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土壤環境保護策略研究
摘要：當前土壤污染防治形勢嚴峻、需求迫切、基礎薄弱，任重而道遠。土壤環境保護工作事關全面小康社會的順利實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成敗，是當前以提升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環境管理策略中任務周期最長、環保投資最大的環境要素板塊之一。當前應本著范圍有限、目標明確、措施有力的原則盡快依托行政手段積累經驗和打開工作局面，長遠看土壤環境管理策略應與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深化改革方向高度一致、一脈相承，必須用發展的眼光、創新的機制來遏制土壤污染趨勢，推進修復產業，分步實現土壤環境風險管控、土壤環境質量提升和土壤生態環境安全。土壤環境管理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歷史與發展階段特征，深入研究和妥善處理好土壤環境保護中面臨的復雜社會問題、科學問題和技術、資金等短板，上下結合做好任務分解和實施階段劃分，形成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的施工“一張圖”和戰略“一盤棋”的布局。
1我國土壤環境保護策略的研究背景
土壤是地球的皮膚，是孕育人類世界文明的基礎。千百年來，我們對頭頂星空的仰望，遠大于對腳下土壤的關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土地資源一直是最重要的稀缺資源之一，它左右著一個國家的興衰命運，也影響著土地上承載的人居安全和人民福祉[1]。近百年來全世界以化石燃料大量使用為基礎的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劇烈的干擾了幾十億年來地球土壤圈形成的動態平衡，給人類自身環境安全和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破壞，土壤污染問題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必須有效面對的重大問題之一。由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對地方政府和生產企業的考核和驅動因素主要是當期的經濟利潤，對土壤污染預防的優先級和監管不到位，大量廢棄物和污染物質導致土地污染。在工業化發展的中期前后，一方面土地污染會威脅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安全，妨礙區域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且由于土地污染分布普遍、類型多樣、存在的生態環境安全問題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土壤污染的發生演變過程隱蔽、識別發現和治理修復活動的實踐會持續很長時間，污染土壤的修復和再開發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反作用于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環境意識和社會行為的變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土壤環境管理與治理修復其本質上更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問題，土壤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調查方法、修復工程等硬技術措施發展;也需要環保產業、投資金融、企業自律等經濟手段;更需要管理制度、監管體系、法律規范等行政法規約束手段。綜合來看，土壤環境管理與水環境、大氣環境的污染預防、源頭治理、監測預警等不同，會更多、更持久和更深入的影響到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公眾環境利益訴求。在土壤環境的預警、調查評估、治理修復、再開發過程中，由于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等繁瑣復雜，在土地污染和修復治理過程中需要協調的社會關系復雜;土壤在體現其生態環境價值的同時更多的承載了土地租賃、土地商品等資源屬性的價值，經濟杠桿在妥善解決或妨礙土地污染治理和再開發活動中作用明顯;同時，土地幾乎承載了社會經濟中所有類型的人類活動，土壤污染的防治對于可持續發展、城市景觀和美學意義重大。
在我國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土壤污染的隱蔽性、累積性特征，土地污染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當前不僅面臨約16%的農用地不同程度污染問題，還產生了數百萬塊各種類型的工業污染地塊。因此，采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觀點，辯證的看待和分析土壤污染和環境問題，研究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階段土壤環境管理的法規、政策、管理、技術、工程和產業、市場、投資等機制和模式的選擇與組合應用對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構建綠色發展理念，化被動治理為主動防控、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面對土壤污染防治這一艱巨任務，緊緊把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準確判斷中國土壤污染防治面臨的形勢，精準構建國家土壤環境管理的社會治理模式;構建與切實改善土壤環境質量、推動環保產業實體經濟發展、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建設綠色美麗中國整體目標相一致的中國土壤環境管理與修復產業發展策略具有重要且迫切的意義。
2我國土壤環境保護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2.1我國土壤環境污染的嚴峻形勢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走上了通向繁榮富強的道路。近40年左右全球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中國這臺龐大的世界經濟發展驅動器一直在努力變革并承載13億中國人的高質量生存和福祉利益[2]。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工業從零到有，60余年工業化大規模發展排放的污染物有90%都積累在土壤中。實踐表明，生產性資源由國家所有并非解決環境問題的靈丹妙藥，工業化工程而非生產資料所有制差異是造成土地污染的主要原因。嚴重的土地污染問題，雖然在不同的時期可能各有側重的原因。全國遍地大力發展能源資源消耗集中的行業、次生污染排放嚴重的行業、相對低端的工業制造行業，且長期不能有效受控的工業生產環境是土地嚴重污染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2.2我國土壤環境管理的工作基礎
面臨著形勢嚴峻、規模龐大和過程復雜的土壤污染歷史遺留問題，同時國內的土壤污染環境監管和預防機制依然沒有有效建立，工業生產環境現場監管十分薄弱，多年強化前置性審批，弱化后期針對性監管的詬病不僅導致了水、氣、固廢等點源排放問題突出，針對土壤和地下水等隱蔽性污染問題更是幾乎完全脫離了環境監察執法的范疇。中國企業生產和堆存原輔料的廠區土壤環境的監管長期處于空白狀態，企業長期經營生產導致的無組織排放土地污染，大量的在產企業土壤環境底數不清、擬搬遷或搬遷企業遺址尚未調查清楚、大量已經轉換利用方式的歷史遺留污染場地信息缺失等，導致中國污染地塊的發現機制和有效識別任重道遠。
2.3土壤環境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十二五”期間雖然開展了全國尺度的土壤環境調查，在國家層面嘗試發布了土壤環境管理的制度文件、質量標準和技術規范，在局部區域也開展了土壤污染修復的資金支持和工程示范。但中國的土壤環境管理仍處于風險管控的初期階段，尚不具備規范的土壤環境調查識別能力和完整的污染地塊清單、缺少土壤污染風險評估的技術能力，更不具備風險管理決策機制和框架、高效的污染土地再利用規劃協調機制和土地污染信息公開的能力。我們仍不具備系統高效的土壤環境監管能力，不掌握土壤污染的清單和名錄，不具備土壤污染修復的足額資金渠道，土壤環境修復的技術和施工能力依然薄弱。土地污染的預防和預警機制、基礎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仍需時日。
2.4土壤環境管理面臨的主要挑戰
在全國人民向全面小康這一偉大目標邁進的關鍵階段，土壤污染問題已成為不可回避的重要發展短板。時至今日，中國仍然缺乏健全而高效的土壤環境管理法規和政策體系，基于風險的環境管控基礎條件短板依然明顯，在各相關部門協調監管及土壤環境修復監管綜合素質水平、各級環保部門針對土壤的環境監管機構、人員、設施和基礎數據方面仍需加強和提高[3]。隨著“土十條”的頒布，全社會又把加強土壤環境監管基礎上的土壤污染修復看成一塊利益巨大的蛋糕，國有企業、民間資本、國外咨詢和技術公司都把目光聚焦到土壤修復的核心產業掘金和相關鏈條拓展領域，一場圍繞著資源爭奪、利益分配、市場瓜分的金融資本主導的商界大戰正在醞釀。環境管理部門如何有序推動中國土壤環境管理與修復事業的健康發展，利用好手中這把環境監管利劍規范好土壤環境管理和環境修復行業的發展方向，可為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和來臨做好準備和鋪墊，是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對于新時期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切迫切的現實意義。
3有序推進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的主要內容
3.1土壤污染防控工作的關鍵基礎問題
做好土壤污染的預防預警是土壤環境管理的根本策略。當前中國土壤環境面臨的嚴峻形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工業化過程啟動時期，國家、社會和民眾完全沒有工業活動對土壤污染防控意識和工業化中后期土地資源再利用過程中可能造成的沉重污染治理負擔。國內外的土壤環境管理和土地污染修復實踐表明，土壤環境的預防、識別和治理修復三個階段的工作復雜度和投入都呈幾何級增長的水平。因此，遏制和預防土壤加劇污染的趨勢是當前土壤環境管理的首要任務，關鍵手段是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壤環境管理與修復相關管理模式、技術規范和標準體系，是有序推進土壤環境管理與環境修復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要高度重視“十三五”期間國土空間規劃工業產業調整和入園過程中土壤環境預警和預防機制的建立，確保工業化中后期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30余年期間，國土環境污染的有效控制和再開發安全。
健全土壤環境法規制度是確保土壤環境安全的基本保障。《土十條》的發布和一些省市正在陸續出臺的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及原則性的技術規范雖然可以在現階段有效彌補和推進我國土壤環境管理能力建設及土壤環境修復產業的發展。但純靠地方政府發展利益訴求和中央財政資金投入難以形成提升國內土壤環境管理水平和釋放土壤修復產業的發展活力的長效機制，同時更難以形成合理的環境績效評價機制和高效的資金投入產出效益。因此，建議一方面通過行政手段按照國家宏觀調控、原則規定為主，推進修復咨詢服務、修復技術和裝備體系的完善，建立以區域、流域或省級環保部門主導的環境修復相關目標值和標準體系。另一方面，將土壤污染防治與新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深刻認識健全和提升針對性強的土地污染管控的主要法規政策短板是確保土壤環境管理工作制度化持續推進的重要基礎，加速推進《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
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是解決土壤環境污染問題的必由之路。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國家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是實現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而加強土壤環境管理和確保土地環境安全絕非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單打獨斗”可以解決。土地承載的是經濟利益、人民福祉，也是國家和區域社會發展意志和空間安全的基石。因此，土壤環境安全也應納入國家戰略安全的范疇，除了環保、國土、農業、住建、工信、發改等政府部門的協同監管防治以外，面對土地污染的巨大歷史遺留儲備、土壤環境調查識別評估的繁重任務、可開發國土資源匱乏的嚴重約束以及新型土壤環境問題的加速呈現，如果沒有科技、工業、金融、社會民眾等大量投入和有效參與，就根本無法形成土壤環境問題的社會共治體系。土壤環境問題來源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矛盾，土壤污染問題的解決仍需要全社會的有效參與和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方式[4]。
化解土壤污染防控中的復雜矛盾可為解決土壤環境問題提供方法學理論基礎。截止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工業化工程都產生了嚴重的土地污染問題。土壤承載了人類排放污染物總量的近90%，在這個以化石能源支撐的世界文明進程中伴隨的土壤環境污染也是在水環境和大氣環境應治理受到高度重視后，于20世紀80年代后才被逐步重視起來[5]。由于土壤污染的監管難度、技術瓶頸和資金缺口，土壤污染的治理和環境管理一直困難重重。再加上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區域發展、經濟杠桿的更多交叉，造成土壤污染防控過程中政府部門、經濟實體、社會組織、民眾意識等相關方的利益訴求差異，導致土壤環境污染的矛盾化解變得更為復雜多樣。因此，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的觀點進行分析，土壤環境問題是工業化工程長期積累產生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仍需要在發展中解決，可為我國土地污染問題解決的戰略部署、社會期望和周期規律分析等提供重要的哲學理論基礎。
3.2土壤污染防控工作的具體措施建議
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快捷高效靶向效應強的特點，解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過程中的土壤環境突出短板問題。面對當前土壤污染的嚴峻形勢，尤其是農田污染引發的區域性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已經成為未來五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之一。行政手段具有管理措施直接到位，管理目標靶向明確，專項資金激勵作用明顯，效果考核督促成效突出等的優勢。在現階段全國土壤環境調查基礎薄弱、污染地塊需要快速識別、土壤環境監管法規體系不健全和環境修復產業發展基礎差等情況下，行政手段應充分發揮示范工程措施明確、資金投入保障有力，對產業扶持拉動能力強等特點，針對全國土壤污染的典型區域、重災區域和示范區域盡快進行試點，積極探索，落實工業活動遺留城市污染地塊、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控、受污染的礦區等類型的土壤污染問題解決方案。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轉變中的土壤環境安全保障和土壤環境修復產業發展提供基礎支撐。
逐步健全土壤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基礎，確保土壤環境質量安全和污染預防的長效機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土壤環境領域基礎相對薄弱。在盡快構建系統的土地污染防控管理政策體系、國家層面的立法和政策規定、省級或區域尺度的規范標準、市縣兩級一線執法監管體系的基礎上，預計中國在“十三五”期間會出臺針對當前土壤環境污染趨勢有效遏制、土壤污染治理修復、土壤安全風險管控為主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調整社會矛盾范圍寬泛，更佳注重土壤環境質量和土壤生態安全的《土壤環境保護法》會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間中國土壤環境管理道路探索的基礎上制定出臺。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作為主要驅動力的背景下，盡早構建能夠有效規范“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先進的土壤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是填補目前土壤污染預防和土壤環境預警體系幾乎完全空白，確保土壤環境質量提升和土壤生態安全、文化傳承，支撐社會可持續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
構建土壤環境產業綠色發展戰略，促進土壤環境修復行業的創新驅動和持續健康發展。無論是土壤污染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還是新型土壤環境污染問題的預防，或是防治工業化新階段土壤污染問題的輪回，都需要土壤環境產業發揮主體作用。與世界主流的環境產業規模和組成特征相比，中國的環保產業企業規模小、技術水平低、創新能力差、同質競爭問題突出，亟需打通修復產業化發展的瓶頸和約束，理化調整土壤修復產業個組分的比重，制定環境修復產業發展的嚴格考核機制，促進污染土地的綠色修復與可持續發展利用。與土壤相關的環境產業，包括土壤修復、土壤環境監測、土壤環境咨詢以及相關設備等邊緣產業的發展，必須以“創新”發展和“綠色”發展為主流的趨勢。隨著新一輪“供給側”改革調整，土壤環境產業也會在政府規制和市場競爭中磐涅，這要求我們必須樹立土地利用和環境修復綠色發展新理念，促進環境修復產業創新驅動和持續健康發展。
健全土壤環境保護的社會治理體系，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體制中的植入土壤文化建設的種子。隨著“土十條”的發布和“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的發布實施，對土壤環境保護上升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國家意志。面對土壤環境保護的前期薄弱基礎，加強土壤污染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稱為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然而，這并不代表土壤環境污染的預防預警和土壤生態環境功能的保護需求并不迫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中針對土壤環境保護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高低是決定中國土壤環境保護方向和進程的決定性因素。當前階段我們選擇土壤污染“風險管控”為主線的總體思路，原因是土壤污染迫切形勢下，現有的制度、技術、資金和能力水平差的條件下結合實際危害和管理訴求分析的折衷選擇。隨著責任追究體系的逐步健全，以及制度保障、技術能力、資金保障和監管能力的逐步提升，土壤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度融合以及主動預警機制的全覆蓋完備體系健全，還需要我們將土壤生態文化理念根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體系中[6]。
3.3推進土壤污染防控工作的階段劃分
土壤污染的形成和解決是一個社會問題，是工業化過程中全社會土壤環境保護意識從無到有，由朦朧到清晰，由被動到主動的歷史過程。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劃分一般與土壤環境保護的階段性具有較為一致的對應性。我國土壤環境管理進程的最主要決定因素仍然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方向和水平。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與土壤環境相關的食物污染問題、人居環境安全問題、土壤生態安全問題以及土壤文化傳承意識等，仍然需要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尋找妥善解決的路徑，土壤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復雜矛盾體逐步化解和轉變的過程[7]。我們嘗試基于現有的理解和信息基礎，把中國土壤環境管理能力建設、中國土壤環境產業發展變革、中國土壤環境安全社會需求結合起來分析，將中國的土壤環境管理劃分為如下幾個典型的階段并分析其特征(表1)。
①在2000年之前，中國的土壤環境管理僅停留在為數不多的幾次土壤環境調查上，土壤主要承擔著農業產量提升和工業化土地利用的作用，全國上下沒有土壤環境監管的專門機構，土壤污染幾乎全部停留在環境監管范圍之外;
②在2001-2010年，為土壤環境管理的自發萌芽階段，這一階段土壤環境管理的需求已經得到社會的充分認識，國土、農業、環保等監管部門開始探索土壤污染底數調查，土壤污染問題僅在土地再開發安全出現嚴重問題時得到重視;
③在2011-2015年，土壤污染問題在重金屬污染防控等個別要素和湖南、北京、上海等局部區域受到重視，社會開始探索土壤環境保護制度，政府部門開始明確監管要求，土壤環境修復產業早期階段，產值約30-50億元/年;
④從2016-2020年，國家和地方發布綱領性文件，土壤環境保護成為國家意志，土壤污染的趨勢初步得到抑制，土壤環境保護圍繞“風險管控”這一核心目標開展工作，土壤環境產業快速發展，土壤環境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⑤從2021-2030年，土壤環境保護法規進一步健全，現代化的土壤環境管理社會治理體系形成，土壤環境產業發展到成熟階段，土壤可持續安全利用和生態環境質量安全成為主流社會需求和驅動因子。
3.4現階段土壤污染防治需要深入思考和妥善處理的問題
當前行政主導的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的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在當前我國利用有限的社會資源，如技術力量、監管能力、資金投入等，逐步解決土壤污染的問題，需要調研和分析典型區域土壤污染的歷史、成因、分布、特征和危害途徑，土壤污染的面臨的主要敏感受眾等內容的詳實分析，確保有效的投入來實現全社會各階層的“環境公平”。隨著土壤環境產業的蓬勃發展，在土壤修復掘金的潮流中，一些國字頭的污染大戶，如石化、鋼鐵、冶金、化工等巨頭公司和上市企業，也逐步拓展修復板塊和業務領域。這些企業的介入有其正面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因素。要做好引導和規制，提出利用市場功能和規章制度充分發揮他們的行業技術優勢并避免權力尋租的的解決機制。
工業發展歷史與土壤環境保護的關聯度與有效預防的問題。土壤污染問題與聚集區工業環境的狀況密切相關，工業環境的綜合管理和意識水平，是保障土地污染預防、預警和高效治理修復的前提。同時，工業環境一般也體現了全社會防污控污的基本能力，也是環境修復產業中技術、裝備和產業綜合素質的一面鏡子，因此考察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業環境的演進與土地污染問題成因的相關性及影響要素，也是探索后續如何替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土地污染預防和高效避免“共地悲劇”的基礎問題之一。另外，中國土地污染的歷史階段、區域差異、行業差異、成因差異以及危害差異特征分析，以及中國土壤環境修復產業的發展階段、技術演進、管理機制等宏觀綜合判斷，是引導、規制和扶持修復產業，從目前占環保產業不足1%逐步發展到環保產業60-70%的重要基礎內容。
土地管理與土壤污染防控的一體化現代化治理體系構建問題。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土地污染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靠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監管機制逐步健全，而棕地再開發中的城市規劃、景觀設計和土地價值回歸則是核心要素。這期間“人”、“社區”、“城市”的需求和發展以及價值認同則是棕地能否恢復生機的靈魂所在。在上述經驗認識的基礎上，如何在中國大地上新一輪的城市化建設中，充分認識到新中國工業行業發展中遺留的工業地塊和景觀的價值，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的同時，增強全社會的認同感和歷史遺跡的保留，留下社會主義早期建設中遺留工業產物的美學價值，也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土壤環境管理中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度優勢的問題。土地共有制度前提下，中國未來發展階段土地污染的預防、控制和修復與西方國家相比較，制度優勢的分析和體現是當代環保人必須科學回答的問題。如何實現土地資源永遠稀缺的基礎上，全社會福祉的最大化，如何在世界經濟技術發展演替中的后工業化主流時期，有前序經驗可以借鑒的前提下，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相對優勢是擺在我們面前迫切需要破解的問題。從區域和城市的空間尺度進行分析，基于中國國情，在后續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中，探索土地污染問題內部化的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理論方法，就如何科學量化及有效規避土地污染外部性問題;如何分析和保障區域發展中稀缺土地資源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綜合效益最大化問題;如何充分利用環境科學、環境工程、環境經濟、環境管理、區域發展、城市規劃、景觀設計等綜合學科和理論，探索社會主義全面小康社會實現過程中區域或城市棕地問題的有效解決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系統探討是也是當代環保人的歷史使命之一。
4主要結論
4.1實現全面小康必須有效應對土壤環境安全問題
我國土壤環境污染歷史久、底子薄，問題突出，形勢嚴峻。然而，土壤污染是工業化過程的產業，是特定階段人類社會發展和認識環境規律的新的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道路，雖然在工業制造和污染排放方面具有相對劣勢，但也有后發展的技術優勢和環境污染預防意識優勢[8]。在以提升環境質量為核心的“十三五”期間，應樹立保護土壤環境就是保護土地生產力，提高土壤環境質量就是提高土地生產力的思想，針對人民群眾關心的重點領域，有效應對土壤環境質量改善這一突出短板，集中發力解決有限目標的土壤環境安全突出問題，是當代環保人不可推脫的責任和義務。
4.2用發展的眼光正面積極看待土壤環境保護問題
土壤環境治理不是發展的包袱，土壤環境保護也不是發展的約束，而是新時期社會變革、經濟發展、科技創新驅動的新的動力和增長點。環保產業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重要經濟增長點，土壤環境的預警、調查、修復等產業屬于技術密集度高、創新驅動需求強的產業類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機遇期，通過構建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土壤環境行政監管和土壤環境產業體系，綜合運用法律、行政、金融、技術等手段協調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是妥善解決土壤環境安全問題的必然和可行的途徑。
4.3充分挖掘土壤生態環境歷史文化內涵價值
中華民族在土壤環境保護方面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承，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跨度從熱帶土壤到寒帶土壤類型的國家，豐富的土壤資源孕育了燦爛的土壤文化。土壤除了具有我們熟知的農業生產、環境功能外，還是最大的生物基因庫和資源庫、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根基、碳循環中的重要碳庫，具有豐富的保存自然文化遺產功能、景觀旅游資源和材料支撐功能。保護土壤環境的社會價值遠大于目前我們主要關注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和人居環境健康安全。做好土壤環境保護工作，對于提高中國傳統文化和新時期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結合和提高全社會的文化自信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4.4兼顧土壤環境安全與環境產業發展的社會公平
由于土壤環境管理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復體現的是國家意志以及政府所主導的社會意識主流媒體宣傳。土壤污染對人群健康的危害和土壤生態環境安全的社會管理方向是在有限的科學認識、信息傳遞基礎上做出的判斷。尤其是現階段政府部門主導的土壤環境調查和治理修復示范階段，應慎重選擇土壤環境保護先行區域，合理選擇土壤環境監管和修復示范項目資金投入，完善土壤修復產業調控機制和技術優選模式，充分把控現階段土壤污染防治“風險管控”這一核心要求，探索符合重點區域、典型行業土壤環境保護特性的工作機制和發展模式，確保土壤環境保護工作成果符合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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