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加：垃圾如何負增長？ 獎勵不能完全代替處罰
近日，環保部發布《2016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246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超過1.8億噸，其中北京更以近800萬噸的生活垃圾產量居首，平均到每天近2.17萬噸。
而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看來，現實比數據還要嚴峻。“農村沒算，10萬人口以上的中心鎮也沒算。”這位研究中國垃圾問題長達30年的專家，67歲依然在科普、調研的道路上奔忙。
做好垃圾管理人口增加也能實現垃圾負增長
“從古至今，沒人能說自己不排放垃圾。”一落座，王維平便嚴肅地強調，看似“上不了臺面”的垃圾問題，實則龐大而復雜，是“一個城市和國家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
目前評價城市垃圾管理水平高低的第一指標，就是看垃圾產生量正增長還是負增長。伴隨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垃圾的增長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但王維平認為，二者之間其實并沒有直接關系。“上世紀80年代的東京，人口增加的同時卻實現了垃圾負增長。”
在我國，垃圾產生量為何逐年攀升呢?王維平扳著手指解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垃圾管理有“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產業化、社會化”等五個原則，力求從源頭減少垃圾的“減量化”與“資源化”排在最前面。
然而，最為“治本”的措施做起來卻不太容易。王維平坦言，達到“無害化”，投入資金就行。“北京建了25個處理廠，都是國家標準，而且由城市管理委員會一個部門管。”但減量化資源化的六項主要措施——限制包裝、凈菜進城、舊貨交易、廢品回收、垃圾分類、不剩餐，可要由好幾個部門管了，并且難度都不小。
例如，“限制包裝”歸商務部管，我國又沒有如國外般詳盡的包裝法，過度包裝便難以根絕。“月餅、西洋參那么一大盒，打開就幾塊、幾片。包裝最終都變成了垃圾，都要處理。”
“凈菜進城”這一項，則歸農業部門管。因與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傳統觀念有一定距離，又缺乏行業標準，推行起來也頗為不易。王維平算過一筆賬，從產地運送帶土帶根的“毛菜”，到居民手中經過擇菜洗菜，每300噸蔬菜會產生60噸廢料，實際上五分之一的運力在運“垃圾”。
“商業環節太多，增加成本、增加運輸量，也導致交通擁堵。”王維平介紹，國外在田間地頭就將菜洗凈擇好，直接送入超市，菜根菜葉就地還田。當然，小規模的凈菜價格可能會貴，但如果農超對接真正實行，成本自然會降低。
以法律為支撐“拾荒大軍”開始轉型
相對而言，減量化資源化的各項措施中，“廢品回收”更早進入公眾視野。攝影師王久良自2008年起開始關注北京周邊垃圾污染狀況，制作了一部名為《垃圾圍城》的紀錄片，呈現出的圖景令人觸目驚心。
事實上，遠在紀錄片拍攝之前，北京便已經歷過“垃圾圍城”。王維平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期，簡單的填埋方式導致北京環帶區垃圾成堆，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多達4700余個。伴隨經濟發展，這些垃圾開始“肥”了。里面的塑料、膠皮、玻璃等，吸引了來自四川、河南等地生活困窘的人們的注意。
此前，北京并沒有成規模的“拾荒大軍”。1987年，兩名四川人輾轉找到在北京環境衛生研究所工作、負責管理垃圾場的王維平，他給這些外鄉人開了進場條子，進場撿垃圾的拾荒者很快形成數千人的規模。王維平甚至還為他們分了玻璃、金屬、膠皮等各個組別，撿完后運到專門的交易地點轉賣到河北。玻璃運到邯鄲、金屬運到霸州……在各地的小加工廠進行再加工。“垃圾圍城”在這條產業鏈中得以消弭，拾荒者們每人每月還能賺到上千元利潤。
王維平介紹，在“拾荒大軍”鼎盛時期，一年運出的廢物為700萬噸，北京市一年進處理廠過磅的垃圾也是700萬噸。不但解決十幾萬人的生存問題，還給政府節省7億-10億的處理費。“如果沒有這支隊伍，那垃圾總量就是1400萬噸。我們的處理收集運輸能力早就不堪重負了。”
近日，環保部發布《2016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246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超過1.8億噸，其中北京更以近800萬噸的生活垃圾產量居首，平均到每天近2.17萬噸。
而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看來，現實比數據還要嚴峻。“農村沒算，10萬人口以上的中心鎮也沒算。”這位研究中國垃圾問題長達30年的專家，67歲依然在科普、調研的道路上奔忙。
做好垃圾管理人口增加也能實現垃圾負增長
“從古至今，沒人能說自己不排放垃圾。”一落座，王維平便嚴肅地強調，看似“上不了臺面”的垃圾問題，實則龐大而復雜，是“一個城市和國家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
目前評價城市垃圾管理水平高低的第一指標，就是看垃圾產生量正增長還是負增長。伴隨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垃圾的增長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但王維平認為，二者之間其實并沒有直接關系。“上世紀80年代的東京，人口增加的同時卻實現了垃圾負增長。”
在我國，垃圾產生量為何逐年攀升呢?王維平扳著手指解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垃圾管理有“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產業化、社會化”等五個原則，力求從源頭減少垃圾的“減量化”與“資源化”排在最前面。
然而，最為“治本”的措施做起來卻不太容易。王維平坦言，達到“無害化”，投入資金就行。“北京建了25個處理廠，都是國家標準，而且由城市管理委員會一個部門管。”但減量化資源化的六項主要措施——限制包裝、凈菜進城、舊貨交易、廢品回收、垃圾分類、不剩餐，可要由好幾個部門管了，并且難度都不小。
例如，“限制包裝”歸商務部管，我國又沒有如國外般詳盡的包裝法，過度包裝便難以根絕。“月餅、西洋參那么一大盒，打開就幾塊、幾片。包裝最終都變成了垃圾，都要處理。”
“凈菜進城”這一項，則歸農業部門管。因與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傳統觀念有一定距離，又缺乏行業標準，推行起來也頗為不易。王維平算過一筆賬，從產地運送帶土帶根的“毛菜”，到居民手中經過擇菜洗菜，每300噸蔬菜會產生60噸廢料，實際上五分之一的運力在運“垃圾”。
“商業環節太多，增加成本、增加運輸量，也導致交通擁堵。”王維平介紹，國外在田間地頭就將菜洗凈擇好，直接送入超市，菜根菜葉就地還田。當然，小規模的凈菜價格可能會貴，但如果農超對接真正實行，成本自然會降低。
以法律為支撐“拾荒大軍”開始轉型
相對而言，減量化資源化的各項措施中，“廢品回收”更早進入公眾視野。攝影師王久良自2008年起開始關注北京周邊垃圾污染狀況，制作了一部名為《垃圾圍城》的紀錄片，呈現出的圖景令人觸目驚心。
事實上，遠在紀錄片拍攝之前，北京便已經歷過“垃圾圍城”。王維平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期，簡單的填埋方式導致北京環帶區垃圾成堆，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多達4700余個。伴隨經濟發展，這些垃圾開始“肥”了。里面的塑料、膠皮、玻璃等，吸引了來自四川、河南等地生活困窘的人們的注意。
此前，北京并沒有成規模的“拾荒大軍”。1987年，兩名四川人輾轉找到在北京環境衛生研究所工作、負責管理垃圾場的王維平，他給這些外鄉人開了進場條子，進場撿垃圾的拾荒者很快形成數千人的規模。王維平甚至還為他們分了玻璃、金屬、膠皮等各個組別，撿完后運到專門的交易地點轉賣到河北。玻璃運到邯鄲、金屬運到霸州……在各地的小加工廠進行再加工。“垃圾圍城”在這條產業鏈中得以消弭，拾荒者們每人每月還能賺到上千元利潤。
王維平介紹，在“拾荒大軍”鼎盛時期，一年運出的廢物為700萬噸，北京市一年進處理廠過磅的垃圾也是700萬噸。不但解決十幾萬人的生存問題，還給政府節省7億-10億的處理費。“如果沒有這支隊伍，那垃圾總量就是1400萬噸。我們的處理收集運輸能力早就不堪重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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