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污邁上新臺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2020年，我國生態環境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有力支撐了依法治污；生態環境司法聚焦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領域，嚴懲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用法律手段推進生態環境保護的成效越來越顯著。
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已基本形成
2020年，生態環境立法在依法保護生態環境、依法治理污染方面，充分發揮了法律的規范、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襲，全國人大常委會迅速行動，第一時間作出全面禁止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決定，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為加大污染防治力度、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2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制定了長江保護法、生物安全法。
新固廢法是繼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之后，生態環境領域又一部重要的單行法。至此，在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幾個重點領域，都有了法律支撐。
長江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流域法律。堅持將保護與修復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放在壓倒性地位，是制定該法過程中始終堅持的立法理念。長江保護法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突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基本要求，通過規定更高保護標準、更嚴保護措施，加強山水林田湖草整體保護、系統修復。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曾對媒體表示：“目前，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已經基本形成。”
梳理2020年的立法工作，我們欣喜地看到，綠色發展的理念日漸貫穿到立法過程，成為立法的基本準則。民法典各分編中直接涉及資源環境保護的條款達18條之多，很好地貫徹了綠色原則。
嚴懲環境污染犯罪，則是立法的又一目標。2020年年底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一方面將環評、環境監測機構“弄虛作假”首次納入刑法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對刑法原有的“污染環境罪”的適用情形提高了處罰檔次，同時補充了在自然保護區非法建設、非法引入外來物種兩類新的犯罪。
在法規方面，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排污許可管理條例（草案）》，對違法行為加大處罰力度，采取按日連續處罰和停產整治、停業、關閉等措施從嚴處理，提高了違法成本。這必將為“十四五”期間依法規范企事業單位排污行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提供更加堅實的制度基礎。
此外，為推動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2020年生態環境部制修訂8件規章，發布122項標準、3項國家基準，廢止修改規章及規范性文件31件，有力支撐了精準治污、科學治污和依法治污。
通過典型案例辦理，堅決維護社會公益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2020年，司法機關牢固樹立現代環境司法理念，通過一批典型案件的辦理，嚴懲環境違法犯罪行為，有力維護了社會公益和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
刑事打擊重點指向長江流域。“兩高三部”曾在聯合發布的座談會紀要中明確，對在長江經濟帶區域跨省市實施環境污染犯罪行為，要依法予以從重處罰。
2020年入選最高法典型案例的被告人姚某友等14人污染環境案，就是一起在長江經濟帶區域跨省傾倒工業污泥污染環境的刑事案件。本案中，14人為牟取非法利益，分別作為工業固體廢物的接收人、介紹人、運輸人、非法處置人，通過上下協作、相互結合形成利益鏈條，涉案人數多、范圍廣、數量大，對長江經濟帶相關區域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被從重追究了刑事責任。
環境公益訴訟注重從源頭遏制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行為。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15.1萬件，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辦理了5件。守護萬峰湖流域生態環境，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辦理的第一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在黔西南調研期間，了解到萬峰湖部分水域不同程度存在違法網箱養殖、搭建浮房等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部分水域存在水質嚴重不達標的情形后，決定對萬峰湖流域生態環境受損情況立案調查，并成立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任組長的專案組。經過各方努力，不到一年，萬峰湖湖面上可見的污染全部消滅，干支流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體現了“環境有價，損害擔責”原則。2017年11月，某公司在新鄭市龍湖鎮非法傾倒有毒土壤。在有關部門在采取緊急控制措施、查清污染事實、鑒定損害后果后，鄭州市生態環境局與某公司通過磋商，達成一份賠償929.82萬元并承擔土壤修復責任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協議。法院經過司法確認后，賦予了磋商協議強制執行效力，促進了磋商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中的作用。
近年來，全國已辦理多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違法者承擔了應有的賠償責任，及時修復了受損的生態環境，有力破解了“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困局。
完善體制機制，形成保護生態環境合力
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以來，生態環境系統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數千件涉嫌污染環境案件，有力推動了“十三五”時期污染防治攻堅戰。
這一成績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近年來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的不斷完善。
早在2017年，原環境保護部聯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制定了《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辦法》，規定三部門應當建立聯席會議機制、雙向案件咨詢制度、聯合調查機制、重大案件進行聯合掛牌督辦制度和信息共享機制。201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與生態環境部首次簽署互派干部崗位實踐鍛煉合作協議。2019年2月，“兩高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指導長江流域各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形成依法懲治環境污染犯罪合力。
創新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還有一個地方樣本——浙江。浙江是全國第一個實現省市縣三級生態環境部門與公檢法聯絡機構全覆蓋的省份。
另一方面，成績也來自于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生態環境司法專門化水平不斷提高，跨區域、跨流域司法保護漸成氣候。
持續推進環境司法專門機構建設。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構1353個，其中環境資源審判庭513個；共有23家高級人民法院實行環境資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歸口審理模式。
建立跨行政區域的案件管轄機制。江蘇已形成以省高級人民法院環資審判庭為指導、南京環資法庭為核心、9個生態功能區法庭為依托的“9+1”環境資源集中管轄審判體系。湖南在全省設立湘江、洞庭湖、東江湖、資水、沅水、澧水和湘中環境資源法庭，跨行政區劃集中管轄一審環境資源案件。
筑牢流域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屏障。重慶、四川、貴州、云南四省（市）高級人民法院共建長江上游環境資源審判協作機制，并達成框架協議。上海、江蘇、浙江三地檢察機關會簽《關于環太湖流域生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跨省際區域管轄協作意見》，促進環太湖流域生態環境的整體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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