰亡，垃圾資源化以及“零”垃圾政策是大勢所趨，而中國目前的垃圾焚燒政策和現狀正在造成一場生態災難。報告還對中國未來的城市垃圾非焚燒處理產業之路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呼吁政府應該尊重公眾參與和民意的充分表達。
“其實，我們也并沒有簡單反對垃圾焚燒，我們提倡的是資源化、無害化、減量化處理后的垃圾綜合處理。我們不滿的還有政府在推行類似關系到每個居民健康的公共項目時所采取的背后操作方式，程序不透明，公共意見得不到重視，信息被選擇性公布。”坐在保利壟上的會所里，“佰扶勤”告訴《商務周刊》， “起碼，這些公共項目要有不同的比選方案，通過認真謹慎比選后才能最終決策。”
隨后，該報告被多次印刷，由不同的成員通過各自的渠道遞交到了各有關部門，報告獲得了很多人的贊揚和認同。今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也收到了一份報告，送報告給他的是黃小山。在反建者眼中，王維平是個堅定的“主燒派”。
黃小山結識王維平很巧合。在去年9月初鳳凰衛視的一檔節目上，王維平和黃小山都作為嘉賓被邀請來錄制節目。節目錄制前，二人在門口聊天，15分鐘的聊天讓二人對彼此加深了認識，聊得比較投機，發現對方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樣難以溝通。最后，二人互留了電話。有了這個契機，后來黃小山時常到市政管委找王維平溝通，王維平也在組織去日本考察前被邀請到奧北社區進行面對面對話。
一來二去，雙方都認為溝通并不是多么困難的事情，都希望能夠找到一條理想的官民合作通道，以解決擺在面前的尷尬和難題。而面對來自民眾的巨大壓力，當然政府更希望公眾始終處于理智的軌道上，并希望通過合適的機會說服公眾理解政府。
機會很快來了。王維平告訴黃小山，北京市有關領導和市政管委領導看完民間調研報告后都很重視，認為有必要組織一次國外考察參觀，考察團中應該邀請一位市民代表。最終，考察團決定讓黃小山作為市民代表參與赴日本和澳門的考察之行。
考察出發的日期被確定在2010年2月22日，當王維平把這個消息告訴黃小山的時候，他正在迪拜度假。黃小山說他當時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艱難的維權終于讓民意獲得重視”。
10天考察結束，黃小山等反建派態度更為堅定，他們忐忑不安地等待政府的最終態度。3月17日，北京市政管委發布的一份《關于居民反映阿蘇衛填埋場及焚燒廠建設、環評相關問題的答復意見》中，強調項目環評過程中包含公眾參與環節，在環境影響報告書(簡本)完成后，將公開征求公眾意見。《答復意見》里再次明確，“在阿蘇衛焚燒發電廠項目未獲得環評批復前，阿蘇衛焚燒發電廠項目不會開工建設”。
但居民們還是擔心，因為在《答復意見》里，市政管委也專門就混合垃圾進行焚燒問題作出了解釋。市政管委認為，垃圾分類并非垃圾焚燒的必需的前提條件，只要進行焚燒的垃圾熱值達到相關的技術要求，即可進行焚燒。《答復意見》還以已經建成的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為例，證明經垃圾轉運站篩分后的垃圾篩上物與混合垃圾充分攪拌后焚燒，完全能夠滿足垃圾焚燒的熱值要求。而混合垃圾焚燒，恰恰是“奧北志愿者小組”研究報告里集中反對的重點。
就在黃小山接受央視采訪的第二天，北京市政管委主任陳永出現在北京電臺城市服務管理廣播的一檔訪談節目里，他表示，垃圾焚燒是世界上先進成熟的技術，要通過強化企業管理、政府監管、市民監督、公開透明等方式加強垃圾場的建設和管理，垃圾是能夠處理得干干凈凈的。
記者了解到，北京市政管委可能不久就會公布日本澳門之行的考察報告，屆時，外界會通過考察報告進一步讀懂政府的公共決策思路。
垃圾背后的相關者們
二惡英，被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列為人類一級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處還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進而污染食物鏈，更易于溶于脂肪，難以降解，半衰期時間長。一旦進入人體，難以排出，長期累積就會致癌。
對于上面的表述，應該沒有人否認，也不會有人否認垃圾焚燒不排放出這種可怕的毒氣。但在目前激烈的垃圾焚燒論戰中，支持派認為焚燒產生的二惡英是可控、可達標的，而反對派堅信不可控，尤其在目前的中國。
現實是，圍繞垃圾焚燒所產生的激烈爭論和群體性事件，已經使這一看似簡單的技術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超級公共事件了。其間政府、商業力量、專家和公眾所表現出來的錯綜復雜關系讓人眼花繚亂。
這就是最真實的中國版現實，伴隨著中國經濟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而來。即使你建立再復雜、再科學的研究框架，基于再先進的理論，也難以在短時間理清其中的脈絡和邏輯。
透過我們每個人日常產生出來的垃圾，我們卻能找到無數的說辭和合理性解釋，但是，為何往往在這些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決策面前，公眾不愿意相信政府，也與支持政府的專家們產生敵對情緒呢？在這場激烈爭論中，每個人似乎都被認為代表著某種難以明言的利益和自私目的。
其實，如果把復雜的問題簡化，或許這一切都沒有那么難以理解。西方偉大的哲學先驅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們為了安全，來到城市；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確實，當今天的中國面對城市垃圾這一公共難題的時候，各方都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變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只是難題在于，人們如何達成共識。
尋找共識之路，這關乎一個更宏大更深刻的課題。然而，為了明天的美好和安全，一些關鍵的相關者們必須開始思考了。
風口浪尖上的專家們
至今，徐海云還記得2007年在與北京市六里屯周邊社區居民交流時險些被打的驚險一幕。作為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垃圾處理專家，政府當時邀請他和鄭明輝、聶永豐等專家到六里屯社區，與情緒激動的居民們交流垃圾焚燒的問題。鄭明輝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二惡英研究室主任，聶永豐是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固廢處理專家。
上述三位專家在網上被稱為“焚燒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一直遭到反建派網民的攻擊，鄭明輝被形容為“喪失了人格學格的學者”，聶永豐是“賣爐子的”，更有爆料說聶永豐25項專利發明，大部分與垃圾焚燒有關；而徐海云也被外界指責能從垃圾焚燒廠的規劃建設中獲取利益。
2005年底，北京海淀區政府宣布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南側投資約10億元建設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規劃，并計劃在2007年3月動工。消息一經傳出，引起了附近居民們和環保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采取不同方式進行抵制。
2007年年初，海淀區政府認為有必要和居民們進行對話，就把徐海云、鄭明輝和聶永豐等專家請來，與居民們坐下來交流和溝通。徐海云當時感覺到現場沒有交流的氣氛，居民們情緒很激動。
鄭明輝向《商務周刊》回憶，當徐海云講到他曾經參觀過國外100多個垃圾焚燒廠，技術很成熟，很多都離居民區非常近時，居民們立刻急了。
“你這個專家良心給狗吃了。”有居民大喊，還有一位居民沖上臺來，要打徐海云，被工作人員攔住了。
為了緩解尷尬，聶永豐說：“我給大家放幾個PPT吧，都是我看到的日本的照片。”聶的話還沒說完，越來越激動的居民們一起高呼起來：“打倒偽專家！”
“這樣的交流和溝通效果能好得了嗎？”鄭明輝說。后來，海淀區又組織了幾次類似的交流活動，徐海云再未受到邀請。但后來，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有反對垃圾焚燒的居民拿著“萬民書”跑到這些專家家門口敲門，向這些專家訴說垃圾焚燒和二惡英的可怕。直到現在，徐海云還會不時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反對者們的傳真、郵件和電話，向他表達不滿和氣憤。
也就在2007年，北京市出臺了300米的垃圾焚燒安全距離標準，被反燒派指責為焚燒專家們為六里屯垃圾焚燒廠“量身定做”，因為最近的宿舍區離焚燒廠才500米。當年的專家論證會上，各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爭論。300米的標準在那次論證會上并沒有被通過，但幾個月后還是出現在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文件上。
最近幾年，也不斷有媒體公開批評政商合謀正在扭曲中國的垃圾處理政策，這更令群情激憤。
徐海云認為，民眾之所以對垃圾焚燒和政策產生如此激烈的抵觸情緒，和“反燒派”長期“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宣傳有關，而在這個過程中，媒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媒體上把垃圾焚燒說得那么恐怖，民眾沒有理由不反對，誰不為自己的健康和財產擔憂啊？”徐海云說，“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這很正常，但現在的很多討論者以公開捏造的事實作為論據。”
而鄭明輝和聶永豐都認為，二惡英在中國被妖魔化了，恐懼心理才廣泛產生。“焚燒派”們指責，趙章元就是助推恐懼心理的“反燒派”之一。
趙章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專家組成員，曾從事多年環境科學研究，并親自參加過北京大型垃圾填埋場地下滲漏污染檢測工作，參與了多個地方的垃圾焚燒廠項目的評估。
在全國各地垃圾焚燒的反對者眼中，趙是最堅定的“反燒派”代表。幾乎每天都會有全國各地的人打來電話，向他咨詢各種問題，并尋求他的支持。
“但最近才得知，由于某些人的小動作，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已經很久再未通知我參加評估會了。”趙章元說，最近他也不停接受媒體的采訪，表達著越來越堅定的反對意見。
這位已經退休6年的“反燒派”最近也不斷受到“主燒派”的批評，說他根本不是垃圾處理專家，他說的話沒有權威性。還有人指責他其實代表著另外一些企業的利益。
“最近幾年，我確實去了很多企業，這些企業多是從事垃圾資源化綜合處理技術裝備研制的，我覺得垃圾綜合處理技術比垃圾焚燒技術在中國更可行，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就替這些企業說了幾句好話，希望政府能重視和扶持這些產業。”趙章元大笑，“這能說明我代表誰的利益呢？”
趙章元最近一次與徐海云見面是在今年2月23—24日，當時廣州市政府邀請全國的32位專家，舉行一次廣州市生活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會。專家組組長為徐海云，專家組副組長為聶永豐和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李適宇。
32位專家經過兩天討論，定稿簽字形成了一份《廣州市生活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意見書》。會上，趙章元是被邀請的唯一一位“反對派”。
徐海云告訴《商務周刊》，之所以參加咨詢會的反對派專家少，是“根本就請不出來”。而且，他事先不知道趙章元要來，“要知道他來，我是根本不會參加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算是專家”。
而趙章元稱，之所以去參加廣州市的咨詢會，是因為廣州市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邀請自己來參加會議，并沒想會請哪些人參會，他同樣感到主持專家并不懂環境科學。
2月24日，會議結束時要形成專家咨詢意見。意見書顯示，除了一位專家認為現有垃圾焚燒技術有風險，參加會議的其余31名專家認為廣州宜采用 “以焚燒為主、填埋為輔”的處理模式。廣東的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新聞，并以“31比1，主燒派大贏”等標題見報。
這位失敗的專家顯然就是趙章元。事后，趙章元向媒體稱，會議結束后，達成的“專家意見”被擅自改動。按說一個字都不應改動，比如最后一段的定稿原文是“個別專家認為”垃圾焚燒有風險，會上對此專門討論過，而不是現在的“一位專家”。“因為確有至少半數專家會下向我表示過贊許之意，他們是故意夸大宣傳多數和少數”。
“確實，實際上只有趙章元一個人不同意，我在最后的意見書里寫成了‘個別專家’，但是有些人不同意。實際上最后一條就是要表達趙章元的意見。” 徐海云解釋說。
隨后，媒體還報道稱，“主燒派”專家中，身為專家組副組長的聶永豐，被指“因為密切的利益關系而為垃圾焚燒搖旗吶喊”，而身為專家組組長的徐海云和專家組成員、北大教授劉陽生，曾為聶永豐的學生。
“我是有個學生叫徐海云，但不是中國城建院的徐海云。”聶永豐無奈地說。
在徐海云的辦公室里，他也指著一份剛出版的報紙說：“昨天這家報紙還說我是聶永豐的學生，他們怎么也不來核實呢？”
我們不是鄰避主義者
奧北別墅區的反建者們不愿意聽到“鄰避主義”(Not In My BackYard)這個詞，就像不愿意聽到社區外面的人帶著某種偏見說他們是“富人”一樣。
“鄰避主義”一詞巧妙地表現了人們在面對垃圾處理這樣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項目時的典型心態：人人都產生垃圾，大家都認為垃圾需要處理，但人人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處理垃圾。在這種心態下，往往會造成“少數人的暴政”，使更弱勢群體遭受災難。
上個世紀初，美國的一些城市為了自己的環境安全和節省處理成本而將垃圾直接運往別的城市或外州進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強烈反抗，為了積極抵制垃圾運進“自家后院”，他們有效地組織了“NIMBY”運動。
1980年代，美國一個有色人種群體研究組織在經過廣泛調查后認為，危險廢物處理設施等高風險的公共設施不成比例地鎖定了有色人種聚居區。之后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抗議，由此形成了關注弱勢群體環境利益的環境正義運動。今天，“鄰避主義”現象在中國也普遍存在。
“我們不是鄰避主義者。”采訪中，不論是黃小山，還是“佰扶勤”和“譚嗣同”，他們都很堅信自己一直是在反對垃圾焚燒這種處理方式，而不是通過反建達到移址的目的。他們也注意到，最近，廣東省番禺和北京市六里屯地區的居民通過廣泛的抵制運動，迫使政府同意把將建在當地的垃圾焚燒廠搬遷到其他地區去，而外界認為，這些遷址后的地區往往屬于更弱勢群體，當地社區人數少，經濟能力、政治能力和法律能力欠缺。
外界也指出，奧北別墅區之所以成為反建阿蘇衛垃圾焚燒廠的主力軍，也在于這些居民具有一般社區不具有的經濟能力、法律能力和知識素質。
在中國，面對越來越多社區的鄰避主義行動，“鄰避主義”正在具有某些貶義的色彩，政府認為鄰避主義妨礙了城市的有效管理，弱勢地區認為鄰避主義讓他們受到更深的傷害，同一座城市的非利益相關者們往往對遠離他們的鄰避抗爭漠不關心，甚至抱怨他們沒有顧全大局的犧牲精神。
這多少顯得有些讓人費腦筋。最初的時候，“奧北志愿者小組”也確實考慮準備另外一份報告，建議北京市政府與內蒙古自治區合作，把北京的垃圾綜合處理中心建設在內蒙古的荒漠上。而針對阿蘇衛項目，他們也曾想過另外的一個替代方案，即在北京北部人煙稀少的山里建設垃圾焚燒廠。
但最終他們取得了一致看法，反建阿蘇衛并不是要把這個項目趕到其他地區去，不論焚燒廠落戶哪里，對于整個北京城乃至中國來說，都可能難以避免災難。所以他們沒有把遷址等想法放在他們最后公開的研究報告里。
“如果我們是鄰避主義者，我們就不會坐下來費心思寫報告了，我們繼續鬧事就成了。”“佰扶勤”說。去年9月4日那天，黃小山打出的標語是“反建阿蘇衛，保衛北京城”，當天的其他參與者也都沒有打出遷址的標語。
“我們認為焚燒廠危害的不僅僅是阿蘇衛周邊，危害的是整個北京城。”黃小山說，“遷址對于我們來說不是贏，單一方贏不算贏，社會進步需要的是多贏的結果。”
隨著事態的進展，理性者們開始意識到，在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項目決策過程中，“多數人的暴政”需要小心，“少數人的暴政”也需要小心。這樣社會進步才可能避免“零和游戲”的悲劇。
垃圾背后的政府
在學界混戰和民意激憤的同時，作為公共決策主角的政府承受著更大的壓力。
其實從一開始，公共政策學者們就注意到，公眾不但對專業人士和企業缺乏信任，對政府也沒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終未找到一條被信任的通道。
“在新加坡，公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可以信賴的，所以類似公共項目很少受到市民的反對。”Sally說，“當然，形成這種良好的信任前提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開以及對于公眾的尊重。”
顯然，公共決策的信息不夠透明，是今天中國社會容易引發強烈不滿情緒的一大主因。
從1996年就開始研究垃圾焚燒處理的鄭明輝在與北京市六里屯社區居民接觸后，在某些方面也開始同情這些居民。因為當初他們買房子的時候，從來沒人告訴他們這里未來會規劃一個垃圾焚燒廠，但實際上當時已經有了規劃。很多人看到廣告說“上風上水上海淀”，才把身家拿出來在那里買房子。但入住后才知道附近有一個飄著臭味的垃圾填埋場，再后來才知道還要建一個垃圾焚燒廠。
“如果焚燒廠建成后，不但房價有可能降低，生活品質也有可能受影響。”鄭明輝說，“舉個例子，以前我去你家，你告訴我怎么找時會驕傲地說，那塊有一個高爾夫球場，然后左邊一拐就到了。以后你再介紹就得說，看到那個垃圾焚燒廠的大煙囪沒？煙囪底下左拐500米就是我家。”
Sally和其他保利壟上的業主也告訴記者，當初他們也是看到說小湯山地理位置好，空氣新鮮才動心的，開發商和當地政府都沒有告訴他們附近有一個垃圾填埋場，不但污染空氣，還污染了地下水，更不知道幾年后還將拔地而起一個垃圾焚燒廠。
“信息公開和透明是行使選擇權的前提，我要知道了就不會在這里買房子了。”Sally說。
最早知道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附近地下水被污染的人是趙章元，而在隨后的過程中，趙章元也深刻感受到了存在于公共空間的不透明。2001年時，趙章元擔任著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環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該委員會研究用地球物理方法找礦找水，特別是分析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同時，他還在北京大學教授地球物理課程。趙章元了解到中國很多的垃圾填埋場存在滲漏問題，為了加深研究和幫助學生實習，他主動找到北京市政管委，希望參觀北京市的垃圾填埋場，并能利用地球物理儀器幫助市政管委檢測是否存在滲漏點，以便更好的解決實際問題。
市政管委很痛快就答應了，先組織了包括趙章元在內的20多位專家參觀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隨后，趙章元帶著專家和儀器對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進行檢測，發現東墻外10米深的地方有個污水滲漏點。當時市政管委很高興，就給趙章元他們撥了兩萬元經費，讓他們繼續檢測北京市南邊和東邊的垃圾填埋場。檢測后發現，這幾大垃圾場也都存在滲漏問題，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根據檢測結果，趙章元給市政管委提供了經同行專家評審過的科研報告。
但后來的事情讓這位專家難以接受，市政管委本來答應好繼續跟蹤研究，由于某種原因被長期停了下來。不久，有媒體來采訪趙章元，他就把自己的檢測結果告訴了媒體，媒體把阿蘇衛垃圾填埋場存在滲漏、可能污染地下水的消息報道出來，引起了廣泛關注。
趙章元稱，市政管委知道這件事情后，馬上召集了一些新聞媒體，稱趙章元是非法檢測，北京市的填埋場建設得非常規范，不可能發生滲漏，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以后也不會發生滲漏，所以也不會污染地下水。“其實，檢測前雙方是簽過協議的。”趙章元說。
由于有了這樣的經歷，趙章元后來才開始從環保角度關注垃圾處理問題，并親自調查過阿蘇衛周圍民眾的發病情況。
“公共政策信息如此不透明，讓我們怎么能夠相信政府，怎么能不害怕在技術和管理上都更為復雜的垃圾焚燒廠呢？”多位奧北別墅區的居民都表示，政府在整個過程中顯然負有責任。
從日本考察回來后，黃小山對此有了進一步認識。他認為，如果政府按照程序、法律辦事，嚴格決策，充分尊重民意，事后監管到位，“公眾就會相信政府，垃圾焚燒廠就是建在阿蘇衛，也不是問題”。
戴防毒面具的女人
坐在記者面前的這個女人叫趙蕾，30多歲，卷發披肩，面容清秀，但看上去卻很憔悴。3月10日中午，她坐在北京市朝陽區十里堡華堂商場的麥當勞里，聊起了自己和一座垃圾處理廠的故事。
如果不是聽她講述，你很難想象你面前的這個喜歡跳肚皮舞的優雅女人過去兩年一直遭受哮喘癥狀的折磨。今年的春天來的晚，最近幾天，北京城上空經常被黃沙霧霾籠罩著，她時常會感覺胸口發悶。當然，現在的狀況比她以前喘不上來氣的時候好多了。
趙蕾發給了記者一張照片。那張照片是一位媒體記者在她原來的家里拍攝的。照片驚心動魄：趙蕾坐在客廳的落地窗前，穿著一件小碎花的連衣裙，臉上戴著防毒面具，憂郁的看著窗外。
趙蕾原來的家在北京市朝陽區常營鄉的柏林愛樂小區，這套房子是她和丈夫在2003年買的，也是屬于他們自己的第一個家，她還記得自己興奮異常，感覺美好的生活正在前面等待她。
然而她不知道，離她家直線距離只有3.5公里處有一座高安屯垃圾處理廠，這座2002年建成投入運行的垃圾填埋場每天處理著幾千噸的生活垃圾。她也不知道，這年10月底的一天，垃圾填埋場附近，一個新工程的奠基儀式正在舉行，新工程叫高安屯垃圾焚燒處理廠，當天參加奠基儀式的市領導就是后來被雙規的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而這座將在2009年試運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距離她家只有1.5公里。
對于性格活潑的趙蕾來說，日常也不大關心這些時政新聞，除了每天與丈夫享受生活以外，她還要打理自己的肚皮舞用品專賣店。鄰居們很喜歡這個陽光的女孩子，趙蕾喜歡種花養草，經常拿著小鏟子到處幫小區的鄰居們種花，鄰居們叫她“陽光花仙子”，她很高興這個稱謂，就把業主論壇上的網名也改了過來。
生活和事業讓她很滿足，日子就在美好和對美好的憧憬中流淌著。
美好的生活被顛覆是從2005年開始的。那一年，趙蕾在家時會偶爾聞到一種臭味，最初她以為是樓下垃圾桶里的味道，也沒有怎么在意。到2006 年，這種至今令她刻骨銘心的味道一個月里會幾次光臨。到2007年，臭味幾乎每周都會光臨，而且味道越來越濃重。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也是在這一年，周邊社區的居民們和趙蕾一樣，幾乎每天都開始聞到臭味，而且味道已經變成了惡臭。
期間，她和鄰居們不斷通過市長熱線反映，也打電話到各個相關部門，還多次登門反映情況，但幾乎所有部門都在“踢皮球”，并告訴他們這是氣壓低的問題。
臨近奧運會，惡臭越來越讓人難以忍受，奧運期間，臭味達到了高潮。也是后來才知道，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在奧運會前建成并投入試運行了。有關方面宣傳說，這是北京第一座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
2008年8月8日，盛大的北京奧運會開幕。臭味對趙蕾的折磨也達到了高潮，在家的時候，她不得不緊閉門窗，還戴上了防毒面具。后來她知道，有的鄰居也像她一樣每天在家都戴著防毒面具。那些日子，臭味經常讓她喘不過氣來，半夜會時常被嗆醒。
8月24日，北京奧運會閉幕，晚上，場面輝煌的閉幕式在鳥巢舉行。而這個晚上，惡臭照樣來襲，時間是在12點18分，趙蕾記得很清楚。那一刻她再也難以忍受了，帶上照相機、手電和口罩，讓朋友陪著半夜奔到了高安屯垃圾處理場。當這位柔弱女子站在垃圾山上時，她明白了，幾年來折磨她的源頭就在這里，因為“味道和小區聞到的一模一樣”。
回到家里，已經是凌晨3點了。她忍著疲憊，花了一個多小時時間，寫了一篇長文，在凌晨6點左右貼到業主論壇上。第二天中午，趙蕾上論壇，看到自己的帖子已經被瀏覽了7000多次，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
8月30日，高安屯附近社區的居民們自發行動起來，上萬人出現在街頭表達不滿，人群一度阻斷朝陽北路交通三個小時以上。第二天，趙蕾和其他10 個人被召集到常營鄉政府，政府負責人告訴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治臭專項領導小組”，以后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他們反映。
顯然，政府因為8月30日的事件受到了問責壓力。9月4日，朝陽區專門召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朝陽區市政管委主任尹秀峰當面向市民們道歉，并承諾政府會解決好高安屯垃圾衛生填埋場存在的問題。
居民們似乎看到了希望，在經歷了長期的折磨后，趙蕾也希望政府這次是真的。但接下來，周圍的空氣依然如故。
2008年9月20日凌晨1點半，睡夢中的趙蕾再次聞到窗外飄進來的惡臭，像個幽靈，讓她呼吸緊促，肺部開始急劇刺痛起來，氣也喘不上來。幾天來，她已經感覺到了某種不適：咽部灼痛，痰多，咳嗽，呼吸不暢，喘氣時感覺右肺尖部刺痛。
當天凌晨，她被送到了附近的醫院，胸片的結果顯示，肺部右側紋理增重。最后醫生診斷為支氣管炎。從醫院回到家里，吃完藥已經凌晨3點半了，躺下時，依然能聞到那個讓她備受摧殘的幽靈的味道。
幾天后，臭味依然存在，而且趙蕾覺得，空氣里還有了某種焦煳的味道。后來她聽說，是因為2008年9月28日高安屯垃圾焚燒廠開始試點火運行了。有關部門告訴居民們，以前填埋方式造成了太大的污染，今后焚燒就沒有污染了。最初趙蕾也相信，但一次偶然的機會，她聽了趙章元的一次講座，才知道混燒垃圾會產生更大的污染，還會產生可怕的二惡英和重金屬污染。
隨后，趙蕾又去了幾次醫院。她把自己的就醫過程發到論壇上。一位律師找到她，說能幫助她出面訴訟垃圾填埋場。趙蕾覺得提起訴訟是個好辦法，于是 2008年國慶假期一過，她就到法院去起訴，狀告北京金州安潔廢物處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朝陽區垃圾無害化處理中心，理由是二被告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場和高安屯垃圾焚燒廠運行過程中處置不當，污染周邊環境，導致她罹患支氣管炎。并向二被告提出了賠償訴訟請求。
立案的過程讓她同樣備受煎熬。一直到4個月后，法院才正式立案。
第一次開庭是在2009年的1月6日。開庭前，法院臨時改變了審理法庭，并只允許一名旁聽鄰居進入法庭。法庭質證過程中，兩家被告極力推脫自己的責任，聲稱原告告錯了人。更讓趙蕾氣憤的是，被告還稱她的醫療證明資料造假，原告作為證據的垃圾場冒煙照片也有后期加工的可能。
庭審結束后，法院并沒有當庭宣判，第一次開庭就這樣結束了。4月20日，第二次開庭，雙方繼續舉證質證后，法院宣布擇日宣判。但不久又進行了第三次開庭，仍舊沒有宣判。
在有一次開庭中，趙蕾回憶，二被告還互相“咬”了起來，焚燒廠說自己充分燃燒了，惡臭是填埋場制造的；填埋場說自己經過改造后已經沒有臭味了，而焚燒會產生二惡英和嗆人的味道。
現在趙蕾已經搬離了原來帶給自己無限憧憬的家，正在等待法院的通知。但第三次開庭后到現在這么長時間了，法院既不再開庭，也沒有給她宣判結果。期間，她也撥打了市長熱線尋求推動，但未獲得進展。
“就這么無限期等待吧。”趙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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