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代表委員"把脈"京津冀聯控大氣污染
近幾年，“大氣污染”話題在京津冀地區久熱不衰。
2015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加強霧霾治理”。“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保”應率先取得實質性突破。那么三地“呼吸保衛戰”有何難題?又該如何“齊步走”?
察“病情”：“霧霾鎖城”制約三地發展
剛剛結束的地方兩會中，京津冀三省、市在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曬出“治霾成績單”：2014年PM2.5平均濃度北京下降4%、河北下降12%、天津下降13.5%。
“去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京津冀在治理大氣污染問題上第一次形成了各方高度共識，協同防治聯防聯控取得了積極成效。”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說。
然而在剛剛過去的羊年春節期間，河北、北京等地再次深陷“春節霾”，連日空氣質量污染指數達到嚴重污染級別，再現“霧霾鎖城”狀態。
針對北京市未能達到5%的預期目標，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坦言，目前北京確不能稱為宜居城市。
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表示，京津冀地區環境問題已嚴重制約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亟待聯合治理、聯手防控。
問“病灶”：京津冀治霾難在哪兒?
2013年9月17日，環保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要求“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測、統一污染治理措施”。全國人大代表、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研究項目領導小組成員、天津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包景嶺說，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情況發展趨勢相似，各地治理可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措施，然而受到種種現實因素制約，實際治理成效仍有待加強。
——經濟發展不平衡，各自為政。農工黨中央提交的提案指出，京津兩地人均財政收入是河北的5倍以上，但河北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和空氣污染物濃度濃度遠高于京津。若無聯動配合，僅依靠河北本省能力，恐難實現區域同步治理。民建中央提交的提案指出，目前各區域資金投入缺乏配合，跨行政區生態環境質量的協調存在相互推諉、等候觀望等消極現象，缺乏區域性生態環境規劃統籌協調。
——污染程度不同，排放無統一標準。農工黨中央指出，目前京津冀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存在較大差異，天津、河北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和萬元GDP污染物排放強度高于北京。三地執行排放標準差距大助推了污染程度的不同。
——機動車和燃煤成區域性污染源。民建中央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機動車總量已超過2500萬輛，且呈現大型運輸車輛排放標準更新較慢、油品標準低、污染排放大等現狀;同時三地能源結構仍以燃煤為主，年用量高達13億噸，光伏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并不普遍，給大氣污染防治帶來較大壓力。
開“藥方”：京津冀如何聯防?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指出藍天“不能只靠借東風”，要“事在人為”;新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表示，京津冀地區大面積霧霾頻繁發生，“要用硬措施、硬任務來應對硬挑戰”。
——統一環保準入門檻。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環保廳廳長陳國鷹認為，京津冀三地應統一排放標準，形成統一監管、統一執法模式，做好大氣聯防聯控。李士祥說，京津冀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已出臺，三地應逐漸統一環保準入門檻，遏制污染企業在區域內的轉移。
——聯防也要因地制宜。包景嶺表示，京津冀的大氣污染物構成存在差異，以空氣中硫氮兩種物質成分比為例，北京氮含量高于硫，說明污染主要由汽車尾氣造成;河北硫高于氮，說明污染主要由重工業燃煤造成。“污染物構成比例的差異使得各地治理措施不能完全相同。”
——加強排放標準執法。農工黨中央建議，由環保部每年組織專項檢查和評估，主要針對新建項目環境準入審批、現有污染源監督性監測、環境監察、超標處罰等環境管理環節，改變目前排放標準“重制訂、輕執行”的狀況。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認為，京津冀對排放執法要到位，處罰污染行為的錢必須用在治污上。
——推行新能源。推行新能源成為多位代表委員開出的一劑“藥方”。民建中央建議，加大對京津冀晉魯等地天然氣的供應，同時加快新能源的開發利用。“除了加強污染防控，引進科技手段治霾，政府還應保護環保企業的積極性，例如對積極脫硫脫硝的鋼鐵企業加以補貼，保證其市場競爭優勢。”包景嶺說。
——編制三地生態環境規劃。民建中央建議，進一步深化和明確三地環境與生態資源保護合作機制，建立三地生態建設共有基金，按照生態效率最大化的原則統一進行配置。農工黨中央進一步建議，此基金尤其應用于河北化解過剩產能，資金規模設定為300億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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