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狠”,手段更不能“軟”
最近幾天里，兩會代表委員熱議霧霾治理，提出了不少有見地的建議，也道出了一些擲地有聲的話語。諸媒體將其提煉，做成報道主(標)題，讀來頗為令人感奮，茲舉三例：“霧霾GDP”應該算白干;決不能犧牲青山換金山;壓縮當家產業，以顯治霾決心。
現實已經嚴峻到什么程度?全國人大的新聞發言人傅瑩回答記者提問時有一個概括：霧霾現在已經成為一些城市的標志性難題，而且范圍還在擴大。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透露的具體數字，仿佛就是給這些“標志”的一個注腳：在去年全年監測的74個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了新實施的空氣質量標準。我們確乎已經被污染逼至要“宣戰”的地步。另據全國政協披露，各民主黨派今年繼續“盯緊”霧霾，八大民主黨派中有七個提交了治霾相關提案。與去年相比，今年的治霾提案更關注具體的治理措施。
的確，眼下對于霧霾防治，意義無需多言，狠話也已放了許多，關鍵要看能夠采取什么對路、管用的“狠”手段。去年兩會，農工黨中央以黨派提案形式聚焦灰霾問題，提出“亟須將PM2.5納入各級政府績效考核”，此一建議已獲采納，并體現在國務院下發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與之緊密關聯的是“空氣質量排名”，即規定國家每月公布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和最好的10個城市的名單，各省(區、市)要公布本行政區域內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排名。
然而，國家級的空氣質量榜只涉及20個上榜城市，不及全國城市數量的1/30，想來其所能起到的激勵和約束作用有限，且獎勵和問責機制也有待明確，難以較快實現“倒逼治理”的愿景。面對一系列久治不愈的環保難題，我們一方面寄望于已在進行中的環境保護法的修訂，重典治污，讓排污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不妨也考慮一些現實的可操作路徑，即利用好社會經濟轉型契機，強化政績考核的綠色導向。
譬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提出，對各省市承擔的治污責任要合理量化并動態監控，探索環境保護行政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督促地方政府定期遞交空氣環境標準的執行細節。在項目的審批過程中，可采取聯合審批制度，避免地方政府僅考慮本地發展情況的短視行為。而全國政協委員許進建議，在建立更加科學的干部考核體系之前，對于GDP的構成加以區分。對于國務院限制發展項目產生的生產值單獨統計，不列入地區生產總值。對于在國務院頒布限制發展項目清單之后上馬的項目，其生產值不僅不列入地區生產總值，還要在地區生產總值中作懲罰性扣除。
這樣，方能制止那些只顧政績，不顧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官員千方百計地建設污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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